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贴大地的心灵歌者

曾剑的小说可读性强，清新利落，真挚感人，充满正能量。近几年，他一直在努力拓展写作的深度和厚度。长篇小说《向阳生长》的出版，标志着他个人写作史上的一次飞跃。小说有“集大成”的意味：老家红安的竹林湾、石桥河，父老乡亲，农家孩子从军的故事，成长的困惑，以及战场上血与火的洗礼，构成他小说的血肉、筋骨、灵魂与质感，这些曾让他魂牵梦绕、泪涌不已的生命记忆，终于获得了完整而酣畅的形态。《向阳生长》的语言更加精妙洗练，故事更加曲折复杂，充满思想的张力，人物、细节和意境营造也都更加鲜活细腻，意蕴丰厚。

文学是心灵的外化，能够击中读者心灵、感人肺腑的作品，必然来自一颗真诚而有力量的心灵。《向阳生长》在击中读者心灵的瞬间，还一并点亮了曾剑的全部写作，使他20余年自谦为“蜗牛爬行一般”①的艺术探索显现出独特的美学底色，有了属于自己的质地与气象，所信与所向。概括起来，可称之为“紧贴大地的心灵歌者”。曾剑始终秉持现实主义写作理念，以紧贴大地的姿态观照历史与现实、命运与人生、灵魂与存在，并以强韧的心灵力量和超越性的精神指向，不断向人性与人心深处开掘，以轻快写沉重，以沉重写明亮，抒写向上的意志，重申人们心底的情义与纯真。于是，一位极具辨识度的实力派作家也随之诞生了。

一、从自发到自觉的现实主义写作

曾剑的小说创作起步于2000年，被读者熟知是在2010年左右发表《饭堂哨兵》《冰排上的哨所》《穿军装的牧马人》《循着父亲的目光远行》，以及出版长篇《枪炮与玫瑰》等军旅小说之后。2018—2020年，《净身》《竹林湾往事》《像白云一样飘荡》《我的上铺兄弟》《哨兵北舞》《乌兰木图山的雪》《玉龙湖》《整个世界都在下雪》等中短篇刊出，以及长篇力作《向阳生长》问世后，他早已成为“当代实力派作家”②。之后，他的创作持续喷涌，仅2021年就发表了《后现代的花枝》《三哥的紫竹林》《白鸽飞越神农架》《慈悲引》《康定情歌》《太平桥》等中短篇，2022年后，又推出了长篇《山河望》和中篇《比远方更远》《玫瑰与夜莺》《桥》《铜牙》等。在此期间，他还斩获了诸多奖项，包括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评奖一等奖，辽宁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方志敏文学奖等。

现实主义写作之于曾剑，既出自某种创作机缘，又是他由自发到自觉的艺术选择。起初，他模仿《解放军文艺》上面的故事，将军营里真实发生的几个小故事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采用的就是最基本的现实主义手法。之后他不只偏好于此，还越来越得心应手，并将动人的细节、独特的视角、真诚的立场视为最重要的小说经验和追求。这个时期曾剑塑造的士兵形象往往新颖别致，与众不同。他所选取的不是冲锋陷阵的高光人物，而是部队里的一些配角，甚至是一些被忽视的边缘人物，一些在某个角落里默默坚守的小小“螺丝钉”。比如，在《枪炮与玫瑰》中，他有意避开了作为朝鲜战场上的主角——战斗英雄，而是刻画了一队随军出征为战士们跳舞唱歌、加油鼓劲的文艺兵，通过展现他们所经受的战火洗礼，以及战后与厄运的顽强对峙，完成了一幅震撼人心的壮美画卷。

这样取材固然是一种智慧，但也是一种冒险。因为想要从那些边缘人物身上展现家国情怀、山河壮志，乃至崇高的军人品格，何其难也，一不小心就容易失真。鲁迅说，写小说关键在于“选材要严，开掘要深”①。所以，精心选材需要智慧，如何开掘则更加考验作家的功力。事实证明，曾剑是经得住考验的。首先，他的小说人物在现实中都有原型，在他们身上寄予了作家的真情实感。其次，小说所要表达的一切，必须依靠细节来推动和落实，所以凭借扎实的细节刻画，作家的创作意图得到了实现。比如，《饭堂哨兵》写的是一个训练有素、军姿笔挺的警卫战士，整日在机关食堂门口站岗。这篇小说的视角新颖，容易出彩，而且这个形象有原型和作家的真实体验。此外，作家对小战士心灵世界的开掘也十分精细到位。首长们每天都从他眼前走过，但几乎没人注意过他，这将引起怎样的尴尬与孤单？他后来内心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澜与成长？他作为军人的价值感和荣誉感从何而来？他的故事能否触动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这些问题在小说里都有细腻且颇具深度的呈现。小说的细节刻画也相当动人，既令人难忘，又引人遐思。如结尾处尤为感人，没人知道哨兵的名字，他自己最终也没说出自己的名字，但随着他给自己下达的这道命令，可怜的小哨兵已不再纠结，而是喊着“我是哨兵，饭堂哨兵”，并郑重地“挺胸、抬头，收腹，提臀，两腿绷直，两眼平视前方，把自己站成一个标准的哨兵”②。

当然，在曾剑服兵役期间，作为部队专业作家，军旅小说的写作范式也强化了他的写作思维。“‘现实主义’始终是军旅长篇小说自觉遵循并积极倡导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也构成了军旅长篇小说最为核心的叙事伦理、审美范式和风格底色”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剑的职业身份和这种较为特殊的写作伦理，使他一直走在现实主义写作的路上。

2017年年底退役后，曾剑完全可以有所调整，尤其是当他再度进入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联办的创作研究生班深造，师从精通现代主义的作家苏童，成为马尔克斯的追慕者后。但从稍后的创作来看，他不但没有放弃现实主义，反而更加自觉地坚守着。此时他的创作不仅加强了写实，还“从多方面指向传统”④。很多作品无论是从词语、句式，还是从语感、味道、意境上看，都明显散发出古典的韵味与美感，带有地域性的色彩。比如《向阳生长》的开篇：“日头挂在河西坝，霞光涂抹下来，竹林湾像一幅油画。大人在畈田忙活，细伢还没放学，二奶成为画中的主角。她扶着门框，跨过门槛，下了三级石头台阶，倒腾着小脚，在温暖的光线里。蹒跚走向后山坡。二奶老了，身子越来越短，影子越来越长。”⑤写小说，当然是写故事，但说到底，也是写语言，语言考究是作家的美德。作为文学之一种，小说自然也是语言的编织物，有怎样的语言，就有怎样的美学追求。现实主义写作对语言的要求是要符合现实的逻辑，与真实的生活相匹配，要求扎实、精炼与传神。韩春燕认为《向阳生长》在语言运用上很成功，这部小说“到处闪烁着像钻石一样光芒的句子……诗意自然，非常具有美学韵味”①。另外，从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细节描写等方面，我们也能明显发现曾剑小说的写实深度和力度都有大幅提升。因而，当进一步解读这些作品时，我们就不得不重新打量作家的小说理念，进而思考和判断其中可能包含的重要价值。

二、紧贴大地与心灵掘金

进入21世纪之后，在市场化、大众化和消费化的时代氛围里，小说家们对于文学的认识已变得清醒而成熟，态度也变得较为通透和从容。是继续走实验主义路线或重拾现实主义，还是走通俗、网络、类型小说路子，抑或是尝试将它们兼容起来，艺术和市场两不误，成为摆在作家面前的选择。当然，一切无所不可，一切也可能变得茫然无措，很难找到坚实的方向。但是，诚如里尔克所说，“创造者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世界”②，所以对于任何一位有抱负的严肃作家而言，仍然要努力为自己的创作找寻坚实的方向。对于曾剑而言，亦是如此。

那么，究竟如何去找？方向在哪里？作家们当然各有探索。而就曾剑而言，我认为他成功地找到了两个方向：一是要“紧贴大地”，即坚守现实主义写作，紧贴真实的生活经历，从自己最真实的、最具个性化的生命体悟里寻求小说的思想性与超越性；二是追求一种综合和平衡的小说技巧和艺术效果，以达到某种意蕴丰厚的小说境界。

曾剑是一位比较依赖个人经验从事创作的小说家，应该说这是他的局限，因为容易限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飞翔。但换个角度看，这也造就了他小说的个性与深刻。“无论世事多么艰难，总有阳光透过云雾，照耀人间。”这不仅是他在《向阳生长》腰封上写给读者的一行金句，也是从他最真实的生命里结出的思想的“金疙瘩”，从中可窥见曾剑内心的某种自觉与坚定。作为一个从偏僻山村走出来的军旅作家，他的人生经历必定曲折艰难。可是，曾剑给人的感觉尽管也有沧桑感，甚至苦难感，但更多的却是温暖与感动，他心里总是热的。据他讲，当年他的老父亲，无论怎样含辛茹苦，也要把细伢们一个个往外送，盼他们跳出农门吃外饭，光宗耀祖。可以说，没有这份伟大的父爱，就没有曾剑的今天。同时，这还使曾剑对那种强烈改变命运的“向上的意志”刻骨铭心，他从小就继承了家乡的红色血脉，有了保家卫国的军人情结。故乡竹林湾那片土地上的亲人和乡亲们，也给了他无限的温暖和关爱，让他后来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见识多少世态炎凉，多么扭曲或险恶的人性，都始终愿意相信人们心底的善良与纯真，相信人与人之间总会有情义与温暖存在。绿色军营里的首长和战友们，也给过曾剑许多美好的情感记忆，他们的鼓励和厚爱支撑他在艰苦的磨砺中，逐渐成长为真正的军人和男子汉，心中有了家国和山河。

于是，当他“紧贴大地”，从生命的根基里去寻找某种值得坚信的精神价值与力量时，曾经温暖过他的缕缕“阳光”，自然成了他的所信与所向。而故乡与军营，也就成了他最主要的创作题材。这种由生命实证带来小说观念觉醒的过程，恰如沈从文对故乡边城，以及“乡下人”那把尺子的重新发现。如果说，当年沈从文用心描绘湘西人的古朴自然，是为了提出一种向人类远景凝眸的理想③，重塑民族品格。那么，如今曾剑这样不断地书写“阳光”，则是为了表达一种向人类美好心灵回归的理想，重唤当代人心底的情义与纯真。

因此，在“向阳”时期及之后，沿着这个方向，曾剑写出了很多佳作，比如《循着父亲的方向》《竹林湾往事》《净身》《像白云一样飘荡》。它们长长短短，共同书写了一部家族史、乡村史、个人成长史和精神史，体现了作家对历史与现实、命运与人性的整体观照。同时曾剑还成功塑造了一系列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它们彼此辉映，充分显示了作家创作的深度与厚度。作家透过这些人物及他们的悲欢离合，完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人生与人性画卷，更唱出了一曲感人肺腑的心灵之歌。其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也是最令人感动、无法忘怀的人物，当属聋二。韩春燕曾谈道：“聋二是《向阳生长》里最光彩的人物，也是典型化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对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一个贡献。”①聋二原名刘满堂，是竹林湾里的一个寡汉条子。他独自住在北山洼上，靠做砖坯瓦坯糊口。他整日沉默寡言，被人欺负也不吭声，也不近女色，好似一个孤僻清高的怪人。作家用深情的笔墨、精心的悬念设置和高超的叙事技巧，一点点将他伟岸的人格树立起来。小说采用第一人称，以四郎的口吻开始讲述：“我”有6个兄弟，从小因为家里太穷，母亲就把“我”外给，可那年头谁都不想多张嘴，不过聋二竟二话没说收留了“我”，这让“我”和母亲都很感激。后来，“我”发现他很不一般，他有文化，爱干净，乐善好施，只是有时行为有些异常，每次抹汗如厕时总是遮遮掩掩。不过，他对“我”比亲生父亲还好，总是无微不至，教育“我”既耐心，又不失严厉地敲打。更重要的是，他总是倾尽所能培养“我”，省吃俭用地供“我”上学，给了“我”一个将军梦。最令“我”感动的是，当“我”入伍出现岔头时，为了争取名额，他竟然豁出去在负责招兵的领导面前，将他最在意的裤子脱掉，赤条条示人。“我”当时就站在他身后，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招兵的同意带“我”走。之后，他更加呵护着“我”，如同呵护着一个最美的梦。每当“我”犯浑胡闹时，都有他愤怒的身影；每当“我”回家探亲时，都有他关注的目光。后来，“我”成为军官在部队过上了好日子，他在我心中也逐渐淡去。恰在这时传来了他病危的消息，“我”惭愧地赶忙去看望，可惜为时已晚，他见完“我”最后一眼就心满意足地走了。他的遗嘱是只留“我”一人在身旁，为他做最后的净身。当“我”解开他的裤子，看到一张秀姑的照片，又读到留给“我”的笔记本后，才得知他深藏多年的秘密。原来他早年上过前线，虽说死里逃生，但在一次极其惨烈的战斗中身负重伤，炮火炸残了他的“命根子”。可是后来，这个不幸的男人没有退却，反而更加视死如归，主动投入更多的战斗，并且“无情”地拒绝了痴情的恋人秀姑。再后来，战争结束后他回到竹林湾，一直隐忍地活着，再次“绝情”地拒绝了他深爱的秀姑，而将全部的爱和心血都倾注在“我”身上，将一个贫苦人家的细伢子培养成了一名光荣的军官，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到此，聋二的情深义重，聋二善良与伟岸的人格，将小说推向了高潮，也完成了小说在思想与精神上的超越。

情深义重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价值观念之一。儒家思想始终推崇仁义，力图将之从家族血亲推及整个社会。经过宋明理学到了阳明心学，儒家哲学甚至认为人的生命情感才是真理所在，人类的真理不在别处，就在人们的良知中，在亲情、友情、爱情和民族大爱中。毫无疑问，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善良与情义仍是人们心灵中最柔软的所在，也是精神世界里最强韧的部分，有着永恒的价值与意义。我们每一个人，“总是在自我保存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达成幸福的”②。而在自我保存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小我”都离不开“他者”，离不开亲人、友人与贵人的支撑与温暖，更离不开“大我”、整个社会，乃至国家民族的庇护与孕育。在小说世界中，聋二的善良和对四郎的爱是真诚的，四郎对聋二的感激也是发自肺腑的，人与人之间有着真实的情义。在现实生活中，竹林湾和军营给予曾剑的培养与温暖也是事实，他对故乡与部队的感恩也是无比真诚的，这构成了作家心灵中最强韧的力量。从这个角度上看，曾剑小说所蕴含的善良与情义书写，不仅提升了作品的思想高度，还成功地践行了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因为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讲好中国人心灵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