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小说的“爱”与“要”

春节编辑本期3篇文稿，我心里一直在想：到底何谓“小说理论”？或者说到底何谓“中国当代小说理论”？既是“小说理论”，自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具体的作家作品论。不管怎样的作家作品论都会为具体的作家作品所拘牵，难以上升到理论高度。“小说理论”至少必须在作家作品论的基础上提出并探讨有关小说的某些跨时间、跨地域甚至跨文体、跨媒介的普遍性问题。然而一旦上升为“普遍性问题”，又容易脱离具体的小说现象，陷入抽象概念体系的循环论证。许多作家、读者甚至批评界同行都曾抱怨看不懂小说理论。这时候我们又不得不再次承认，任何小说理论一刻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小说创作和小说批评的实践。

在过去两年的专栏文章里，过于偏重纯理论或过于偏重具体作家作品论，这两种倾向都时有所见。对此编者好像也只能徒唤奈何，别说很难杜绝上述这两种倾向，就说理想中的“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应该处于这两种倾向之间哪一个点上，恐怕也并非拿一把什么标尺就能轻易测量出来。按说从本栏目设立伊始，就应该把这个问题想深想透。但真要解决这个问题，绝非可以一蹴而就。大家只能不断摸索，渐渐趋向这两极之间较为理想的某一点。从这角度也可以说，“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永远在路上。

本期关于贾平凹、张炜的两篇理论文章，就令我想起上述的两难之境。好在两位作者并未完全局限于作家作品论。关峰谈贾平凹长篇小说“意象”“日常”的二元结构，魏智琳从《去老万玉家》谈到“史传传统”影响中国小说的两面（求真“实录”与尚奇“幻设”）一“正”一“奇”，彼此依存又相互转换，都十分重要。倘若还有继续探讨的空间，则无论仍旧聚焦一人一书，抑或博观圆照多人多书，都应该更加贴近理论与实践那最富包孕的交汇点。

我想问本期两位论文作者，更想问读小说、研究小说、谈论“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的同行，此刻当下，在我们自己内心的方寸之间，还有没有对中国当代小说丰沛的“爱”，以及迫不及待渴望倾吐这“爱”的那个“要”呢？希望好的“中国当代小说”（包括“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就从这“爱”和“要”里诞生。

感谢贾平凹先生赐稿，将他最新长篇《消息》的《后记》交给本栏目首发。应该安排在第一期，各种缘故，不得不拖延了。这自然有些可惜。无论《<消息>后记》算不算“小说理论”，平凹先生这篇创作谈都写得别开生面。他现身说法，再次强调作家、作品与某个“地方”的关系非常重要。这不仅指小说取材的“地方”要有某种特别之处，更重要的是小说家如何与该“地方”结缘，如何从该“地方”发现别人不能发现因而值得写入小说的东西。平凹先生没说作家对某个“地方”的独特发现具体包括哪些内容。这当然不能一言以蔽之。但平凹先生还是拈出一个字，就是“爱”。如果从这篇创作谈再找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要”。“爱”包含（也提炼）了作者与某个“地方”的特殊缘分，“要”则提升了“爱”的程度，表征作家因为跟某个“地方”有特殊缘分而不得不写的强烈冲动。我认识平凹先生不算晚，但至今尚未去过他小说里经常写的“地方”（商洛、秦岭），也未曾瞻仰“上书房”或“平岭堂”各种收藏，更不用说这里所描写的伴随他创作《消息》的那棵菩提树了。但我大致明白，平凹先生所谓作家必须一次又一次反复体验的“地方”（他70岁前后还在到处“游观”），也包括他写作之时不受干扰的方寸之地，以及他在这方寸之地凝神聚气写作时内心的方寸之间。比起外在的“地方”，写作时作家所存身的书房、千言万语从那里汩汩流出的方寸之间，应该也是另一种意义上极其重要的“地方”吧。

2025年2月5日

【作者简介】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 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