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闺阁走向江边

郭茂倩编写的《乐府诗集·清商曲辞》由吴歌和西曲两部分组成，清商曲辞主要产生于六朝时期的长江流域，其中，吴歌大致产生于扬州一带，西曲则产生于江陵一带。创作地点的变化，带来诗中抒情主人公的文学情感之变。吴歌多言闺戏与闺怨，情意缱绻缠绵；西曲多叙离愁，岸边依依惜别。已有学者关注到这一变化，如王运熙在《乐府诗述论（增补本）》中认为，“在吴声、西曲（特别是西曲）中间，描写商旅生涯的歌谣，占了很大的分量”；朱金涛在《南朝吴声歌曲与西曲歌之综合研究》中认为，“吴歌西曲都是城市之歌，一写幽情，一写离情。吴歌富于家庭趣味，西曲富于贾人思妇的趣味”。对于文学情感变化产生的诸多原因，已有学者从文教、民风等角度作出解释，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认为，太湖流域（吴歌产地）的人“恋家而罕远游”；孙菊容在《西曲情感论略》中认为，吴歌产生地扬州州治建康乃京畿所在，儒家思想深入民心，而西曲产生地楚地荆州位于外埠，女子受礼教约束小，行动自由度高，出门送别能为世俗所容。除此以外，六朝时期长江中下游一带贸易繁荣，商人多往返于荆扬二地。本文尝试借由荆扬二地粮食贸易往来（主要由荆州运往扬州）盛况，管窥从吴歌到西曲的文学情感之变。

一、吴歌—闺戏与闺怨

吴歌部分，主要包括36种乐府歌词（以曲名分类），约335首，其中，16种乐府歌词谈及闺戏或闺怨，约299首，占比近90％。分别为：《子夜歌》（42首）、《子夜四时歌》（75首）、《子夜警歌》（2首）、《子夜变歌》（3首）、《上声歌》（8首）、《前溪歌》

（7首）、《团扇郎》（6首）、《七日夜女歌》（9首）、《黄生曲》（3首）、《碧玉歌》（3首）、《桃叶歌》（3首）、《长乐佳》（7首）、《欢好曲》（3首）、

《懊侬歌》（14首）、《华山畿》（25首）、《读曲歌》（89首），这些乐府诗，以情景交融的笔法写共欢场面或闺中愁思。现举几例证之。

在《子夜歌》（42首）中，地点在闺中，先以对唱方式言相聚之欢，男唱：“落日出前门，瞻瞩见子度。冶容多姿鬓，芳香已盈路。”女答：“芳是香所为，冶容不敢当。”再运用双关埋怨别后难逢，如“明灯（暗示油燃）照空局，悠然（油燃）未有期（棋）”“雾露隐芙蓉，见莲（怜）不分明”，借景抒情，形象生动地抒发了闺中女子缠绵哀苦的怨念。

在《子夜四时歌》（75首）中，“春歌”部分，写春景明媚，游乐以欢。“夏歌”部分，“叠扇放床上，企想远风来”，写闺中嬉戏。“秋歌”部分，“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裳”，可窥当时江南一带大都市对于爱情的开放态度。“冬歌”部分，女子不顾渊冰三尺，素雪千里，只盼“与郎对华榻，弦歌秉兰烛”，表明己心如松柏，专注无异心。

在《子夜警歌》（2首）中，镂椀、绿酒、雕炉、紫烟，皆于闺阁内。“含羞出不前”，柔媚的气息，与玉指娇弦，朱口艳歌宛然一体。

在《七日夜女歌》（9首）中，诗中以景入情，写秋天萧索悲凉，而后愤愤然啼曰：“惆怅登云轺，悲恨两情殚。”总体以哀怨为主，兼以相思，双线缠绕，表达女主人公聚少离多的闺怨愁绪。

在《长乐佳》（7首）中，诗中运用“雎鸠不集林，体洁好清流”“鸳鸯翻碧树，皆以戏兰渚”等比喻，表达双方的忠贞不渝，含蓄而富有诗情画意。

在《华山畿》（25首）中，诗中女声和男声混杂，直抒胸臆，表达男女不得相见，阴阳两隔的哀怨。“泪如漏刻水，昼夜流不息”“中夜忆欢时，抱被空中啼”“腹中如汤灌，肝肠寸寸断”“长江不应满，是侬泪成许”，诗句运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将相思之情娓娓道来。

在《读曲歌》（89首）中，“打坏木栖床，谁能坐相思”，诗中女主人公借酒浇愁，回忆当日，欢赠玉树筝。可惜好景不长，人走屋空，遂徘徊三路，四觅消息，才悟得“诈我不出门，冥就他侬宿”“阔面行负情，诈我言端的”。全诗以“莲”为主要意象，兼以双关，属于闺怨诗范畴。

以上16种乐府歌词，主要源自民间，运用比喻、双关等传统修辞手法借景抒情，表达闺中女主人公的欢乐与哀怨。

二、西曲—江边离别愁煞侬

西曲部分，主要包括32种乐府歌词（以曲名分类），约145首，其中，除了48首歌词依旧抒发闺阁情思，开始大量出现直接描写江边送别场景的乐府诗，涉及12种乐府歌词共约62首，较吴歌部分同主题歌词《懊侬歌》《华山畿》多出约40首，在西曲诗歌总数占比超1/3。诗中流露出深深的远行忧思，主人公由闺中女子变为江边女子，其中不乏商人妇。分别为：《石城乐》（5首）、《乌夜啼》（8首）、《莫愁乐》（2首）、《估客乐》（1首）、《襄阳乐》（9首）、《三洲歌》（3首）、《采桑度》（7首）、《女儿子》（2首）、《那呵滩》（6首）、《寻阳乐》（1首）、《白附鸠》（1首）、《寿阳乐》（9首）、《杨叛儿》（8首）。现举几例证之。

在《石城乐》（5首）中，石城在竟陵（今湖北省境内），“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津”。黄莺在《〈西曲歌〉所见南朝荆襄社会风貌研究》中认为，江津是江陵城外一个很大的航运码头，繁盛的水上贸易一方面呈现了江陵地区商业运输的繁荣，另一方面则描述了商贾、船家、歌伎舞女之间的无尽的离情与相思，在长江流域的商业口岸留下一段段风流佳话。这是一次规模不小的远行，“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点名离别主题。

在《乌夜啼》（8首）中，送别地在巴陵（今湖南省境内），“长樯铁鹿子，布帆阿那起。讬侬安在间，一去数千里”，在古人眼中“数千里”是个非常遥远的距离，意味着此去路途漫长，生死难卜，所以妇人“执手与欢别”“夜啼至天曙”。

在《襄阳乐》（9首）中，送别地在襄阳（今湖北省境内），“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中认为，荆州交通网络“中线由关中东南行，由河洛西南行，皆至宛郡（南阳），再循白水流域，南下襄阳，复南循汉水至长江中游之荆楚……中道之总干线为襄（襄阳）荆（江陵）道，水陆并通，可谓为中古时代最繁荣之交通路线”。此番远行全程三千三百里水路，终点是扬州，女子担心久别不见对方会“冒风流”（双关），“腹中车轮转”。

在《三洲歌》（3首）中，郭茂倩引《唐书·乐志》：“《三洲》，商人歌也。”引《古今乐录》：“《三洲歌》者，商客数游巴陵三江口往还，因共作此歌。”“愿作比目鱼，随欢千里游……玉樽金镂碗，与郎双杯行。”采用比喻，表达愿与郎君共赴行程，依依不舍之情。

在《女儿子》（2首）中，“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我欲上蜀蜀水难，蹋蹀珂头腰环环”。歌中言及水急难渡，犹如银河，阻断相见，天各一方。西曲中多见此类离别之歌，盖交通不便所致。

在《寿阳乐》（9首）中，送别地在寿阳（今安徽省境内），“可怜八公山，在寿阳，别后莫相忘”。贾客远去，女子满怀愁思，临水远望：“长淮何烂漫，路悠悠，得当乐忘忧。上我长濑桥，望归路，秋风停欲度。”马思婕在《“长淮”名称及其文学书写内涵的历史变化》中认为，“长淮”作为地理空间的书写至迟在南北朝时已经出现，可指代淮水及秦淮河。时人心中淮水具备三大特点：一是“烂漫”，景色美丽，得以使人“乐忘忧”；二是长达“千余里”，因而称“长淮”；三是因绵长而使得家乡不可望，勾起伤情怀思。乐府诗里刻画的这位送君千里的女子，对“长淮”的心情，也夹杂了上述三种意味。

综上，荆州地区水路交通发达通畅，商贸口岸众多，西曲部分的诗歌充分体现出水乡特色的民风民俗，男女相思、相乐、相怨之歌多无闺阁之束，取景屋外，江边作别，充满离别愁绪。

三、繁荣的粮食贸易对文学情感之变的影响

顾颉刚在《吴歌小史》中说：“所谓吴歌，便是流传于这一带小儿女口中的民间歌曲。”“这一带”，大致指长江三角洲的吴语地区，吴地的中心在建康。王运熙在《吴声西曲的产生地域》中提到，西曲产生地域颇为广泛，北起樊、邓，东北至寿阳，东抵豫章、浔阳，南至巴陵，西达巴东，而以江陵为中心地带，并列出西曲可考的产生地域，如《乌夜啼》—豫章，《石城乐》《莫愁乐》—竟陵，《估客乐》—樊、邓，《襄阳乐》—襄阳，《三洲歌》—巴陵，《襄阳蹋铜蹄》—襄阳，《江陵乐》—江陵，《女儿子》—巴东，《那呵滩》—江陵，《寻阳乐》—浔阳，《寿阳乐》—寿阳，《杨叛儿》—西随，《西乌夜飞》—江陵。

六朝时期，建康和江陵，分别是当时扬、荆两州的州治所在地，也是全国最富庶的城市。王运熙在《乐府诗述论（增补本）》中提及，“《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论》说：‘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荆城（即江陵）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以建业而论，“《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说‘淮水（指秦淮河）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从吴歌到西曲，诗歌创作地点从闺阁走向江边，主题从闺戏与闺怨变为江边送别，文学情感从闺情走向离情。按道理，江陵一带贾客常常前往建康做生意，而江陵自身作为六朝时期长江中游的经济中心，也有相当多的建康贾客前来江陵做生意，但西曲之于吴歌，江边送别之作明显增多，其中明确提到贾客远行目的地的《莫愁乐》《襄阳乐》《那呵滩》等西曲，登岸点都是扬州。对此，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认为：“长江中流荆、楚各地，为码头所在，贾客过往极多。往往一别经年，相见不易，思妇情怀，自然要和吴地不同。”王柳芳在《城市与文学：以两汉魏晋南北朝为考察对象》中认为，六朝时期，商人不远万里，将各地奇珍异宝贩卖至建康，以满足人们日益膨胀的物欲，而江陵至扬州三千三百里水路，沿途城市商机无限，扬州成为长江中上游人们向往的人间乐土。因此，或可借由六朝时期荆扬二地的粮食贸易这一独特“窗口”，管窥商贸发展对诗歌文学情感变化的具体影响。

历史上，长江自西而东贯穿荆州，境内许多城市之间水路相通，各州郡亦可通往扬州，黄金水道优势得天独厚。到了六朝时期，荆州农业耕地、渔猎、手工业纺织等均有较大发展，可以说荆、郢、樊、邓之地物产丰盛，富甲天下。其时，商旅贸易主要以水路为主，陆路为辅，杜佑《通典》中有“江州五百万，市米胡麻。荆州五百万，郢州三百万，皆市绢、绵、布、米、大小豆、大麦、胡麻”的生动描写。其中，荆州的粮食常常以水运的形式被输送至建康粮食消费市场，以此满足长江下游地区巨大的粮食需求。王玲在《六朝时期荆州地区的粮食贸易》中认为，除了服务都城，这场繁荣的粮食贸易背后，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不仅仅诱惑着贾客们，官吏、士兵也心动不已，亲自参与粮食贸易活动，如刘宋时将军吴喜从荆州还建康，《宋书·卷八十三》描写到当时的场景为：“大艑小艒，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人人重载，莫不兼资。”王玲进一步指出，这个丰厚利润的背后，源于荆州、建康两地之间的粮食存在不小的差价，尤其“时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宋书·卷八十三》），更甚者“米一升数百，京邑亦至百余”（《宋书·卷八十三》），相比之下，荆州地区米质优者一斛方百钱，差价有十倍百倍之大。在巨大的利润面前，辅以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络，荆州地区的商人经常性地前往扬州开展粮食贸易，而因为路途遥远险阻，归期漫漫，使得女子在江边依依不舍，惆怅满怀，使吴歌与西曲之间出现文学情感的明显差别。

李博衡在《吴歌西曲的民间女性主体特征及有关意象论略》中总结，历来对六朝吴歌西曲的既有研究，主要着眼于诗歌出现的时间、地点、结构、功用、本事、乐制等方面的考据，以及与当时文人诗，特别是宫体诗的继承和借鉴。但是，吴歌西曲部分文学细节差异形成的种种原因尚待进一步考究。因此，本文尝试探讨，从吴歌到西曲，由写作内容上的变化（从闺阁走向江边）带来文学情感上的变化（由闺情变为离愁），缘由之一或可追溯至六朝时期荆扬二地的粮食贸易往来，从而管窥经济贸易发展对文学创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