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事件”为方法：观照新世纪文学发展的一种角度

“历史就是叙述事件，叙事就是把历史上的行动者相互之间看来是局部的、混乱的和不可理解的情节联系起来，并加以理解和解释。”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史的书写亦是如此，各种“文学事件”理应成为观照新世纪文学的重要角度。必须说明，虽然“事件”已然成为当代思想的聚焦范畴，尤其新世纪以来，福柯、齐泽克、伊格尔顿、德勒兹、巴迪欧、子安宣邦等人关于“事件”的理论生产在国内不断获得回响和延伸，“文学事件”引发了文艺理论界的广泛探讨，但本文的“文学事件”并非此种意义，而是回到“事件”一词的本义——按《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事件”指“历史上或社会上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本文所谈论的“文学事件”是指新世纪以来由某一作家、作品、话题或现象引发，在文坛激起反响，并可能波及社会，甚至成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事件”。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从新世纪初的“韩白之争”、“80后”粉墨登场、网络文学兴起、《狼图腾》评价的两极化、底层文学的发酵和打工文学的凸显、余华《兄弟》出版的争议，到新世纪第一个10年前后“梨花体”“羊羔体”的狂欢、顾彬炮轰中国当代文学、李娟现象、余秀华热、非虚构写作浪潮的横空出世、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再到近几年科幻文学狂飙突进、“新东北”写作的破圈、创意写作学科的崛起、“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实施、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文学挑战……林林总总各类事件到底哪些值得放在文学史的情境下讨论，“一个事件如何比另一个事件具有更多的重要性”？历史学家对此的回应是，“首先，历史对个体事件的特殊性并不感兴趣，它感兴趣的是它们的特征性”；其次，历史关注以有机组织展开的呈现为情节的网状事件，而非“决定论的一个碎片”②。借鉴这种观念，选择“文学事件”的依据应为其“特征性”和“情节性”，被选择的事件应根源于具体的社会历史场域，“一方面促使深层的历史事实浮出水面，另一方面其本身又参与历史事实的建构”③，可以为我们透视文学生产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潮涌，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等内在的关系，以及当代文学观念自身的嬗变和文学场域、文学制度的更变，提供更充分、可感的历史细节。在笔者看来，洪子诚对“作为当代文学事件的《红与黑》讨论”所做的分析即是如此。这一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讨论并未被写入文学史，但其背后体现了“考察当代文学在建构自身的主体性时，如何面对处理外国文学（特别是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难题”。虽然这场讨论看起来是孤立、个别、具体、短暂的，但之所以称之为“事件”并值得阐释，是因为其“性质和意义”都远远超出个例本身，具有绵延不断的影响和制导文学发展的潜在生成性①。

循着这一思路，本文在遴选新世纪“文学事件”时，也选择了数件被一些大事掩映着的看起来不大但值得细细讨论的事件。具体展开时，则尝试借用一些历史学者以“事件路径”代替“事件史”的研究方法，即将关注重心从“事件”本身发生、演进、转折、消退的完整过程，转向“事件”背后的社会情境、情感结构、文学理解，借以打开“事件”的开放性。同时。“事件路径”也意味着与“事件史”不同的看待时间的方式，在对“事件”做必要的钩沉外，它更强调一种后见之明，“将相对而言更具稳定性的共时性社会结构纳入研究视野，事件本身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其意义更多地在于对深层、隐蔽的社会历史真相的反映。时间不仅仅是以其绵延之维使事件得以发生，其意义更在于为社会结构在事件中展现自身提供了可能性”②。

一、为什么是《国家订单》

2010年10月19日，由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曾任武汉市纪委书记的车延高的诗集《向往温暖》位列诗歌类获奖名单之中，其直白的诗风被网友戏称作“羊羔体”，并迅速引发热议群嘲，此事件乃至入选《中华读书报》等媒体评出的“2010年十大文化事件”。在这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中，还有一位作家的作品受到广泛关注，那就是被称为“打工作家”的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虽然，在斩获鲁迅文学奖的前一年，王十月已经调入广东省作协担任《作品》杂志的编辑，而且大约从2004年开始，他基本上告别打工状态，开始从事专职写作，并按部就班地成长为一名纯文学作家③，但这并不妨碍批评界和媒体对其“打工”与“底层”身份的塑造和看重。担任此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的丁帆在接受采访时便说：“我将《国家订单》这部小说作为第一名推荐，作者王十月以前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作品从广义上仍然可以归为‘底层写作’的名下，但它却很有新意，它关注的是劳资矛盾这样的重大题材。他写的是深圳打工者和老板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虽然文字不算精致，但将社会底层图景展露无遗。”④而王十月本人在获奖感言中也着意强调了评审委员会“在以这样的方式向我所书写的打工群体表示敬意”。

以2004年《天涯》杂志开辟“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为标记点，底层文学一跃成为新世纪第一个10年中影响最大的文学潮流，甚至被视为“人文主义精神大讨论”之后又一个进入公共视域的文学话题。在围绕底层文学的各种讨论中，一个焦点性的问题逐渐形成，那就是“底层究竟能否被代言”？持赞同意见的认为，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底层基本没有自我发声的能力，而作家通过关怀底层、代言底层可以有效重建文学的及物性和公共性，是对20世纪90年代封闭化的个人写作和纯文学“迷失”的有力反拨；反对者则认为，代言不但会缩略和固化千差万别的底层经验，形成“男杀人女卖身”之类的苦难同质化的竞写套路，进而还让这一写作样态沦为与底层民众真实痛痒无关的文学“圈地运动”。正是在这一争议中，本来有其自身发展脉络的打工文学，被一些批评家合并到底层文学的潮流中一并讨论，打工文学主体打工者的身份所带来的人生经验与创作经验的合一——用王十月的话来说就是“别人是间接地看到，而我是直接地经历”⑤——似乎也有效解决了代言隔膜的问题。只是此时已脱离打工身份转变为体制内专业作家的王十月，到底是“作为打工者”发言，还是在“为打工者”发言呢？值得进一步追问的还有，为何会是《国家订单》代表底层写作获得官方大奖？这部作品与其时方兴未艾的底层写作所形成的多个写作路向是何关系？小说素材背后可以链接的时代信息又是什么呢？

2010年，在一篇对新世纪第一个10年带有总结意味的文章中，陈思和指出：“新世纪开始之际，有两个事件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一个是‘9·11事件’，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直接导致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的冲突，美国政府用反恐取代了以前的意识形态冷战，中国的经济发展获得了一个有利的世界环境；另一个是中国加入了WTO，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制度接轨，成为世界经济组织的一个成员。”两个导致中国经济腾飞的“事件”，也极大“刺激了文学创作，迫使文学直逼社会转型中的大量感性的生活素材”。而《国家订单》的写作及其所讲述的故事，即可视为这两个“事件”的连锁反应。

《国家订单》原发于《人民文学》2008年第4期。小说的主人公当年“背着一个破蛇皮袋离开故乡”，从一个打工仔苦熬成一家小制衣厂的老板。拖欠货款的境外公司经理杳无音信，让工厂濒临破产，被欠薪的工人张怀恩给老板寄了一把刀子以示威胁。焦头烂额之际，“9·11事件”爆发，小老板接到一批来自美国的“国家订单”，要求工厂在5天之内生产20万面美国国旗。为了工厂能起死回生，小老板逼着工人不眠不休地赶工，最终完成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未料被提拔为车间主任的张怀恩却因过劳死倒在车间的碎布料堆里。巨额索赔又一次把小老板逼上绝境，走投无路的他在一个傍晚时分爬上了高压线架……

从上述故事梗概可以看出，《国家订单》其实包含了底层文学的三个主要写作向度，但又都对之做出改写。这三个写作向度是以《太平狗》《马嘶岭血案》《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篡改的命》等为代表的凝缩底层苦难经验的作品，以《大嫂谣》《万箭穿心》《高兴》等为代表的发掘底层百姓人性光辉的作品，以及以《那儿》《问苍茫》等为代表的接续左翼文学传统的作品。《国家订单》里有关于苦难的书写，如小老板、张怀恩和李想等各有各的现实困境，但并未停留于苦难的呈现；小说有对小老板和打工仔内心善意的洞察，但无意美化他们，且写出了善意与欲望的平衡。更重要的是，这个关注劳资矛盾的小说，把曹征路、刘继明在《那儿》《茶叶蛋》等小说中征用的阶级话语转化为民族话语，凸显了当时尚处于全球产业链末端、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中国制造业在现实中的无奈。小说结尾的一幕无疑具有象征和反讽意味：坐在高压线架上的小老板又接到电话，要求追加10万面国旗的订单。他扔掉手机，一边骂着“去他妈的国家订单”，一边将口袋里的美国国旗版样丢入风中。

应该说，如果论及底层写作所内蕴的“广阔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思想原因”，《国家订单》恐怕不如“激动人心地、艺术地表现了当下中国生活中最抢眼的矛盾”（陈映真语）的《那儿》深刻，但《国家订单》的获奖体现了“告别革命”的余波、新左派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微妙的博弈，以及写作者、精英文学批评和社会大众审美的磨合，在日趋分化的思想界和文学圈中，它似乎与哪一方都可形成有效的链接，较为圆融地在多个场域获得反响。而由打工者到体制内专业作家的身份变化其实也有类似意义。在王十月之外，以《黄麻岭》《铁》闻名的“打工诗人”郑小琼也在2009年成为广东事业单位的聘用制干部。这一方面体现了相关单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胆识，另一方面也透露了作协体制强大的收编力量，以及试图对野生打工文学做必要引导的某种考量。虽然王十月和郑小琼都拒绝对他们“马甲化”的指认，反复强调不要从他们曾经的身份而是作品入手来讨论他们，但“打工作家”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象征资本”，并因此促使他们成为底层写作潮流中具有个案意义的写作者。

这个“事件”也许还可以补充一笔，在王十月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第二年，一位来自广东揭阳市玉湖镇的名叫许立志的“90后”年轻人进入深圳富士康龙华科技园工作，开始从事王十月打工生涯曾经从事过的流水线工作。2014年9月30日，他从深圳龙华一座大厦一跃而下，所有他曾经咽下的屈辱都以死亡的方式汹涌而出。许立志去世后，他的诗集《新的一天》获得众筹出版。

二、《锦衣》与新世纪“戏剧的命运”

自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发表的作品有戏曲剧本《锦衣》、组诗《七星曜我》、短篇小说《天下太平》《等待摩西》《一斗阁笔记》、古体长诗《东瀛长歌行》《鲸海红叶歌》、长诗《饺子歌》，出版有小说集《晚熟的人》和话剧剧本《鳄鱼》等。戏曲和戏剧占比不少。其中2017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9期的《锦衣》，是莫言蛰伏5年的归来之作。这个作品不但打破了读者和批评界的阅读期待，也因对传统的复归和特别的戏曲体式成为新世纪文学的一个“溢出”。如果我们以文学史的阐释框架为依据，该如何看待《锦衣》？而莫言这样诺奖级别的小说家矢志戏剧创作，又意味着什么呢？

不妨先把视线拉远一些。20世纪末中国出现了两部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著，即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作为文学史四大文体的话剧在两书的位置都渐趋边缘：洪本文学史第十二章谈到“十七年”的话剧创作情况，但到了新时期部分，只在第十七章第三部分“文学诸样式的状况”中简略提及，再无专章论述；陈本则除第十五章“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谈到了高行健的《绝对信号》，也没有再对新时期戏剧予以更多论述。

进入新世纪后，戏剧的边缘处境更是被放大，以至于戏剧界和文学界不断要对此话题做出回应。先是2000年春天，由黄纪苏、张广天编导的史诗剧《切·格瓦拉》在北京人艺小剧场上演，轰动一时，成为当年标志性的文化事件。该剧激活了社会各界对于后革命时代“正义”与“理想”的新认识，也引来一些人对可能输出暴力革命等“极左”话语的警惕，还引发了人们对戏剧前途的思考。有人认为，《切·格瓦拉》这样风格化的实验性戏剧已经证明了“探索的成功与潜力”，“显示了一种既十分可贵又有待明确的创作取向”①。也有人批评《切·格瓦拉》“在艺术上的粗糙、肤浅、矫情和逻辑上的混乱，它的轰动从反面证明了近年来戏剧严重脱离大众、不敢触及现实问题、内容单调、形式雷同、风格矫揉造作的通病”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