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入史”问题与未完成的“中华现代性”

21世纪已经过了四分之一，确如张清华所言，文学面临着如何历史化的问题①。当我们试图对2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学进行观察和研究时，不得不重新关注2005—2010年前后“新世纪文学大讨论”阶段被搁置的、未完成的本质问题，即我们如何在中国历史文明发展与世界现代化交汇磨合的双重进程中，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至少是百年意义上的文学大转型？

没错，这是我们讨论新世纪文学无法绕过的问题，因为新世纪文学不过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延伸。“新世纪文学大讨论”提出了许多富有启迪意义的问题、观点和思路，在当代文学期刊编辑策略和话语生成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但它最大的问题是试图以短历史观念去衡量长历史变迁，最大的贡献则是在文学领域潜意识地接续了1993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未尽事宜——如何面对90年代发生的历史巨变。

中国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不仅出现了百年甚至千年意义上的巨大转型，而且至今处于一种未完成且加速进行的状态中。可惜的是，历史和它自己开了一个尴尬的玩笑，这一经过漫长孕育和多维交汇才诞生的深刻历史巨变，在快速结束的90年代和迅猛到来的新世纪的合力夹击下，被悄无声息地埋入了历史地表之下。

不论是2005年还是2025年，我们讨论新世纪以来的文学都无法绕过20世纪90年代，无法绕过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三线交汇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和文学的深刻重塑与影响，这也是本文着重想要讨论的基本观点和底层问题。即新世纪文学本质上是90年代文学问题，我们应当克服世纪心理、线性进化论、二元思维、意识形态、话语生成等外围因素的影响，回到历史与文学的20世纪90年代。从中国与世界百年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变迁及其文学想象、市场经济对社会发展与文学创作深刻的塑造、千年文学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信息媒介与文学融合新现象，以及这三者之间的深度叠加和互相影响这些底层问题入手，可能是我们研究新世纪文学创作现象、与前代文学阶段关系、重写文学史、学科发展等重要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大转型与难以命名的文学时代

学界关于新世纪文学的批评与研究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展开客观时间意义上新世纪以来（即2000年以来）各类文学创作现象的本体批评与研究，如孟繁华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和基础性的工作；另一种则是将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与其他文学时代相比较的文学发展新阶段，对之进行总括性的整体批评与研究，如张未民、张颐武、雷达等人所做的研究。本文侧重于后者，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20多年的中国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拟在文学史与学科史的视野里讨论其转型与定位问题。这必然会涉及2005—2010年发生的“新世纪文学大讨论”，以及后期学者的相关重要论述。他们当中有发起倡导者，有反对者，更多的是反思者和深化者。涉及的重要问题有新世纪文学的命名意义及其质疑、起始时间及其依据、创新表现与经典化问题，新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批评及其理论问题，新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史写作、当代文学学科发展、文学史观和治史原则等。不论哪方面的论者，他们对新世纪文学的研讨几乎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一个具有交通枢纽特征，或者说提纲挈领性的要害问题——新世纪文学与前代文学阶段的关系及其背后隐含的文学史观。这也是本文设定的讨论主线，因为对这一根本问题的讨论，将会直接影响对其他枝叶问题的理解。而是否用“短历史观念去衡量长历史变迁”，或者说在多大的文学史视域里，以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去定位这个文学大转型阶段，可能是本文与其他学者关于新世纪文学理解的根本分歧所在。

张未民关于新世纪文学问题的思考从2005年起大致经历了编辑策划—研究倡导—理论阐释—文学史新解这样一个过程。作为新世纪文学的策划与发起者，他明显地经历了从编辑倡导向研究论证的转变。在2005年开设“关于新世纪文学”栏目的编者的话中，他呈现了一种编辑者立场，态度开放但并不像研究者那么坚定地要立论①。他解释了把栏目由“新世纪文学5年”修改为“关于新世纪文学”是因为更“有助于编辑和讨论”，“其意在引起文界的关注，也算一种有些破格而隆重的开场方式和编辑策略”。这是一篇混杂了编者按、主持人语和学术文章风格的开场白，张未民的学者灵魂想冲出编辑身份的那种研究热情在他之后的文章中很快得到了更充分的释放。

2006年，张未民明确地“提倡开展新世纪文学研究”②。请注意，他的栏目名称、文章题目、独句成段使用的都是“新世纪文学”这样一个更具有文学史分期概念特征的名词，而不是之前“新世纪以来的文学”这样一个时间范围的描述句。张未民承认新世纪文学是纯时间性、无显著转折标志、非断裂式的演进形态与生长特征，并认为“新世纪文学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文学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他认为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启蒙现代性和民族国家现代性，但相对忽略了起源最早、基础最深、更加注重物质经济与民生的生活现代性——他称之为“中国新现代性”。这是他关于新世纪文学最重要的理论阐释，他认为新世纪文学是高度表征中国新现代性的文学，起始于新时期，可以看成是与新时期文学一体生长的文学③。在中国新现代性的理论指引下，张未民坚定地由“新世纪文学”转向了“文学新世纪”。1978年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同样也是新世纪文学的起点④，“只不过到了新世纪这些年，面对新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氛围以及文学面貌的巨幅改观，人们才仿佛突然‘发现’一种新的文学生态和形态揭去了面纱，已然成形”⑤。沿着中国新现代性的理论指向，张未民重新审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后，将之切分为1、2、3段，而现代文学3则“由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90年代的‘后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三个部分构成”⑥。张未民关于新世纪文学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他最后显然也意识到了必须要在更开阔的文学史视野里才能看清楚新世纪文学。尽管他对现代文学1、2、3讲出了很有意思的一家之言，但我并不认同他的说法，我们的根本分歧点是划分文学阶段的文学史观及转折标准很不一样，这一点容我稍后再解释。

张颐武依然是按照文化研究的思路把新世纪文学纳入新世纪文化中进行整体理解，而新世纪文化则是1995年开始的“大转型”和“后新时期”文化发展的结果。张颐武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5年至2005年“一个快速崛起的‘新新中国’正在迅速地超越原有的中国‘现代性’的宏伟的历史框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历史角色”①。他认为，新世纪文学以来我们认定了自己在世界史中的落后地位，几代人在抗争的同时强化了一种“弱者”意识，并在整个世界史中锁定了这种屈辱的角色。但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中国的发展却完全超越了这种历史的设定和焦虑，“十年的光阴正是宣告了全球化和市场化新的时代已经由开端到成熟的过程”②。张颐武对引发新世纪文学变化那些深刻底层问题的思考，是一致且具有启发性的③，如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和市场化发展，以及自新文学以来百年中国在世界史中屈辱的“弱者”角色及其在90年代以后的关系转化等。从新世纪文学与前代文学的关系角度来看，他直接把新世纪文学的变化起源拉回到90年代，甚至具体到1995年，若再宽松点，则和张未民一样回到了改革开放初期。

雷达是另一位对新世纪文学坚定支持并做出总括性批评观察的学者。他不仅抓出了观察新世纪文学最重要的几组关系，如市场神话、民族书写与世界意义、科学关系等，而且明确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实践是‘新世纪文学’的直接经验和先导”④，并回溯到全面推行市场经济的1992年，对发轫于90年代的科技信息与新世纪文学关系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大概是为了回应以惠雁冰为代表的研究者对新世纪文学概念炒作的争议⑤，同时弥补、总结、深化自己之前文章中的观点，雷达专门著文讨论新世纪文学的概念生成，以及与此前文学史分期概念的关联，它产生的语境与构成，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变化等问题⑥。2010年，雷达认为新世纪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却又不得不交付使用的概念”。同时，他认为新世纪文学真正的开始时间“按照约定俗成的习惯表述，它恐怕还是得从2000年算起”，因为“近十多年的‘新世纪文学’，则是以日渐成熟化的市场经济机制为运行基础的新媒体时代的文学” ⑦。

雷达的研究体现了一个敏锐批评家对新世纪文学关键问题和主要关系的直觉把握。以今天拉开更长历史距离的眼光来看，他和当时许多讨论者一样，对新世纪文学关键问题的主次、表里、根叶关系很难做出精准和清晰的处理，有时会把新世纪文学不同维度的问题和不同逻辑的关系混杂在一起。但他在《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的走势》这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中有两个观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紧紧抓住成熟化市场经济和新媒体时代来确立新世纪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时段的做法，显然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其二是他和张未民一样，在新世纪文学与前代文学关系方面，也经历了一个从新世纪文学回到90年代又回到2000年的螺旋式认知过程。

程光炜关于新世纪文学的几篇文章在处理不同文学阶段关系时，往往更加注重文学的细部和内在连接性。如他从新世纪王安忆的《富萍》等几部作品入手，以“姿态写作”的角度不仅讨论了21世纪、20世纪90年代、新时期的文学，甚至将其与现代文学的鲁迅及古代文学的信念和构建方式联系了起来⑧。他在讨论新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史的关系时，相对于断裂式的超越，更加注重不同文学时段复杂的纠缠性。如新世纪文学之于新时期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之于“十七年”文学。他对新世纪文学的讨论中躲开当代文学史或直接从中“抽出”的做法做出了必要的反思，在支持构建新世纪文学概念的同时，也对构建过程中对其他历史时期的压抑和遗忘、文坛新“正统”与“异端”的转换、作家作品的辨认与归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担忧①。作为文学史家，程光炜并未像张未民、张颐武、雷达那样对新世纪文学的起始时间提出明确的说法，但他几篇文章重点关注的文学时段主要集中在新世纪文学与新时期文学复杂的纠缠上。

於可训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讨论文章既有观点方面的启发性，也有方法和思路上的实用性。他认为新世纪文学的起点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原因“无疑是由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导致文学的一系列变化引起的”②。他在新世纪文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强调了“对待民族传统的态度”③，这和孟繁华关于新世纪文学“向后看”“史传传统”等本体观察遥相呼应。此外，他认为新世纪文学“断代研究的最终指向，是整体的文学史研究”④，这和陈思和从学科史的角度理解新世纪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具体方法上，他主张通过“编年的系列研究”来把握新世纪文学的特征和规律，将它有效地整合进整体的文学史系列。他的新世纪文学“入史”实践则在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第三版）里有所体现，“因‘2000年以来的文学’离我们太近，成‘史’尚待时日，暂只作一个整体的综合述评”⑤。《新世纪文学的三个问题》可以看作於可训对自己关于“新世纪文学”之前观点的一次精要的总结⑥，最重要的是，他把引发新世纪文学根本变化的源头聚焦在了市场经济和电子媒介这两个关键点上。

从新世纪文学与前代文学关系的角度看，如果把讨论文章中提到的重要文学时段单独拎出来，主要有新世纪文学5（10）年、90年代文学、20世纪80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当代文学、现代文学、新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其中与新世纪文学关系最密切的是新时期文学和20世纪90年代文学，三者的关系则有断裂说、起源说、继承超越说和同构分体说等。加之新时期文学本身也是一个内涵和起止时间不明确的时段概念，新世纪文学又因为自身时间太短且没有明显节点标志，总想从之前的文学时段给自己寻找起源合法性，结果在阐释上就形成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互相纠缠的混乱印象。这种“文学时段边界移动”的现象，同样也发生在当代文学、现代文学、新文学，甚至近代文学身上，这只能说明，从长历史的角度看，这些概念仍然属于不稳定的短历史概念，可能是一种历史的临时性选择，当然也意味着可以对它们进行历史重构。

新世纪文学大讨论列举了大量文学“新”表现。如出现了以市场运作为手段的市场化文学（或大众化文学），以网络传媒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80后”作家、自由写手、以及中产化文学、青春文学、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城市文学，还有关于当代文学环境、体制、消费、传播与阅读等一系列的变化。但从引发这些变化的底层逻辑来看，基本都会回到全球化（中国与世界百年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市场化（市场经济对社会发展与文学创作深刻的塑造）、信息化（千年文学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信息媒介与文学融合新现象），以及这三者之间的深度叠加和影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