斩生活记

“你外婆是个人物。”

最初听到这句话是从爸爸嘴里。我问爸爸：“外婆怎么就是个人物了？”他说：“她不信鬼神，信自己。”

我对能深刻记起的有外婆在的画面，基本都是带着一丝恐惧的。比如，去外婆家度假，清晨她就会把我拎起来，待我睡眼惺忪地来到厨房时，她已经外出一趟，买了一堆早餐，也不管我爱不爱吃，总之都要让我趁热全部吃掉。然后外婆会说：“走，陪我去买点东西！”当然，我也会弱弱地抵抗：“我不想去。”但外婆会回答：“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

外婆不会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但在菜场里买着买着，她就会把我一个人留在黄鳝摊上。“站好，不要动，我去去就来。”于是留下我惊惧地看着摊位上穿着破洞背心的胖子划鳝丝。

这景象让小孩子甚是难受。像是过了一个世纪左右，外婆终于回来了，手里抓着塑料袋，袋子里有一只彻头彻尾缩起来的鳖。“你干什么去了，去那么久？”我委屈地问外婆。然而，她回答：“卖甲鱼的地方在杀生，小孩子看了不好。”我心里勃然大怒，那划鳝丝和杀王八有什么区别吗？但我一定是敢怒不敢言的，只能灰溜溜地随外婆回家。

回到家，外婆蛮横地命令我：“洗手！换拖鞋！等我一歇！”于是我照例瑟瑟发抖不敢动，因为知道接下来外婆就要去杀那只鳖。纵使她说了小孩子看杀生不好，那也是在她自己的逻辑体系里随口一说罢了。而且，比起“杀”字，外婆更喜欢用“斩”字。她不说“我去杀条鱼”，只说“我去斩条鱼”；也不说“我切盆肉”，只说“我斩盆肉”。

接下来要斩那只鳖。外婆穿着塑料拖鞋，一只脚踩在全身缩到壳里的鳖身上。可怜的鳖。她举起纤弱的胳膊，把刀置于头顶，小小的身子绷紧了肌肉，露出静默的杀气。竟然有一丝好笑。我在纱门外面吭哧一声刚想笑，便遭到外婆的白眼，于是我大气都不敢喘。屋内空气仿佛凝固，那只倒霉的鳖以为天下太平了，果真愚钝地、慢慢地、极其惜命地，把它的蠢脑袋伸了出来。

“嘣！”外婆手起刀落，斩掉了鳖头。

不仅斩鳖，外婆几乎能斩一切。太仓乡下拿来的大白鹅，她一斩就是五只，且嫌麻烦的时候，可以一手抓起两只鹅的颈，任巨大的鹅如何不服、扭动、挣扎，她都能极冷静地一刀斩断它们的咽喉。

作为绍兴人，外婆斩得最好的还是鸡。能斩鳖斩鹅，小小的土鸡哪里是外婆的对手，哼都不哼一声便已经死在外婆的“魔爪”之下。

外婆是一个数十年如一日不思考的人，在童年的我的眼里，她好像生来就携带大刀，不假思索地对着她面前的鸡鸭鱼肉、萝卜、竹笋一顿大砍大杀。她对人也是一视同仁地凶悍，从她的丈夫到她的子女，乃至孙辈的我们，她所做的就是骂一顿，然后给吃的，再骂一顿，然后继续供应吃的。她人生的大多数时间在厨房中，背向家人，忙忙碌碌地“大杀四方”。

外婆去世的时候，我不在上海。过后的某天，我和妈妈一起整理旧相册，忽然就看到了外婆年轻时的照片，这是我记忆中模糊的部分，仿佛从我认识她的那天起，她就是个手拿菜刀的凶悍的老太太。但照片中的外婆，俨然像个混血儿，面孔立体，一头俏皮的鬈发，穿各种蕾丝或大荷叶边衣服，都是公主的模样。那一瞬间我明白了，她为何坚持要在自己去世之后，不穿寿衣而穿洋装。当持大刀斩向生活之时，洋装就会成为外婆心中的负累。

外婆确实是个人物，她不信鬼神也不信他人。只要能一路过关斩“怪”，她就可以不思考目的，不琢磨误解，不去咀嚼自己生活中那些难以下咽的部分。

还记得儿时某个酷暑难耐的午后，忘了我是因为什么和外婆置气，她还在菜场，我一个人气呼呼地跑回没有人的外婆家，左找右找没找到水或者饮料，冰箱里只有外公的罐装啤酒。我愤而打开一罐，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不久却感到一阵眩晕，直接倒在沙发上睡得不省人事。醒来的时候竟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我一骨碌坐起来，回想了几秒钟，意识到自己犯了天大的错误，可能要被外婆揍死了。这时候外婆端了碗绿豆汤过来，她黑着脸上上下下打量我，我以为她要怎么骂我，但她竟然带着哭腔说：“你吓死我了。”

（林冬冬摘自《上海文学》2024年第12期，宋晓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