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史料学建设”：必要、前提与路径

从一般意义上说，“建设”可理解为“创立新事业，增加新设施”。“新诗史料学建设”是在前人实践经验基础上，从现当代文学史料的一个具体分支进入，力求获得突破的一次学术实践。虽谈不上“创立新事业”，但“增加新设施”、形成相应的理论体系，却是在主客观上都想要达到的境地。相对于已有的几部现代文学史料学著作，“新诗史料学”是探讨新诗史料研究之理论与方法的一次有效探索。结合文学史料学的分类，“新诗史料学”属于“专科史料学”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一个分支。“新诗史料学”以新诗史料发生、发展为基石，以如何搜集、整理、研究、使用为目的，具有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考证学、辑佚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是全新的、处于建构阶段的课题。之所以使用“史料”而非“文献”，是因为“文献”或曰“文献史料”“文字史料”，虽是“史料”的主体，但与新诗相关的实物史料、口述史料及音像史料、电子媒介史料等，同样具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使用“史料”考察新诗的历史遗存，不仅可以为新诗研究提供更多证据，获得更开放的视野，还能在符合新诗研究的实际，即秉持当代化立场的同时，和新诗史料生长性、丰富性、可变性的特质结合在一起。

一

关于“新诗史料学建设”的必要性，可从新诗研究的整体现状和随之而进的自我调整两个主要方面谈起，二者联系紧密，共同影响着新诗史料研究的走向。

为了较为全面地呈现新诗研究的整体现状，本文将其分为与当代诗歌进程紧密相连的诗歌批评、侧重文学史层面的学术研究两大类。就诗歌批评的现状而言，当代诗歌批评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和90年代的深入发展，在迈入21世纪后进入发展的“瓶颈期”，很难再产生当年那样引领诗歌创作、为诗歌史命名的轰动效应。当下的诗歌批评存在诸多问题：有通过制造热点而过度阐释、不从文本出发的“现象批评”；有源于某种关系或观念，一味吹捧的“圈子批评”“利益批评”；理论与主题先行，使得诗歌批评在努力追踪当代诗歌脚步的过程中尽显疲态；部分成名已久的诗人不再相信批评，亲自出场成为诗评家，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诗歌批评公信力的丧失。与诗歌批评相比，侧重诗歌史层面的学术研究，绝大部分出自由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究人员所构成的“学院派”之手。“学院派”普遍具有学历高、队伍庞大的特征，虽然新诗研究类著述在“学院派”加持下数量持续增长，但就其内容来看，却常常表现为选题雷同、思路重复，研究日趋模式化与程式化。上述现状，一方面反映出现当代诗歌研究形态的单一，另一方面反映出所谓的阐释性研究已近饱和。新诗研究整体缺乏活力，观念日趋板滞，无论从新诗研究的主体层面还是新诗研究自身上说，都期待一种发现、调整，甚或转向，从而为新诗研究带来新的活力。

新诗研究的整体现状，一方面促使其在观念与范式的调整中，逐步向实证性研究倾斜；另一方面在结合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实现经验的汲取前提下，形成学术研究整体与局部的融通，两者的遇合自然形成新诗研究的“史料化转向”，或曰“史料化回归”。基于研究者不同的立场观点，“史料化转向”的命名侧重于研究本身新的趋势；“史料化回归”则侧重于研究对已有资源、传统的重新发现。两者虽在具体角度、方向上侧重点不同，但实质上并无过多差异，可谓一个话题的两种表述，皆有在继承中创新发展之意。无论是“转向”还是“回归”，一旦上升至“新诗史料学建设”层面，那其本质必然强调如何将研究理论化、体系化，从而指导新诗史料研究。这样的目的指向和其诞生的语境结合起来，不仅使其自生成之日起就充满鲜明的“期待视野”，也必将和当下的现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如果只着眼于新诗史料问题的一般性研究，那回顾新世纪以来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学者刘福春、易彬等已通过自己的实践，从不同角度进入新诗史料研究领域，成为这方面的代表。而部分偏重史料研究的学者，也在搜集、整理和辑佚现当代文学史料的过程中不时涉及新诗。总体而言，这种可以纳入新诗史料研究的实践存在以下三点问题：其一，新诗史料研究过于零散化，未形成规模与体系；其二，更多时候仅停留在搜集与整理的层面，没有深入内部；其三，对音像史料、网络时代新的史料形态，缺少必要的知识准备和理论阐释。以上三点综合起来，反映的是新诗史料研究尚未实现观念的转换、形成问题意识及至理论的自觉。在注重某位诗人佚诗、佚文的发掘和全集、文集或某段历史新诗总集的编纂中，从史料角度进入新诗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正因如此，当史料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热点话题后，新诗史料问题研究才会很快为诗歌研究界所关注，并迅速从往日的分散状态走向集中，而“新诗史料学建设”也将成为一种理论诉求。

综上所述，“新诗史料学建设”实际上是新诗研究接受现当代文学研究整体趋势的影响，逐步实现自身内部调整的结果。“新诗史料学建设”构想源于新诗研究的“史料化转向”，并最终期待以一种理论化、规范化的方式，确立新诗史料研究的基本问题、原则与方法。新诗研究的“史料化转向”与“新诗史料学建设”在短时间内相继而起，使后者在建设的过程中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紧迫感和学术焦虑，而相对于现当代文学整体及其他文体创作，新诗创作及其研究一贯存有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又使其个体建设具有客观上的必要性和内在的合理性。

二

任何一门学问的建构都离不开相应的基础，“新诗史料学”自是概莫能外。如果这种基础可被称为前提的话，那“新诗史料学建设”的前提将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百年新诗的历史为研究者留下了丰富史料，且至今仍处于增长、变化的状态。新诗史料的存在状态，客观上使其可以随时成为史料研究的资源和材料，并形成相应的论域，是“新诗史料学建设”的物质基础，将决定其面貌和建构方式。随着新世纪以来现当代文学“史料化转向”趋势成为一种共识，研究者不难发现，新诗史料及其可研究的问题已静待许久，这是一片富饶的土地，只是缺少发现的目光。新诗史料是关于新诗的历史遗留物，是研究和编撰新诗历史所需要的材料，自新诗诞生之日起，就与其结伴而行。如果说新诗史料的生成与新诗的历史同步，百年新诗史就是一部百年新诗史料的生长史，从宏观视野确立了新诗史料的时间、范围和内涵的丰富性；从微观角度看，新诗史料浩如烟海，种类繁多，也会从多元的角度为新诗史料研究带来新的话题。正如阅读不同时期出版的诗集与文集，会发现版本、校勘、考证、辑佚对于新诗史料甄别、使用的意义；查阅诸如“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三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①等大型资料丛书中与新诗和新诗人相关部分，以及谢冕总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中国新诗总论》、刘福春编撰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等总集和工具书，会涉及搜集、整理、目录、索引和汇编等史料学理论；造访郭沫若故居、徐志摩故居、艾青纪念馆等，可以在适度还原当时场景的同时，感受实物史料的魅力；翻阅现当代诗人在不同时期留下的“口述史”“访谈录”等史料，会了解不同形态的史料可以通过载体转换的方式，扩大其传播面；还有包括诗人档案、演讲等在内的特殊史料，以及影视和网络技术出现后，新诗史料呈现的新形态等。新诗史料的多样性和分类方式，既为其研究带来多样化的论题，也在客观上为其理论化、体系化提供了言说基础。

其二，史料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这种传统经历漫长的积淀，在进入现代社会后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史料学，包括理论和应用兼具、集中于历史学领域的普通史料学，针对于某一学科领域史料研究的专科史料学两大类。专科史料学的建构取决于某一学科的研究现状，特别是史料问题研究的水平、规模，以及如何在汲取传统史料学经验中凸显自我，以上涉及历史与现实、学科及学科系统自身层级关系的具有复杂结构的经验资源，是“新诗史料学建设”的理论基础。作为专科史料学，也是现代史料学之构成，“新诗史料学建设”除了会汲取传统史料学的经验，还会直接汲取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经验，且和已有的学术自觉和学术发动结合在一起。这使“新诗史料学建设”的理论基础在具体展开时包括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传统史料学及相关理论。这方面可举学界公认的、多次出版的潘树广、涂小马、黄镇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料学》（上、下）、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陈垣的《校勘学释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等，这些是建设任何一门史料学的理论资源。第二，现代文学史料学。鉴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构本身就包含了对传统史料学经验的借鉴与融合，所以“新诗史料学建设”在理论资源方面直接汲取现代文学史料学经验，显然更具可行性与实践性。遵循这样的逻辑，“新诗史料学建设”的理论资源既包括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徐鹏绪等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朱金顺的《新文学史料学》②、金宏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这些现代文学史料学著述，也包括谢泳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法》、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付祥喜的《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论稿》、易彬的《文献与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研究论衡》等与现代文学史料相关的理论著述。“新诗史料学建设”的理论资源既包括马良春1985年的《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③、朱金顺1986年的《新文学资料引论》④、樊骏1989年的《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⑤，也包括这一时段召开的相关学术会议，如2003年12月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2004年10月在河南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2009年11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第三，已经开展的新诗史料问题研究和相关实践。这方面既包括刘福春的《20世纪新诗史料工作述评》、张立群的《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研究》等直接与新诗史料相关的著述，也包括张泽贤的《中国现代文学诗歌版本闻见录（1920—1949）》《中国现代文学诗歌版本闻见录续集（1923—1949）》、王戎笙的《郭沫若书信书法辨伪》、蔡震的《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陈永志的《〈女神〉校释》、易彬汇校的《穆旦诗编年汇校》等与版本、目录、辨伪、考证、汇编相关的实践。新诗史料研究物质基础与理论基础并存，且已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已为“新诗史料学建设”准备了充要条件。至于其如何建设，必然要经历实践的探索。

三

“新诗史料学”作为一个全新的课题、一门新学问，不仅具有鲜明的理论意识，还因其面向迄今为止最丰富的新诗史料而具有显著的时代意识和实践意识。“新诗史料学建设”在充分吸纳融合古今文学史料学经验的同时，必须考虑新诗史料的实际情况和个性特质，以实现理论的当代性和生长性。这必然使“新诗史料学建设”成为一种有目标、讲方法、有深度的学术实践。

通过对多部文学史料学著作和新诗史料研究现状的考察，笔者以为“新诗史料学建设”首先应当确立以下三点目标。其一，梳理新诗史料的源流发展，辨析新诗史料的多元形态、史料层位划分等问题，阐释新诗在作品史料、专题性史料、期刊史料、工具性史料等方面的复杂构成与学术价值。其二，确立新诗史料研究的历史观，探讨新诗史料实践与应用过程中的若干有效方法与途径，正确面对网络时代史料发展的新趋势，对新诗史料研究实际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三，结合各类文学史料学和新诗史料研究者的已有经验，总结新诗史料研究实践的理论与原则，建构“新诗史料学”的理论体系。目标的确定意味着“新诗史料学建设”具有历史演变与当代现实相结合、实践应用和理论探索相结合、内外兼顾与辩证分析相结合的特色，而其内在要求则是使建设中的“新诗史料学”科学、合理，立于学术前沿，拥有学术高度，且不失个性特质。

在总体研究目标的指引下，“新诗史料学”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其内容可通过板块构造的方式，设置立体、系统、多层的组织架构。较为完整的“新诗史料学建设”应由以下相关联的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源流与发展的述析”是新诗史料源流论，主要是对百年新诗史料的源流和沿革进行描述，涉及其具体形态演变，可依据新诗史料生长的实际情况分为“新诗史料生成与初步发展”，即从新诗的诞生到20世纪30年代初；“新诗史料发展与曲折前行”，即20世纪30—70年代；“新诗史料研究的繁荣与多元展开”，即主要涵盖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诗史料发展历史。第二部分“构成与形态的确定”是新诗史料类别与形态论，主要是对百年新诗史料的类别和具体形态进行描述，结合已有的理论和新诗史料的具体形态，在回顾“纸媒时代的分类”和“网络新媒体时代”分类原则的基础上，对已有新诗史料进行类别和形态的划分，并对其价值给予评判。第三部分“搜集与整理的原则”是新诗史料研究实践的初始阶段，主要是对百年新诗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进行探讨。搜集与整理是新诗史料研究的前提与基础。但从以往研究可知，搜集与整理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搜集与整理史料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其在实际展开时可与目录、索引、汇编等结合在一起。第四部分“实践与应用的维度”是新诗史料研究实践的主要内容，主要是结合文学史料学理论，对百年新诗史料的实践和应用进行探讨。这部分内容是“新诗史料学”的重点，内容最多，层次也最多。由于其涉及新诗史料的辑佚、版本、校勘、辨伪、考证、注释等多个方面，且每个部分都有相应的理论，如版本学、校勘学、考证学、辑佚学等，所以，这部分内容可进一步分为实践的初始阶段和应用阶段。可以商榷的是，第四部分也可以和第三部分“搜集与整理的原则”放在一起，共同承担“新诗史料学”的实践与应用。第五部分“人物与文论的经验”是新诗史料研究主体层面的总结，主要结合新诗史料研究的现状，对代表性的新诗史料研究者及其实践经验加以介绍，进而丰富“新诗史料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