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味”说源起

“滋味”说作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颗明星，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有着巨大的影响。及至今日，“滋味”作为审美标准仍活跃在文学批评领域。若探究“滋味”说强大生命力的原因及其根本要求，则需从“滋味”说的产生原因与演变过程进行分析。

“滋味”作为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的一个概念，是指在文艺作品（尤其是诗）中具有能激起欣赏者美感的特质。其最早由钟嵘正式应用于文学批评中，形成独立的美学评价体系，并将其奉为他诗歌理论以及实践的最高理想与准则。而在“滋味”说产生之前，“味”已经作为批评用语散见于文学批评的语句中。要探究“滋味”的根本要求，需要我们对“味”这一概念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进行梳理。

一、“味”运用范围的扩展

“味”这个词首先让我们联系到的是味觉，即用舌头感受到“味道”，离开了舌头，任何东西也便失去了味道。也就是说，“味”是一种主观感受，它直接来源于感受主体本身，而并非客观事物。即使客观事物本身带有某种属性倾向，但当离开了感受主体的舌头，也便没有“味”了。我们常说的“有味”“有什么味”都是建立在客观事物与我们的舌头产生作用后所产生的主观感受的结果，但当我们遇到滚烫的铁水等排斥我们舌头的客观事物时，我们便给他赋予“无味”的评价了。所以，当我们评价一个东西“有味”“无味”或者有某种味道的时候，在表面上看是对这一事物某些客观性质的评价，实际上却是对自己主观感受的抒发。

但“味”是不可共享的，具有封闭性。人在品尝同一物时，即使没有完全相反的感受，但不同主体之间的感受也会有细微的差别，产生相应的、不同的评价。所以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客观事物的性质是相同的且在品尝前不会改变，那产生这一差别就与感受主体的素质有较大的关系了。例如，品酒师、美食品鉴师等与普通人的区别往往有两个较大的差异：第一，舌头敏感度高，对味道中的细微差别能敏锐地感知；第二，实践经验丰富，对相关理论有较大的储备，能将不同滋味进行精准的描述。这些内在素质表现出来便成了“行家”，与普通品鉴者有了划分。

文学作品也与之类似。文学作品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但在未被阅读时，便只是一些由冷冰冰的载体和文字组成的物件，与桌椅板凳没有任何不同。但当被阅读时，词句便与读者产生作用，经阅读主体的大脑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重新排列组合，产生自我的阅读感受，而这一阅读感受的产生也与读者自身的价值观念、知识水平、思维结构等相关。

由此可以看出，品“味”与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十分相似，故而将“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批评中也便很自然了。

二、“味”在艺术领域的应用

“味”在应用至文学领域之前，就已经被普遍运用到其他艺术领域中，成为一个评价艺术作品的美学范畴。

《乐记》中将“遗音”与“大羹”中的“遗味”作比，即是将口中“味”与耳中“音”相类比：“味”有基本五味，“音”有基础五音。五味相调的食物与品尝者的舌头发生作用，人始知其特殊之“味”；五音相和的乐曲与听者的耳朵发生作用，人始知其特殊之“音”。因其相似性，且声、味皆为五感之一，故进行自然类比，便于形容所说“遗音”之韵味。《论语·述而》中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即孔子在学乐之时，听《韶》乐而三月不能尝出肉味，这里固然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也体现了以美味况美声的运用。

而“味”之所以能如此自然地应用到艺术领域中，是因为国人的审美意识起源与“味觉”相关。“民以食为天”，人类对进食快感与美味的本能需求，在进化历程中早于对视觉、听觉等感官愉悦的系统性追求。沈约在《梁三朝雅乐歌·需雅·四》中提到“人欲所大味为先”即在表述这一问题。而在美的观念成熟后，“味”作为产生美的母体，也就被广泛应用于其他感官之中。例如，《墨子·非乐》中的“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将视觉、听觉之美与味觉并提。《荀子·劝学》中提出“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则将三种感官更为直接地联系起来。由此，“味”的联系应用有了阶梯桥梁，为直接形容其他感官的感受创造了条件。

但此时“味”在艺术领域中的应用是较为简单直接的五感之间的联系，尚未应用于更为抽象的、脱离人的直接感官的作品中。但不容忽视的是，“味”的应用范围的拓展也表明了人们开始对“感受”的探寻，这为“味”应用到文学领域创造了条件。

三、“味”在文学中的应用演变

中国的文学发展确立经历了由口头言辞到文章典籍，由不自觉到自觉的阶段，所以经过前期应用范围扩展的“味”，在文学中的应用也经历了由“以味论言”到“以味论文”的发展过程。

在《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中，太史公评“冯公之论将率，有味哉！有味哉！”此处便直接用“味”来评价言辞议论。《史记·汲郑列传》云：“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也。”也是以味论言的案例。

而随着造纸术的改进，书面著述数量增加，文学走上“自觉”的道路，“味”的概念被广泛运用到文学理论之中，并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东汉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提出：“古贤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读观有益，非徒膳食有补也。”他将古人的贤文与膳食作比，且美于实在的膳食，极言文之甘味。魏晋时，玄学勃兴，人们强调言外之理，意外之趣，于玄理中寻得精神的满足，故对文章“味”的追求更盛，以“味”论文的现象也更加普遍。例如，《晋书·文苑传》中的“珣诵味久之”（袁宏《北征赋》），《晋书·徐苗传》中的“前后所造数万言，皆有义味”等，以“味”来品读文章内容，感受其中意味。但在此时，“味”的标准偏重于评判文章的义理，强调“玄言”，忽视文章内作者主体的情感抒发。陆机对此在《文赋》中提出“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认为文学创作应追求朴实无华，力求简要精练，强调文学作品不应缺少像祭祀时肉汁的遗味，需做到回味无穷，给人以无穷美感。陆机的这一论述表明魏晋时期文人开始关注纯文学的创作，开始探寻纯文学的创作要求，“味”在此背景下开始进入到纯文学的批评理论中了。

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广泛运用“味”论诗，如《明诗》篇中“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体性》篇中“志隐而味深”，《隐秀》篇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但其对“味”的应用散见于不同篇目中，尚未形成体系。而真正自觉地、明确地将“味”作为审美标准应用于纯文学批评中，是与刘勰几乎同时代的钟嵘。

四、钟嵘“滋味”说的提出

“滋味”说是钟嵘《诗品》中的核心，也是钟嵘诗歌创作的最高美学理想，在创制之初便与当时流行的文风针锋相对。

汉末魏晋以来，社会的动荡使儒家礼教衰颓，人们思想得到解放，开始重新思考、认识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由道家思想衍生出的玄学思想逐渐成为时代风尚，追求玄理、沉溺声律、用典隶事成了文学创作者的目标。这无疑违背了“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左思《三都赋》）的文学创作原则，也就使作品难以让人以身入境，体悟作品的美感与内在意味。钟嵘针砭时弊，力图恢复“建安风骨”，批评此种文风“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文章殆同书抄”，并提出“滋味”说，以正文风。

钟嵘的“滋味”说以“众作之有滋味”的五言诗为主要品评诗体，提出了“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的审美主张，强调诗歌应具有以情味、意趣、气势为基本特征的“风力”和兼具辞采形式、音韵和谐的“丹采”。

首先，诗以“风力”为筋骨。他在评论某些作家时，如曹植“骨气奇高”，刘桢“仗气爱奇”“高风跨俗”，顾恺之“气调警拔”，其着眼点都集中在“风力”上，表现出他对“风”的推崇。以五言诗为例，他提出“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特征，强调诗歌创作应运用具体化的事物来塑造形象，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来抒发情感。而做到这种境界需运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以“因物喻志”的“比”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兴”进行诗歌创作，从而形成“明靡有回”“余味曲包”的作品，将情感寓于文字、形象之内，含而不露，却自成天地。他在《诗品·总论》中指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更是突出他对自然天地之“气”的推崇，人以万物悟“气”，“气”寓于万物之中，诗人在此过程中“感荡心灵”，使胸中万千慨叹，非陈诗无以展意，非长歌无以抒怀，方运“气”借物而生“有滋味”之诗。

其次，诗以“丹采”为血肉。他贬斥班固诗“质木无文”，赞扬陆机诗“举体华美”，评张协诗“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体现出钟嵘对词采文秀、华美的要求。钟嵘继承传统的“诗赋欲丽”观，推崇运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形成“词彩葱蒨，音韵铿锵”的诗歌形式，给人以感官上的审美体验。

总而言之，钟嵘将“滋味”说上升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批评标准，树立了一个纯文学的标志，他所区分的“上中下”诗的品格，就是以纯文学的标准品味诗的结果，使得“味”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评价体系，确立了“味”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对后世影响极大。

“滋味”说在创制之初主要是针对文学创作的理论，它强调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作者通过以情感物，获得自然之“气”，再由情运笔，创作出音韵相和、物象相融的作品，饱含“滋味”。但由于“味”的实现主体是品鉴者，故而“味”便成为客观存在的事物，蕴含在具体的作品中，等待着人们的发现。

但“味”并非一成不变的，它随品鉴者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当品鉴者的感受力较强时，藏在作品中的“味”也就更多地被挖掘出来，此时产生的“味”虽源于客观作品中的“味”，但又不同于原“味”，而是经过品鉴者加工过的，通过自身经验、思维结构体悟出来的具有“个人化”的“味”，虽可通过品鉴者不断提高自身修养与客观知识储备，力求恢复作品原貌，但体悟主观性的特点不会因此消失，仍会产生影响。所以，品鉴者体悟出的“味”虽可以无限接近作品中原有的“味”，但不会完全相同，文学作品的魅力便在“味”的复杂与多样中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以自我日常感物、索事所得之“气”兴情，以情生创作之意，再随心运笔，随意成象形，力求形神相和合，辅以辞藻文采点睛，融“我”之“味”，成“我”之型。而在文学鉴赏中，以自然之情入文章之境，忘却自我及功利目的，融身于作品之中，达到身心交融的状态，体悟文中骨肉，以文“味”为跳板，形成自我之“味”，丰富经历，富足精神。

但需要注意的是，“味”无高下之分，既不应以自我之“味”否定文中之“味”，也不应以个人化之“味”审视他人之“味”，不论何种“味”都是体现品鉴者个人生命、性情、风格、气质的，也能丰富品鉴文“味”的角度和方向。若要区分高下，便需探究其内在“品格”了，就不在“滋味”的讨论范围之内了。

总之，“滋味”说体系的形成，不仅对如何创作“有滋味”的文学作品提出了要求，还对更广大的读者群体如何品鉴“有滋味”的作品提出了潜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