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叙事的复调 综合传统的创造

1980年代中期以来，先锋小说的叙事创新并未背离小说的讲故事传统，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创新讲故事的方法，进而提升了当代小说的创作水准。这些年我们能读到越来越多的优秀小说，先锋文学的文体实验功不可没。在这个意义上看，卢一萍的长篇小说《少水鱼》继承了先锋文学遗产，其以亡灵讲述方式呈现中晚清以来李氏宗族四代相延举起反清复唐大旗的故事，在“讲什么”和“如何讲”层面均获得了不俗收获。《少水鱼》追溯古典英雄传奇，叙写英雄史诗，编织经典复仇故事，直面现代人生难缠难解的生死爱欲体验，以现代人情物理观照深入社会肌理，探索人性幽微，入木三分，用心理小说的互文性呈现处处建构又行解构，警示与启迪意义颇丰。

一、英雄史诗的复调叙事法

《少水鱼》的核心故事之一是对李氏宗族四代中心人物英雄业绩的书写，尤其凸显了第一代核心李能和第二代核心李宗義反清复唐的英雄壮举。第一代李能于1797年聚众起事建立新唐，登基称帝，后因兵败投靠白莲教，其有生之年坚决标举反清大旗。然而，1797年的清朝继承了康乾盛世的丰厚遗产，国祚并未走向衰乱，距离晚清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尚有半个世纪，而李能却处心积虑附会大唐神龙时期的太子李贤之后聚众反清复唐，这一附会确乎为脑洞大开。更无法忽略的是，包括清末民族革命在内的有清一代汉民族刻骨铭心的思量在排满反清，李能绕开包括白莲教在内的大多数反清力量的复明理想与实践，出乎意料地举起复唐大旗，虽为英雄壮举但也仅仅是痴人说梦罢了。第二代核心人物李宗義是《少水鱼》中令人瞩目的英雄。其为继承父志重举反清复唐大旗而殚精竭虑，曾携全族整肃武装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因逃跑而被太平天国及清军双重追杀。其赴东南海岛起事并复建新唐，作战范围从东海之滨延及长江流域大部，溃败后率残部遁入大巴山原始丛林，于清军围追堵截中杀出血路，保存了一点实力，最终熬死风雨飘摇中的清朝，迎来中华民国。第三代核心李方吾和第四代核心李绍谋因新唐事业陷入低谷，依靠征战推翻清政府建立新唐已不可能，其建国理想破灭，但无论在情场还是在生存的猎场上，仍有不俗表现，英雄气概傲立群氓。英雄传奇写作是《少水鱼》的核心叙事，小说揭示个体如何从一介布衣历经艰难困苦、浴血奋战，并在屡败屡战的百折不挠中铸就英雄品格，尤其在事业低谷期、茫茫逃亡行旅中遭遇无数困厄之际频频做出人生决断，以常人不具备的心志与谋略而突出重围、获得新生。这是古往今来的英雄志业。《少水鱼》叙写英雄浴血成长史，继承英雄叙事传统，使英雄史诗以传奇形式激扬起激荡人心的力量，成为一大收获。

就当代文学发展而言，无论从叙事内容还是形式创新上，包括英雄史诗在内的传奇写作是个大难题。一方面，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谈狐说鬼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英雄传奇、神魔叙事在晚清民初基本终结，即使现代时期的民国武侠、言情、侦探小说蔚为大观，20世纪下半叶的新港台武侠小说影响遍及华人世界，抑或是20世纪末以来的系列帝王叙事，无不被注入了现代精神与观念，古典人物的现代观照与隐秘心思挖掘，新的时代里日常世俗美学观念是重要发现。另一方面，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最重要成绩在于历史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各种古旧观念，及至现代时期以来，西方世俗生活获得美学阐释，启蒙逐渐成为时代主流话语。人的文学、平民观念、个人主义、革命文学与抒情主义等现代意识力量全面兴起，英雄传奇的生存/接受空间一再被挤压，虽然后来革命英雄传奇一度兴起，但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到来所占空间有限。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展开始终对英雄主义及英雄史诗写作形成解构，尤其在自由主义、文学性、审美现代性高扬的新时期文学中更是如此。就此而言，《少水鱼》的创作无疑是对英雄史诗、英雄传奇的再度书写。卢一萍的英雄叙事首先瞩目于英雄的丰功伟绩，呈现英雄的非凡胆识谋略，讲述传奇故事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在现代品格方面，卢一萍借鉴现代中国文学经验，在深挖现代意识与示范人类自由精神方面持续思考，如对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人类极限化生存境遇，对英雄在炼狱般困厄环境中做出人生决断的勇气给予深描，全景式激扬超人气质，一反启蒙文学的人性之弱视野。这些基于现代中国文学全新观念的认知既尊重英雄史诗与传奇写作的传统，又因鲜明的现代观念介入而显示出艺术真实、人性深刻、心态圆照的审美力量。

然而，饶是近年来的英雄史诗写作不易，卢一萍的创作也并非个案。如杨志军2021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农民工》深情地叙写了一批道德完美主义者和人生理想主义者的都市求存奋斗史。他们不改初心、以德报怨、无私付出、任劳任怨，几乎具备新旧时期中国农民的所有优秀品格。他们以农民的身份建设城市，更在现代化城市中树立了道德典范。他们一生行为具备平民英雄的所有品格，铸就了史诗般的道德力量，成为中国农民叙事的典范①。而2023年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传奇式地叙写了20世纪30年代初无名英雄千里路上经略革命伟业的壮举，相应的英雄主调对数十年来的解构英雄、反崇高、诋毁革命、重返上海颓靡话语的当代风潮拉开距离，在确立历史主体正确性与创新红色英雄形象上具备典范意义。尤其在日常生活审美现代性、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时兴日久的当下，包括《少水鱼》创作在内的英雄叙事就是对各种不负责任的反历史、夸饰自由、妥协颓靡等虚无论调的有力回击。

二、民族家国寓言的复调书写

农民之所以起义，大都因最低限度的生存诉求无法保障，多怀有“横竖都是死”的绝望心态而造反，李氏宗族则反其道而行之。第一代核心李能的聚众反清建立新唐就不是为了解决一般的生存问题。他读过私塾，医巫兼通，经营药铺生意而规模持续扩大，家境殷实，此时的聚众起事几无常理可言，实为个体一己私欲膨胀后的异想天开。对李能而言，聚众起事名号为“新唐”只是修辞术，作为读书人的李能深谙历史上唐帝国最可代言中国形象，是起兵造反可以假借的好旗帜。然而，李能起义距明朝灭亡已百数十年，从未终止的反清复明大业一息尚存但星光暗淡，安史之乱后白头宫女闲坐尚只能重温盛世风流旧梦，近千年后的李能建立新唐无异于痴人说梦。另则，李能起义适逢康乾盛世的多重遗产继续发挥效能时期，清朝并未全面走向衰世，虽有零星反抗但未成燎原状。就此而言，李能聚众起义就是盲动和投机，是地方乡贤在缺乏天下国家视野情形下的白日梦。

然而，及至第二代核心李宗義登场时，时代已发生巨变，鸦片战争后清朝走向衰世，民族矛盾日渐加深，太平天国加速形成乱世景象，乾隆后期以来的国家治理难题凸显：“自己的民族是太易腐朽了，当时的朝廷如同一块腐肉，除了将其埋掉、扔掉、喂狗、喂蛆，是无可救药了，也便冷了匡时济世的心。”①李宗義再次举起新唐大旗登基称帝，本质上虽仍是天下君王时期的白日梦，但晚清时期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引领历史潮流，民族危亡加深的时代环境激起社会大动乱，李宗義扛起新唐大旗建立汉民族政权歪打正着地具备了历史正义。

就选择“新唐”的旗号而言，无论周秦汉唐还是宋明，都代言着正统的汉文化与汉文明，选择唐作为旗帜是基于唐王朝的赫赫文治武功所传导的民族感召力，再现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汉民族、汉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从中国历史来看，每当出现强大的王朝之时或其后，王朝的名字也就成了生活在中国王朝直接统治之下的人们的自称或他称，‘秦人’‘汉人’‘唐人’‘宋人’‘明人’等均属此类。其中因为汉唐时代中国王朝的影响力更大，所以‘汉人’与‘唐人’的称呼就更具有生命力。”②然而，纵观李能、李宗義起义经历及奋斗史，无论是对古典天下/君王国家视野的民众爱国心培育，还是对民国初年于乐坝绞杀洋人的貌似壮举的爱国主义启蒙，新唐统治一无建树。这点体现在李宗義带领残兵遁避至乐坝之后的前现代式治理方式上，乐坝时期没有扩军备战，李宗義及后代没有开疆拓土的雄心，对内没有行之有效的治理，政权模式不复存在。李宗義名义上的皇帝统治也仅是将自己在家族内拥有的一点威权敷衍下去，其组织形态彻底涣散至“小国寡民”时代的原始初民生活形态，英雄传奇走向反讽。这是《少水鱼》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

进而言之，民族国家的建立需要一代甚至数代英雄人物殚精竭虑地谋划与征战方能完成，需要英雄的文韬武略及决胜能力，更需要新的政权对民众旷日持久地给予爱国主义或古典形态的爱国心的培植，新唐政权于此全无作为。虽然前述李宗義具备英雄人物的多重优秀品格，但乐坝时期李宗義的治理重心远离缔造王朝的初心，而将大量精力施行在爱欲行为上。除此之外，李宗義对李氏宗族后代的培育并未像其父李能那样专注于文治武功、励志雄心的帝业培育，李宗義更看重“小国寡民”氛围中的太平顺遂、过日子理想，导致其后代只知多多打猎、贮藏食物，再稍余精力便做各种欲望发泄。现代自由精神诚然肯定人的生死爱欲，尊重个体生命意志，但此类日常生活形态无法导向现代民族国家形态。尤其随着民初轰轰烈烈的工业时代到来，第五代李氏宗族核心李寥初遇现代市镇的妓女便寻欢作乐，连同李宗義百岁之际一再发泄欲望以造就死去活来的传奇，可以说是欲望力量更改了李氏宗族的航向。当然，抒叙生死爱欲对英雄史诗及民族家国理想的解构直触文学内外之隐秘，只因生死爱欲仍属人学主题，《少水鱼》叙写难缠难解的生死爱欲多显别出心裁。

三、生死爱欲的现代辩证法

当代视野与当代性是文学时代性对优秀作家的最低限度要求，唯其如此，当下讲述古人的人情物理总会浸润着生动鲜活的当代意识而非作僵尸蹦蹦状。就当下的文学思潮而言，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表达是文学界的时髦话语，《少水鱼》借历史人物的心性体验审视人类生死爱欲的普遍问题既顺理成章又别出心裁。

但凡农民起义多杀人如麻、死人如堆，现代革命也不是请客吃饭。新唐聚众起事以来多见残酷战争及血腥杀戮，如东海聚众数万人，一路恶战逃遁至四川乐坝仅余数百人，惨烈情状可见一斑。然而，在战争持续的血腥杀戮外，《少水鱼》对重生重死场景的叙写用心良苦，再现了艰难环境中“人为了生存进行的不懈抗争”历程①，战争血腥屠戮外的重生重死描写必然绽放光芒。卢一萍写作《少水鱼》并未复写历史教科书式的“一将功成万骨枯”等宏大叙事，而是以现代眼光烛照独异个体在中国人重生重死传统观照下的生命觉醒。如李宗義因复仇纵火烧尽燕古雪家，却意外地救出燕古雪母女，随后将燕古雪纳为妻子。这一叙写不同于古典文学多见复仇叙事的六亲不认、逢人杀红眼，也与曹禺名作《原野》借仇虎与金子的欲望发泄呈现原始生命强力的叙写拉开距离，李宗義的救助初看源于对燕古雪母女美色的惊艳，以及救助之后，李宗義隐瞒复仇事实，燕古雪在李宗義关怀备至、温暖呵护下慢慢接受了李宗義，并在长久的生活中培植出深厚的感情。李宗義显然不是一般草莽英雄或土匪头目可比，其对燕古雪温情脉脉兼顾自我生命诉求和对弱者的尊重，所以对与自己并无直接冤仇的燕古雪手下留情，演绎出现代意识浸润下的有情复仇故事。其中，最刻骨铭心的体验莫过于李宗義带领残余部众一路逃遁过程中，卑微的生命发出悲怆的吁求：“人类在心灵的长路上苦苦探寻，永无终点，这就是人类的命运，只不过肉体的安栖稍可慰藉漂泊的灵魂罢了。”②“我和张屠户的情感像所有俗世里的平凡夫妻一样普通、世俗、肤浅、卑微，但在我的心目中，它又是不凡、伟大和崇高的。”③“爱情容易让人原形毕露，容易让人变得狭隘、自私，失去尊严，容易让人变得疯狂。在爱情面前，江山算个屁！”④此类表达个体生命意识苏醒的文字比比皆是，唯作者卢一萍以现代意识介入，挣扎于生死线上的孤独个体方能发出觉醒时代的真实心声，这些卑微、悲怆又真切的声调方写尽人间悲剧。

在爱欲层面，卢一萍高度糅合现代自由精神与中国民间之“野”，全面肯定人的欲望。萨义德极为重视文本开端问题，开端决定创作意图与方法：“一个开端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⑤《少水鱼》开篇讲述李宗義百岁高龄之际因与新宠艾莉娅的爱欲而死去，遂又万分吝惜、无法割舍与美女之爱欲而又活过来的荒诞场景，死去又活来概因面对大美人艾莉娅时的欲望恢复。尤其当李宗義死去之际，艾莉娅心甘情愿为百岁老人殉葬，荒诞、滑稽、传奇、魔幻的叙事恰是对以欲望自由伸张为基础的人类个体灵魂的自由飞翔状态给予肯定。文本显示，李宗義作为曾经的新唐皇帝、乐坝群氓时期最高权力拥有者，其对性资源的控制首先出于对秩序的创造与维护：“父亲是为了其自身利益而建立统治的，但在此过程中，他的年龄、他的生物功能，特别是他的成功又证明他是合理的，因为他创造了集体赖以生存的‘秩序’。”⑥李宗義受过完整的清朝文武私塾教育且取得功名，但旧有的伦理道德规范对其爱欲释放丝毫无碍，其率先破除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约束，全面抛弃所接受的教育，借助群氓的集体无意识，将民间之“野”的天性发挥到极致。这点歪打正着地与现代自由精神、启蒙视野下的人的觉醒发生关联。所以，《少水鱼》多讲乱伦故事，如李宗義对燕古雪之母表白，李宗義、李方吾父子与林景芳的三角恋，李方吾在林景芳、陆云珠之间的恋爱选择，陆云珠与李绍文、孟金榜之间的三角情感，孟金榜与朱远征妻刘秀芬的爱欲故事等，这些自由选择爱欲的行为意在对抗正统伦理道德，链接至现代视野内的生命个体自由觉醒。尤其卢一萍从不避讳对那些嗜爱嗜欲场景的描写，这些场景如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的湘西边地写作一般，一反时代中国人精神萎靡状，再现了一群处江湖之远的化外之众的“野”，尊崇一份自由健康的心灵境界与生命形式，以及由“野”所激荡起的剽悍的生命力度。进而，李宗義作为宗族、军政的最高统治者，其对宗族内外偷情所生婴儿及其母亲的宽容与爱护令人咋舌，但这恰好贴合李宗義对个体生命绝对尊重的民间朴素情义，符合现代观念。在新唐历史上，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对个体自由近乎绝对的维护是贯穿性的，也是这个千疮百孔的集体的最大治理亮色。这点在爱欲呈现上尤其显赫，指向对人类终极自由的肯定与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