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学传统的创造性演绎

新诗与古典诗歌天然地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经历了白话文运动，也依然没有断绝古典诗歌对新文学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诞生了俞平伯《凄然》、徐志摩《偶然》等带有浓厚古典诗语韵味的优秀诗歌作品，说明青年诗人在审美心理层面无法全然抹掉古典诗学的文化痕迹，在20世纪40年代成长起来的女诗人郑敏亦是如此。

一、借解构主义转向“古典”

与很多现代诗人不同，郑敏没有系统地学习古典文学，她的求学生涯主要伴随着的是欧美文学。郑敏早年的诗歌创作极具欧化色彩，到了晚年却主张向古典诗学传统学习，多次表示对中国传统哲学与古典诗歌的喜爱。这样一位西化色彩浓厚的诗人，为何会在晚年转向古典呢？

结合郑敏晚年的翻译与诗论研究，传统转向与她对美国当代诗歌的翻译、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阐释是几乎同步进行的。她不止一次站在道家思维的立场上阐释解构主义的合理性，即解构作为一种方法论，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可见，郑敏并不是完全自发地意识到古典文学的魅力，从求学经历看，她的古典文学底蕴远不及西方文学的浸染程度高，而是在晚年研究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时，发现了这种解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史哲的共通之处。解构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离不开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学者指出，其给中国文学界留下了“顽强地破解历史的客观性与必然性，逃离真理的绝对性与整体性的支配”（陈晓明《美国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分析》）的文化痕迹。郑敏不仅十分认同解构主义对语言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消解，重要的是她试图去打通中西方文学与哲学的壁垒。

据郑敏的回忆：“今天美国人是把德里达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来补充他们的新批评。我对这种研究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如何从东方的哲学角度看德里达。”（《自由与深渊：德里达的两难》）足可以见，郑敏对德里达解构思想的解读、研究更愿意站在东方哲学视野中。她意外地发现解构思维中永恒的运动、不可言说的理论与中国哲学的“道”“无名天地之始”“玄者无心”等思维有基本的相似之处，撰写了大量诗论，用传统哲学阐释德里达理论的合理性。如果我们回顾20世纪末东西方文化交流，伴随着西方进入后工业时代，西方思潮中出现了一股向东方寻求良药的热潮，1985年出版的F·卡拉普《物理学之“道”：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1987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的《海德格尔与亚洲思想》等，试图用东方文化在后工业时代恢复文化的创造性和弹性。而郑敏晚思想运动轨迹也是通过发现西方转而发现东方，通过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学习解构思维，并以此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新诗之间的关系。

诚然，中西方价值体系与思维逻辑不同，郑敏也有认识偏颇的地方，引发了很多学者的质疑，但她试图打破中西文化壁垒，唤醒古典诗学及文化的当代意义的初心是真诚可贵的。面对传统文化的失落、全球化带来的民族问题，以及新诗发展现状的困境，这位老诗人在经历历史沉浮、岁月变迁后在中国极力翻译和传播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以此为方法论，去探索中国的新诗创作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这种思想就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具象化了，郑敏晚年也在调整创作姿态，咏物新诗具有勾连古典诗学传统的倾向。她十分喜爱杜甫，也被陶渊明诗歌的超脱境界所打动，在说理方式上都具有平中见奇、点到为止的艺术效果。值得注意的是，郑敏对古典的接受是有中介的，受到冯至影响，她晚年借解构主义打开了对传统的重新认识，这必然会导致对古典诗学融合的偏差，因此其诗歌还是存在一定的西化色彩。

二、超然忘己，平中见奇

陶渊明也是郑敏最喜爱的诗人之一，其平淡自然的文风与意蕴深厚的境界被郑敏反复谈及，郑敏在咏物新诗中也试图走近陶诗所体现的艺术精神与思想高度，使得咏物新诗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品格。

陶渊明经历仕隐徘徊后，最终在与大自然的朝夕相处中获得自在闲适的乐趣，《饮酒》其五向来被视为冲淡自然的审美风格写照，语言朴素，少见修辞，却表达了物我一体的哲学观。郑敏在《关于中国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中谈到《饮酒》其五，虽然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有一种超越人世间琐碎的素养，那就是天人合一的关系。之后，郑敏又在访谈中谈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陶渊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呈现出了一种忘己的超然境界，正是郑敏最崇尚的东方境界。这是一种人与自然的亲密性，忘却自我、前见，融入自然，当抵至这种境界时就会产生“欲辨已忘言”的心境，与自然神交产生一刹那的美妙感受是无法用任何文字来表达的。

再联系郑敏晚年咏物新诗的创作实践，也能发现诗人尝试走向物我一体的“忘己”超然境界。一方面，咏物诗表现人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倾向，在自然中超越主体的局限，让物情即人情。比如，《愤怒的马匹》中的“愤怒的马匹冲出了你的身体/驰回辽远，它们诞生的地方”，将主体的情感幻化成物，从而实现有限的自我进入无限的宇宙万物中，到达真正的自由境界。这类咏物诗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亲密关系，不仅能够实现物我共感，展现出将客体主体化的倾向，而且它们所描绘的意境，仿佛打开了一扇窗扉，朝向宇宙的浩渺，让人感受到那一刻心灵与宇宙间神奇交流的难以言喻之美。另一方面，咏物诗呈现个人生命与自然的巨大的冲突，让人在有限的生命与狭小的现实世界中感到宇宙的无穷无尽，敬畏自然，亲近自然。比如，《小鼠的语言》中的“黑夜里静聆太空  传出诗人之声/说他认识到人的渺小”，弦月丰满，月光皎洁，在光辉倾泻的荒原中“人轻轻回归身躯”；《谁征服谁？飞鱼与云团的对话》中的“赤色涂满太空/造物就在火烧的夕阳中/傲慢的人类不再争吵/静聆这宇宙的光的音乐”，鲜明体现了一种对自然尊敬的态度，以自然中的万物为参照，意识到人的渺小与局限，从而谦虚地看待外界事物，窥探自然的秘密，给读者一种恍然的彻悟。

再次，郑敏与陶渊明在诗歌理趣的呈现上也具有相似性，寓理于日常生活之中，赋予平凡事物以哲思内涵与理致高度，显得轻巧自然。陶渊明生活在一个为清谈玄理所笼罩的时代，哲学氛围浓厚，因此他的作品中自然不会缺少哲理元素，哲理诗都一定程度上诠释了“得意忘言”的思维方式。郑敏虽然受到德国文学的影响，但在走向深邃、玄远的道路上没有冯至的浩瀚与深刻，她对哲理的抒发是注重悟性的，往往是一闪而过的哲思，点到为止。比如，《鸽子与鲸鱼》中不着一字说理，却引导读者思考生命与社会法则、自然法则的关系。鸽子在斜斜的屋檐上停歇，井然有序地落在训鸽人的身边，温暖和谐；而鲸鱼收到大海错误的信号，无奈地搁浅在沙滩，依然固执地相信深深的海洋。“鸽子与鲸群/人们每天在思考/这两个现象”，前者是被规训的生物，人类的社会法则牵引着它们的心，而后者是自然中自发的生存行动，凝聚本能的行为意识，二者境遇天壤之别。诗人未对此展开评论，但通过展示“物”的生存体验，引发读者对生命生存环境的思考，涉及了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哲学主题，意蕴深刻，需要阅读者去捕捉和把握。

但郑敏咏物新诗不完全具备陶渊明诗歌的那种冲淡自然的审美风格。东晋玄学中崇尚自然思想，儒释道合流观念直接浸润了陶渊明的心灵；而郑敏晚年才开始转向古典，生平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学习西方文化。虽然郑敏在诗歌境界上试图抵达陶渊明“忘己”的超然境界，但在实践过程又保留了自身的创作风格，咏物新诗也流露出一些知性与思辨、欧化色彩，是早年艺术来源留下的痕迹。

三、全球化时代的诗人：深沉的忧世精神

郑敏作为20世纪40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对现实的关注与民族的忧心早就根植在潜意识中。进入晚年，郑敏公开表示很喜爱杜甫，尤其喜爱杜甫诗歌的语言与思想意蕴。郑敏的老师冯至从事杜甫研究，而郑敏也承认：“也许是受了冯至的影响，我非常欣赏杜甫，他表达的时代的痛苦非常深刻。”（《思维·文化·诗学》）冯至的诗歌创作给郑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多年后，郑敏撰写《忆冯至吾师—重读〈十四行集〉》一文时，认为冯至《十四行集》“深深地融会了杜甫的情、歌德的智和里尔克的玄”，好的诗歌不仅要有丰富的形体，还要有高贵的灵魂。即便诗人在创作过程中需要一种超现实的思考的退场，但是她依然认为“介入的意识愈强愈能写出有深度的诗”（《诗人必须自救》），因为她将诗人的良知视为诗心。

在个人创作上，忧世意识表现为借咏物的形式进行讽刺，这要求诗人既能揭示物的情态特点，又能或隐或显地流露讽刺意味，而物具有不同的面貌与特质，为诗人表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郑敏咏物新诗的体物与讽刺相辅相成。比如，《一幅后现代画前的祈祷》隐含了对人文精神陷落、价值观念颠倒的讽刺，诗人对后现代的画面的描绘特点与后现代主义思想在国内流行带给人的喧嚣、文化价值跌落的担忧水乳交融。社会陷入对物质金钱的崇拜，充满了戏谑，责任与义务被轻视，“法官的喉咙落入银行保险柜/检察官的耳朵遗落在酒席上”，表面上对后现代画像进行描绘，实际上暗含对20世纪90年代消费文化冲击下人们心灵枯竭的嘲弄。“诗人给灵魂披上纱裳/踏上天梯化为俯视世界的月光”，直接诗意地点明了诗人扮演的角色，祈祷在这个不安的世界中发挥整合人类破碎的身体、抚慰灵魂的作用。再如，《历史的巨蟒：长城》将“长城”这个承载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人格化了，语言节奏感强，突出21世纪以来物质文明对民族文化的腐蚀。在这首诗中，东方的巨蟒只剩下“微弱的气息”，山谷喷出无休止的毒雾，他试图去警告，却无法怒吼。“黄金  白银  纷纷  落在贪婪的谷中”，诗人用间隔的停顿突出物质对山谷（自然）的侵蚀。即使已经被人类遗忘，巨蟒蜿蜒坚强的身体依旧在守候疯狂咳血的民众，他们在不断地寻找出路。这首诗歌弥漫着深沉的悲壮感，最讽刺的就是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欲望碰撞，金钱至上，我们丢掉了传统，民族精神文化越发羸弱。

此外，还有一些诗歌几乎不存在大量的形象描述，以“物”起兴，用叙述性的语言在娓娓道来中凝聚着对现实的关切。比如，《小鼠的语言》中的“小鼠”仅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隐喻出现，诗人用大量的意象组织梦一般的诗意场景，突出人类如何在喧嚣世界找回那个原始的自己的过程。诗人对20世纪

90年代科技挤压人的生活表示担忧，但仍在期待美好的未来。“世纪末的骄阳  晒黑了人的良知/小小的鼠标  指挥千年的文明”，小鼠标与人类文明孰轻孰重，不言而喻，“小鼠”象征着互联网时代，我们用鼠标连接外界与交流，实际上是触及了科技试图压倒文明的主题，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如何平衡技术与人文？诗人找到了诗，“在诗之树下  等待着心灵幼童”，试图用诗的语言让人回到“原始的寓所”，剥离浮华的外界枷锁，回归纯真。忏悔的荒原布满了洁白的光辉，人类静静地聆听诗的声音，诗歌情致深婉，流露出诗人对生活在互联网时代中的人们生存状态的担忧。

郑敏站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对芸芸众生饱含关怀，也是传统儒家入世精神的一种现代演绎。这种关切是站在一种宏大的、广阔的视野中，郑敏的咏物新诗隐含着深刻的人文关怀，但远不及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抵达现实的强烈性和亲密性，她表达的忧世，超出了社会现实表层，使现实成了一种象征。

不难发现，郑敏对古典诗学的借鉴与陶渊明、杜甫本人的诗歌创作存在很大差异，显示出了个人特色。郑敏对陶渊明的想象是“超然忘我”，在咏物新诗创作中积极去抵达此境界，做到了物我和谐、物我交融，但不像陶渊明那般“云无心以出岫”（《归去来兮辞·并序》），轻灵自然；其咏物新诗具有深刻的忧世情怀，借物讽刺，字里行间都洋溢着难以遏制的深沉情感，但没有杜甫叙述现实的深刻性和力量感。这很大程度是由于郑敏对两位诗人诗歌艺术的借鉴是带着中介与个人思考的，有冯至的影响，也有解构主义思潮的冲击，作为在英美文学浸润下成长的诗人，诗歌难以彻底脱离奥登、里尔克的影子。然而，这恰恰是郑敏个人独特性的体现，这是一种融合了西方创作技法又带着东方玄远感的创作。郑敏将物象与生命、哲思与情感、具体与抽象等融合在诗歌中，汲取西方文学艺术又努力与中国古典诗学结合，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诗歌发展道路。在当前社会背景与文化趋势下，郑敏的咏物新诗创作能够带给我们新的思考与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