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骚传统”与北宋初期词学思想的建构

北宋初期是词体由晚唐五代向北宋过渡，并奠定北宋词学思想的重要阶段，在整个词学史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宋初词学思想之所以能够为后来的词学发展架起桥梁，与其对“诗骚传统”的接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诗骚传统”既包含着寄托个性情怀的体现，同时也指向了对集体价值的追求。北宋初期延续晚唐五代词在创作题材上“艳科”取向传统的同时，文人士大夫注重将传统经学精神融入创作之中，以此来拓展词体的思想内涵与审美意蕴。北宋初期的词体创作思想，不仅在抒怀、寄情家国等精神上与“诗骚传统”的群体关照、个体体验等思想一脉相承，更是在词学观念中涌入词人的家国意识与忧患情怀，给原本用于遣兴娱宾的词体增添了更加深广的现实内容，并促进了词体的演进与发展。这样使得词体的思想意蕴变得深厚，同时也体现了对“诗骚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文学审美风貌的变化与时代环境的迁移有着密切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就已经有了论述。一个朝代的建立刚开始必然是艰难的。从《宋史》中可见，宋朝在立国之初，内忧外患，还伴随着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个时候所呈现的文学创作不能依旧停留在晚唐五代那样只供娱乐的层面，文学起源时就被赋予一定的社会责任，在这一时期，自庙堂之上，就已经将崇尚儒术，振兴文教作为立国振兴的国策。然而，词学在创作方面的改变并非一时兴起，纵观当时文学的呈现情况，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

晚唐五代时期，词体逐渐成熟。以“花间词”为代表的创作范式在文坛广泛流行，这使得时人普遍将此类作品视为词体的典型形态。其所体现的词学观念主要表现为：内容题材偏重世俗生活，艺术风格追求婉约柔美，整体呈现出以艳情抒写为核心的审美取向。《旧唐书》评价温庭筠时说他“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可见，在当时普遍的理解当中，“词为艳科”的观念已成为一种共识。“词为艳科”中的“艳”多被指为妖艳，甚至被认为是词的本性所在，“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乐府指迷》）。其实并非如此，纵观文学流变，不管任何朝代，文人士大夫所接受的教育离不开儒道五经，因而就算在朝代没落的那段特殊的背景里面，词作中依然能够触摸到传统文化所给予的牵引。有学者曾在文章中提到“诗骚传统”对花间词精神向度的牵引与塑造，主要体现在花间词人延续“诗骚传统”中雅正观念与瑰丽文辞相统一的创作精神，将“清绝”之质与“侧艳”之辞融合一体，超越传统诗教而释放艺术活力……由此可见，在那个“词为艳科”标举的时候，文人在创作的时候依旧不能漠视“诗骚传统”的影响，而在“花间词”之后的南唐词人，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虽然在创作上依旧继承“花间词”娱宾遣兴的功能，可由于当时国家内忧外患，国势衰微，徘徊在灭亡的边缘，使得他们在创作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开始抛弃“花间词”的审美格局，在其词作中融入了深深的忧患意识。而这种观念上的改变，本质上源于“诗骚传统”的深层影响。该传统主张将客观现实融入主观情志的书写范式，使得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血脉得以在文学创作中赓续传承。

在北宋之初的创作上，文人士大夫同样不能够将视线聚焦在玩乐艳俗上，首先有所行动的就是庙堂之上的官僚阶层，宋太宗对经典名著的搜集工作极为重视，他深知文化之精髓往往蕴含于经书典籍之中。宋太宗此举无疑对当时的文化风尚产生了引导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那些浮艳小巧的曲词创作。鉴于前朝因沉溺声色而导致亡国的教训，作为国家君主，宋太宗自然会采取措施抑制那些只图享乐、忽视治国的作品。因此，宋初词作的数量虽不甚丰富，但存世的作品对后来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依据刘扬忠先生在《唐宋词学流派史》中的观点，北宋初期指宋朝开国前六十年。以此根据《全宋词》的查阅，这一时期仅有十二位词人作词三十余首，通过具体对词人的了解可知，这一时期的词人大多居于庙堂之上，如这十二位词人中的寇准、陈尧佐、丁谓、杨亿、夏竦都官至宰相，王禹偁和苏易简皆为翰林学士、知制诰，钱惟演为翰林学士、枢密使，和岘与陈亚曾在朝廷音乐机构工作，潘阆亦在朝廷做过官，后到地方任上，大中祥符三年（1010）为泗州参军，卒于官舍。由此可知，在北宋初期留存的词作虽然不多，但因为所作之人都受过长期儒家传统教育，“诗骚传统”始终是这些文人士子自小便有所接受的，因而在这时期的词作依然突破了原来“花间词”最为浮于表面的情感表达，隐含于“花间词”中深刻的文人思想，在这一阶段已经逐渐被放大，词体思想感情也逐渐走向雅正，基本上奠定了北宋前期的词体创作的总体风貌，为之后柳永等人的创作架起了桥梁。

就具体词作而言，宋初词人林逋的《相思令》是宋初闺情词的典型代表，其中写道：“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争忍有离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熟悉调律，远在《诗经》时期的诗歌就是这样的创作方式，使用简单的调律，采用民歌中复沓的形式，而且把离别之情置于“吴山”“越山”所阻隔的钱塘江两岸。含情与山水事物间，情景交融，含蓄中隐含着思想情感。《诗经》中最原始的写作方式，已经有人逐渐用在词作中，词的审美风格焕然一新。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中记载钱惟演平生“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的经典表述，就是宋初文人对待词体态度的表达。

词作为发轫于音乐文学的特殊体裁，本具备细腻传情的艺术特质。然其创作初期受制于宴乐环境与实用功能，题材多聚焦于男女情愫。自南唐以降，在社会变迁与文人意识觉醒的双重作用下，这种文学形式逐渐突破固有藩篱，开始承载士大夫的主体精神，最终将家国兴叹与生命哲思纳入词境拓展的维度。然而，其依旧还是逃离不了词最原本的特征，娱乐性依旧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宋初以政治教化、道德完善来重建儒学的文化环境中，士人都有着建构新型文化人格的内在追求，其思想与行为受到儒家传统礼教观念的潜在规约，并奉行着乐而不淫、中正平和的儒家文艺观。并且由于长年的战争以及家国的忧患意识，在此文化心理的支配下，善写风花雪月、离愁别绪的词体被宋初文人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因此，在宋初仅有的三十余首词中，其思想情感已经远远超出晚唐五代词表面所直言的娱乐性，而是进一步将传统由“诗骚传统”精神牵引的正统思想融入词作中。比如，在写闺情词时，词人采用《诗经》复沓连绵的艺术手法，以及在内容上不局限于俗艳的男女情爱，而是写得更加清丽明朗，富有民歌的韵调。另外，词人也会运用《楚辞》的修辞手法，屈原以兰草喻人，而此时的词人用药名来陈情，比如陈亚所作的《生查子》，一连三首，均有药名贯穿。在写景抒情的词作中，潘阆的《酒泉子》影响十分大，黄静在《逍遥词附记二》中评价说道：“潘阆，谪仙人也，放怀湖山，随意吟咏，词翰飘洒，非俗子所可仰望。”陆子遹亦认为其词“句法清古，语带烟霞，近时罕及”（《逍遥词跋》）。杨慎在其《词品》中则指出：“潘阆……诗句往往有出尘之语。词曲亦佳，有忆西湖《虞美人》一阕云：‘长忆西湖……’此词一时盛传。东坡公爱之，书于玉堂屏风。”山水之间，孕育出情感，为之后的词体创作开了先河，词也能如诗一样，写得清新雅丽。在咏物抒怀的词作上，原先“花间词”中就有少量，但描写依旧不能突破当时“俗”的一面，而在宋初词人这边就已经在创作上出现具有典型性的咏物抒怀词，比如林逋的《点绛唇·金谷年年》与《霜天晓角·冰清霜洁》，前者咏草，后者咏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林逋的《点绛唇》和梅尧臣的《苏幕遮》、欧阳修的《少年游》三首词为“咏春草绝调”。魏庆之亦指出：“林和靖工于诗文，善为词。尝作《点绛唇》云：‘金谷年年……萋萋无数。南北东西路。’乃草词耳，但终篇无草字。”（《魏庆之词话》）草木之物，《诗经》《楚辞》中几乎处处可见，宋初词人，在诗骚精神的影响下，其在用词的选择上就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观，不再一味地用富丽堂皇的词来修饰。除此之外，宋初少量的词作里面还有宫廷词的创作，但是这些词作已经不是靡丽的辞藻，而是突破原来的风格，用小令的形式来写宫廷祭祀、宴饮、咏颂等比较庄重的题材，里面是带有求雅之趣。

民族的卓越精神源自经典古籍中所记载的事物现象，“五经”“六艺”承载着先辈们最原始的精神理念。其中“五经”之首的《诗经》，“集部”之首的《楚辞》开创了两种不同的文学范式，但二者所呈现的精神是合流的，给予了后来文学发展深厚的精神养料。宋初三朝学士词创作，始终表现出崇文重儒的政治文化特征。当太祖太宗打击浮薄词人时，学士们远离具有浮艳传统的词坛，开始着重现实，突破“花间词”原有的传统模式，如同《诗经》一般，将词作逐渐往清新自然的方向写。在表达个人思想中也能透析到屈原在《离骚》上给予的表达方式。“诗骚传统”牵引北宋初期的词学逐渐走回正轨，使得词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北宋是词空前繁盛的时期，由于朝代更替，在南唐词已经出现了抒写性情的倾向，但是没有留下有关论述词学观念的理论文章。对于词学理论思想观念的产生，最早是北宋时期，根据文献查证，北宋初期词人不仅在词作中突破了“花间词”的基本审美格调，在创作中因为文人士大夫身份以及经典“诗骚传统”认知的影响，使其在创作风格上带有主流文学的意识，并且在理论上也有了呈现。北宋初期的潘阆在其《逍遥词附记》中明确提出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他的理论文章中，依旧能够洞察到他为诗骚精神所牵引，使得他能在当时主导的风貌下寻觅出不一样的道路，以此来指引词的创作，为后来苏轼等人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对于《诗经》的尊崇，从对诗言志等文学正统观念的认同、传承就已经能够发觉，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是非同一般的。《离骚》以其独特的情感寄托和表达方式，在《楚辞》中独树一帜，使得《楚辞》在历史长河中居于高位。二者在传承中合流，为后世文学观念的形成和士人精神指向的确立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根据文献考察王逸曾写下的“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楚辞章句序》），可见，人们已经逐渐认同诗骚的合流。一直到魏晋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这本巨作中就认为楚辞“同于《风》《雅》”，在理论方面给予了“诗骚传统”的认同。马一浮《蠲戏斋诗话》言：“言之精者为诗。‘诗言志’，最要是心术正大，方可学诗。学诗必从《三百篇》、《离骚》、汉魏乐府、建安七子以及《文选》诸诗入手，方有法度。”严明《诗经》《楚辞》的重要性。而针对“诗骚传统”的继承在唐代来说，诗歌的鼎盛发展，更是离不开诗骚精神的引导，以“诗圣”杜甫为例子，其就是典型的儒家传承人，他的作品中更是能够透析诗骚的指引，比如“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等诗句中，都能探寻到线索。从《诗经》《楚辞》到初唐诗人，都是其学习与继承的对象，其渊源之深广，远非其他诗人能望其项背。当然深究内容思想，“诗骚传统”仍旧是古代各类文学文化的主要内核，可见此等文学传统不自觉地映照在各朝士人的精神生活中，针对诗骚的传承，儒家文人是坚守传承，并且为后来人所认可的。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也在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拓展，“诗骚传统”同样被赋予着不同的生命力。在民族危难、战争频繁的当下，社会矛盾让文人士子不能一直停留在随性洒脱的词乐中。在他们的词作中，不论是宰相寇准《阳关引》中以“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轻是攀折”的用词形式来描绘征战带给百姓的流离失所，还是杨亿、林逋等人的作品，虽然看似还带有晚唐五代的迷离朦胧，但都通过这些审美情境传达出了时代压力下的精神苦闷与无助心态。这些自小学习五经长大的文人，在继承“诗骚传统”所赋予的精神指向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词风，为北宋后来的文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宋初期延续晚唐五代词在创作题材上“艳科”取向的同时，文人士大夫注重将传统经学认知融入创作之中，以此来拓展词体的思想内涵与审美意蕴。北宋初期的词体创作思想，不仅在抒怀、寄情家国等精神上与“诗骚传统”的群体关照、个体体验等思想一脉相承，更是在词学观念上最先于理论中提出诗词关系，进而提倡“诗词一体”，为后来词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初词人的家国意识与忧患情怀，给遣兴娱宾的词体注入了更加深广的现实内容，并推动了词体的演进历程。

本文系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诗骚传统’与北宋初期词学思想的建构”（项目编号：YCX24063）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