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美日记

“我做了整整三轮治疗，才将填充剂溶解干净。”

阿什利·斯托巴特，34岁，播客主播

我在脸上的花费至今已超过13.5万英镑（约合人民币124万元）。25岁时，我用过的填充剂已数不胜数。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填充剂会随着时间推移自然消失，只有不间断的注射才能保持美貌。

直到怀孕，我才意识到这些注射剂带来的不良后果。玻尿酸会吸收大量水分，导致水分滞留。我的脸变得异常肿胀，每次照镜子都会被吓到。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再也不碰任何填充剂。

我做了整整三轮治疗，才将填充剂溶解干净。我的下巴和嘴巴周围变得异常松弛，我决定再做一次面部拉皮手术。手术持续了九个小时。虽然之前已经做过三轮溶解治疗，医生仍从我脸上取出了不少填充剂的残留物，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我是热爱医美的。有些人认为，选择医美是缺乏自信或不快乐的表现，但我只是觉得它很好玩。我做过提眉术、上眼睑提肌手术、多核苷酸注射……我承认自己很虚荣。我对“优雅老去”毫无兴趣，我只想“永远年轻”。

“周五晚上，我可能会心血来潮，想着给自己注射点什么。”

戴维·杰克，40岁，整形医生、美容品牌创始人

说到注射剂，只要不会让我看起来太奇怪，我都乐意尝试。我打过肉毒杆菌素，也在面部中段、下颌线、下巴以及笑纹周围注射过填充剂。我自己给自己注射——我经常给别人做手术，所以不觉得可怕。

我就在这个行业工作，所以接触到的微调比大多数人都多。周五晚上，我可能会心血来潮，想着给自己注射点什么。对于外貌，我一直持主动干预的态度，发现不满意的地方就积极调整。近两年，我掉头发有些严重，于是毫不犹豫做了植发手术。

我确实有些担心现在的青少年。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不切实际的“完美”，对此，某些医美机构和整形医生是有责任的。我们应该重点关注肌肤健康，而非外表是否完美。很多人进入这一行是因为他们自身存在躯体变形障碍，然后他们又会以这种心态去评估客户。每年参加医美大会，我都会发现同行们脸上动过的地方越来越多——这种趋势相当危险。

“我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这一点从我脸上就能看出来。”

达芙妮·塞尔夫，96岁，

吉尼斯世界纪录“全球最年长职业超模”

每天醒来，我会躺在床上做一些面部运动，比如抬头、低头、微笑，让肌肉保持紧致。除此之外，我不太在意外表。我经常懒得化妆。96岁的我同25岁时相比，脸颊薄了许多，皱纹更不用说了，但我喜欢年龄带来的变化。我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这一点从我脸上就能看出来。

我20多岁开始当模特，后来因为生儿育女放弃了。70岁时，我被街上的星探发现，自此事业才算真正起步。那时女性普遍不受重视，我却突然得到很多关注，或许这就是我不担心衰老的原因。不过，我的成长环境也有影响。在我小时候，老是盯着镜子看会让人觉得虚荣又愚蠢。现在，我只有刷牙时才会照镜子。由于视力下降，就算我盯着镜子其实也看不清。这样正好！

我从未想过去打肉毒杆菌素或做整形手术：我们应当坦然接受生活给予我们的一切。我见过不少脸上动过刀的人，他们连正常的表情都丢了。我不想那样。我甚至连瓶瓶罐罐的护肤品都懒得用——折腾那些太浪费精力了。

“我成为不了任何人，只能做自己。” 

拉达·莫德吉尔，45岁，医生、播音员

记得第一次上电视时，工作人员给我化浓妆、拉头发，努力让我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心想：“天哪，这究竟是谁？”

我是学医出身，却稀里糊涂进了广播电视行业。这是一片崭新的天地，每个人似乎都在“服美役”。放眼望去，身边大多数人都比我苗条，比我会打扮，对医美的态度也更为开放。她们的头发永远整齐有型，而我却总是一头炸毛。最初四五年，我经常默默寻思：“要是能像她们那样就好了。”别人也时不时提醒我：“你能想办法让头发顺一点吗？”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意识到，哪怕我一年365天都在努力，也无法同那些人一样。我成为不了任何人，只能做自己。将“美”模式化是很危险的。有时，我觉得自己鼻子太大、眉毛不对称。这种想法令我气愤：美容行业怎么能为了卖出产品，就引导人们贬低自己呢？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美的概念，我们相信它，追求它；然后，如果足够幸运，我们能学会忘掉它。

“填充剂让我看起来像只花栗鼠。” 

瓦尔·加兰德，66岁，

化妆师、《化妆界明日之星》评委

我热爱护肤，喜欢尝试新玩意。大约四年前，我开始做面部护理。我在颧骨处注射过填充剂，但效果不佳——我看起来像只花栗鼠。我还被忽悠去做了丰唇术。好友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天，你怎么成了鳟鱼唇！”

以前，我每三个月注射一次肉毒杆菌素，现在越来越少了，因为我喜欢上了自然的面部表情。参加《化妆界明日之星》前，我只在眼周和额头打了点肉毒杆菌素。有一次，我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的素颜照，有人评论说：“没想到你敢这么做！”没错，我们并不生活在美颜世界里，这才是真实的生活。

“额头缩小手术让我满脸淤青。”

梅丽尔·威廉姆斯，28岁，

真人秀节目《叛徒》第一季的获胜者

我很介意自己的额头，因此讨厌拍照，甚至不愿当着别人面洗脸，因为那意味着我不得不把头发拢到后面。每次回看自己在《叛徒》里的表现，我脑子里想的全是：“老天，我的额头真吓人！”

我的情况属于软骨发育不全，胳膊和腿都比常人短。因为这种病，我已经学会接受现实。然而，当我在真人秀上赢了几万英镑并知道可以通过手术缩小额头时，我觉得机会来了。

手术结束后，我花了整整三周时间才算恢复。手术切除了部分皮肤，降低了发际线，这让我满脸淤青，就像从山上摔下来一样。不过，与我之前做过的面部手术相比，这次经历显得微不足道。由于牙齿咬合问题，我在22岁时做过双颌手术。医生切断了我的颌骨，移除了部分骨头，然后在上下颌骨分别装上金属板重新固定。醒来时，我发现嘴巴根本无法张开，真是太可怕了。

“湿疹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阿莱米德·奥纳肖加，33岁，模特

每次脸上起湿疹时，我都觉得自己是个丑八怪。人们对此普遍缺乏同理心，毕竟多数人没得过湿疹。对于深色皮肤的人来说，皮肤病的症状可能更加隐蔽，因为黑色素会掩盖病情，于是别人就更难理解你的痛苦。明明是皮肤病，别人却只会轻描淡写地说：“你好像比之前黑了不少。”拜托，我的病情在恶化呀！

这正是我进入模特圈的原因：我在网上搜过黑皮肤患湿疹的照片，却什么也没找到。于是，我决心让摄影师拍下我得湿疹的经历，为皮肤病患者发声。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变得更加自信。

我做过富血小板血浆注射。医生从我的手臂抽取少量血液，通过离心技术分离出富含血小板的血浆，随后将浓缩的血小板重新注入体内，帮助皮肤再生。我还一直涂抹类固醇药膏来治疗湿疹。这种办法只能短期缓解症状，并不能根治，我却一连用了好几年，结果导致全身淋巴结肿大。现在，我将重心放在健康而非外表上。我尽量避免压力，保持健康饮食，也接受了湿疹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不相信‘缺陷’这个概念。”

艾玛·达比里，45岁，历史学家、作家

我从小在爱尔兰长大。那是80年代，很多人都没见过黑人。被别人盯着看、被别人议论，这些事我从小就深有体会。我开始在意外表，用化妆来隐藏自己。我每天顶着厚重的粉底出门，我讨厌自己嘴唇的颜色。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年轻女性要重视外貌。那时的我非常渴望外界的认可。但现在，我早已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了——陌生男子心血来潮的评价凭什么能定义我？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明白了自己的价值所在。在撰写《拒绝服从的身体：美应不羁》一书的过程中，我发现许多文化都更重视人的隐性品质，比如正直。这些发现令我如释重负。

我不相信“缺陷”这个概念。所谓的“缺陷”究竟是未能符合什么样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又是谁制定的？我也曾有过困惑，觉得自己不该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享受穿衣打扮，仿佛这两件事水火不容。这种想法太荒谬了。身体是我们与外界交流的窗口，打扮也是人生体验的一部分，但这种体验应基于个人意愿。今天我可以选择不化妆，明天也许就愿意浓妆艳抹——在这件事上，我只尊重自己的感觉。

“陌生人嘲笑我是‘痘痘脸’。”

乔治亚·托福洛，30岁，播音员、企业家、作家

我喜欢自己的长相，唯一的困扰是脸上的痘痘。15年前，第一次长痘时，我安慰自己：“青春期嘛，很快就过去了。”可痘痘不仅没消失，还越长越多，留下的痘印也愈发明显。

皮肤状态不错的时候，我能用粉底遮住痘印。如果皮肤状态不好，我整张脸都会很疼，痘痘也更容易破。我是个活泼开朗的人，但皮肤不好的时候，我会变得胆怯、羞愧。自己的心情竟然要被痘痘左右，这着实令我沮丧。

2017年，我参加了真人秀《我是名人》。一些和我年龄相仿的女性嘲笑我是“痘痘脸”，还说：“她以为自己能遮住，其实我们都看得出来。”我吃过抗生素，也尝试过各种有益肠胃健康的补品。不过，想要消除痘印，还是要舍得花钱。对我来说，这种花费更多是精神上的负担——我本可以将时间用在更有价值的事上。

“每年我都会飞到韩国做激光美容。”

舒伊·黎，32岁，美妆博主

小时候，我对自己的长相极不自信：鼻孔太大，眼球突出。我记得那时我经常盯着安吉丽娜·朱莉的照片——大家都说她是世上最美的女人，因为她的面部非常对称。我边照镜子边想：“我的脸肯定不对称。”后来，我飞到马来西亚做了隆鼻术，还割了双眼皮——这是非常常见的小手术，午休时间就可以完成。

我的美妆频道有350万粉丝，现在我可以享受免费医美了。我注射过填充剂和肉毒杆菌素，每年都会飞到韩国做激光美容。有时，我会一次做十种治疗并拍摄视频发到网上。大量填充剂让我的面部特征发生了变化。我做了溶解治疗，现在的我更喜欢微调美容。

美妆博主是否该为如今苛刻的审美标准负责？我想，就算没有我们，人们也会拿明星做标杆，比较的压力总会有，至少美妆博主愿意坦诚地谈论自己脸上动过的地方。人们指责我是在给医美做广告，但我只是想诚实地说出很多人做过却不敢公开讨论的事情。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