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姜夔对“诗骚传统”的接受及创作呈现

《诗经》《楚辞》作为早期南北文化孕育的文学经典，其互融互补的思想内涵、情感观照与艺术品格逐步合流，从而形成中国文学的精神传统，即“诗骚传统”。“诗骚传统”因其巨大的文学影响力和精神感召力，成为贯穿历代文学发展演进的核心线索，并跨越文体界限辐射至词体。姜夔作为南宋词坛之巨擘，其创作“托物比兴，因时伤事，即酒食游戏，无不有《黍离》周道之感”（王昶《春融堂集》），在词体创作、词学理念与审美观念等方面都对《诗经》《离骚》有很深程度的接受。本文立足姜夔词之抒情内涵、艺术表现和审美风格三方面，揭示其对“诗骚传统”的汲取，从而对“清空骚雅”的审美范式作进一步深入探讨，以此管窥南宋中后期词风之新变。

一、融合《诗经》《离骚》的抒情意蕴：淑世与身世的二元抒情

《诗经》《离骚》是中国文学的抒情之源，《诗经》代表着公共领域的志向表达，《离骚》承载着个体身世之感的独特感受。正如有学者所说：“《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是对维系群体利益的‘礼’‘义’‘和’‘孝’‘敬’‘德’等伦常的形象再现，而《骚》则是对支撑个体存在的理想、信念、情感的浪漫表述。”（韩高年《论“诗骚传统”》）“诗骚传统”的形成代表着中国文学两种抒情模式的合流，即集体志向与个人情感的互融互通。南宋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得许多文人进入仕途的机会渺茫，只能徘徊于江湖之中，姜夔便是其中之一。当然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姜夔虽漂泊江湖，但其思想的根底还是儒家本色。一方面，他受《诗经》中“自强爱国”的精英意识的影响，其创作中也就蕴含着忠爱深沉的爱国思想。另一方面，时代的没落与个人漂泊失意的身世际遇，也使得姜夔内心充斥着哀伤和忧患，而《离骚》为后世文人所提供的精神之所与艺术天地成为姜夔安放自我生命，超越时代困境的精神依托。于是在“诗骚传统”的精神引领中，忧国伤时的淑世之情与个人身世心态的诉说构成姜夔词的双重情感维度。

首先，姜夔词中蕴含浓郁的淑世情怀。面对南渡之后朝廷苟且偷安、不图恢复的现实，姜夔内心忧患难安。但江湖清客的身份，加上自身清高内敛的性格，使其不能直接为国为民建言献策，只能退一步通过诗词创作曲折地表达忧患与悲痛。例如，姜夔在《扬州慢·淮左名都》中写道：“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叹扬州荒凉，伤国势之微。姜夔在其序中写道：“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情感指向正与《诗经·王风·黍离》中“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的忧国情怀不谋而合。陈廷焯也在《白雨斋词话》卷二中评价该词：“‘犹厌言兵’四字包括无限伤乱语。”再如，《凄凉犯·闻马嘶》中的“马嘶渐远，人归甚处，戍楼吹角。情怀正恶，更衰草寒烟淡薄”，哀叹江山寥落。邓廷桢《双砚斋词话》评价其有“周京离黍之感”。又如，《永遇乐·次稼轩北固楼词韵》中的“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表达其盼望恢复中原、收拾旧河山的热望。除此之外，《翠楼吟·月冷龙沙》《暗香·旧时月色》《疏影·苔枝缀玉》等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彰显着姜夔作为传统文人的家国责任感与济世之怀，深契《诗经》忠爱家国的雅正精神。

其次，姜夔的作品中不仅有家国情感的表达，还蕴含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漂泊江湖，身不由己的骚怨之情与身世之感。姜夔在《临安旅邸答苏虞叟》中写道：“万里青山无处隐，可怜投老客长安。”姜夔的一生始终奔波于江湖之中，受“诗骚传统”中模范人格的陶染，其虽沉沦下僚但始终坚守着清高正义的精神高地。同时，“著书穷愁滨，可续离骚经”（《以“长歌意无极，好为老夫听”为韵奉别沔鄂亲友十首》其十）受《离骚》中“发愤抒情”的抒情模式影响，其身世之感频繁地在词中得到抒发。《一萼红·古城阴》中的“南去北来何事？荡湘云楚水，目极伤心”，感慨贫苦书生报国无门的痛苦。《玲珑四犯·叠鼓夜寒》中的“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赢得、天涯羁旅”，直陈自身才华横溢，却不受重用的悲凉心绪。贤不见用，漂泊江湖的骚情与屈子《离骚》中“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的幽怨心绪发生共鸣。《念奴娇·闹红一舸》借描绘荷以水为带，以风为裳的清雅风姿，寄托自己不与尘俗为伍，高洁忠贞的人格，其中含蓄而深厚的抒情意境与《离骚》“香草美人”的蕴藉抒情境界一脉相承。

姜夔继承“诗骚传统”将《诗经》《离骚》的抒情内蕴融合起来，形成淑世与身世二元的抒情模式。漂泊江湖的个人身世遭际与山河飘摇的社会现实忧患于其胸臆中交织，在创作中呈现，这正是姜夔忧国忧民的文化人格与悲士不遇的价值失落碰撞产生的艺术火花，不仅扩大了其词的情感承载空间，还丰富了其情感表达的层次，形成个性与社会性统一的抒情效果。

二、承续《诗经》《离骚》的艺术表达：“比兴寄托”手法的凸显

在传统观念中，“诗言志”与“词言情”成为诗词分野的艺术标准，“诗庄词媚”的观念随之产生。词文学发展至宋代受“以诗为词”和“词为诗之苗裔”等观念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受诗学话语体系的制约。同时，《诗经》的美刺传统以及《离骚》的“香草美人”体系都与词体“曲尽人情”“要眇宜修”的特性深刻契合，“比兴”与“寄托”的手法深度融合，从而将词人的家国兴亡之感、个人身世之悲寄寓广阔的艺术空间之中。南宋是一个忧患深重的特殊时代，词体却在这样的环境下蓬勃发展。正是在《诗经》《离骚》所构建的艺术体系中，姜夔寻觅到了抒发情感的典型模式，即以咏物题材为吟咏对象，以“比兴寄托”为抒情介质，从而寄寓沉郁的家国之情与复杂的生命之感于词中。

谈及姜夔的咏物词，尤以《暗香·旧时月色》《疏影·苔枝缀玉》最是出名，历来都被认为其中有深刻的政治寄托，其作品中的寄托与屈子《离骚》同质异构形成情感上的共鸣。清代词学家张惠言就在《词选》中表示：“此章更以二帝之愤发之，故有昭君之句。”宋翔凤也在《乐府余论》中评价：“《暗香》《疏影·苔枝缀玉》，恨偏安也。”两首词都不像其表面的词句那样单纯地咏梅，而是寄托着与《离骚》“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相同的“规讽之旨”。《暗香》咏物与怀人相结合，看似咏梅而非咏梅，用意空灵，文字中暗含着对国势倾颓、朝廷偏安的悲痛，屈宋之心隐含其中。《疏影·苔枝缀玉》中所承载的是更加明显的借咏梅寄托兴亡之感，“其意或以寿阳的香梦沉酣，比拟宋廷之不自振作”，或“以惜花之心比拟对国家的耿耿忠爱之心”（徐晋如《大学诗词写作教程》），细细读来通篇都是对不作为统治者的劝谏，寄托着姜夔对朝廷不思恢复、国势倾颓的伤乱之情。这些词作中的深刻寄托既是对特定时代环境的艺术折射，也隐含着词人忠爱缠绵的家国情怀与无奈孤独的失落心绪，进而流露出浓郁的士大夫情怀，堪称“诗骚精神”在姜夔创作中的具体体现。《虞美人·西园曾为梅花醉》《齐天乐·庾郎先自吟愁赋》等都是此类作品。姜夔咏物词中的寄托像上文笔者所论述的那样，不仅有公共情感的展现，还有对个人身世的表达。例如，《卜算子·吏部梅花八咏夔次韵》借吟咏梅花展现姜夔颠沛漂泊一生的凄凉心境，抒写着“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的“忠怨之辞”；《念奴娇·荷花》咏荷，承续《离骚》的“香草美人”传统，以荷为喻，象征着姜夔高洁傲岸的美好品格，同时寄托着其对纯净生活的美好向往；而《鹧鸪天·元夕不出》《江梅引·人间离别易多时》等，借柳与梅等骚雅意象表达自己难以忘却的深刻恋情。

姜白石不仅继承了《诗经》《离骚》采兰赠芍、“香草美人”的“比兴寄托”的艺术表现手法，还将咏物与言志寄托相结合，达到物人合一的境界。其词创作远承风骚以降的言志传统，近承苏轼“以诗为词”的变革精神，借“比兴寄托”将家国兴亡之感慨写进词中，影响深远。

三、基于《诗经》《离骚》的审美超越：“清空骚雅”的风格呈现

《诗经》《离骚》作为中国最早的文学经典，不仅在文学作品的情感表达和艺术表现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力，而且还在文人精神与审美层面有着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诗经》所代表的雅正之美与《离骚》所代表的浪漫之奇，共同塑造着历代文人的审美观念。同时，随着时代发展，文人的个体精神和审美取向也在发生不同程度的蜕变。在继承“诗骚传统”审美引领的基础上，个体文人通过文艺创作的审美观照与这一传统深度融合，不仅推动了传统审美标准的升华，更催生出创作主体独具特质的艺术风格。

张炎在《词源》中评价姜夔词云：“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文学是人心灵的诗化表达。姜夔的词既是其创作观念的载体，也是其主体心灵的歌唱。“清空”看起来是艺术审美风貌，实则是作家品格、心态的反映。宋代文人在理学的影响下，道德观念与文学性灵相互融合渗透，呈现道德人格与文学表达互嵌的创作机制。姜夔受《诗经》中正高雅的士人精神与《离骚》中高洁坚贞的模范人格影响，奉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南宋特殊的政局使姜夔入仕实现社会价值的道路受阻，于是他选择向内完善，坚守清高耿介的品格，以清高之人格将山河日颓、天涯羁旅的情志统摄于词间。在“心炼”和“出笔”的过程中，其偏爱具有清冷特点的意象，摄其神理特征，构成“清冷凄凉”的意境。这种词境不仅体气清灵，还不沾不滞，空灵涵浑。而“骚雅”乃《诗经》与《离骚》之结合，“骚、雅合称，揆之作品，就要求立意言天下大事，言王政废兴，但其规讽之旨和忠怨之词，在艺术表达上要出以‘比兴之义’”（田恩铭、陈雪婧《唐宋词人审美心理研究》）。同时，受“温柔敦厚”的诗教制约要求有节制的情感抒发又指向“中和之美”。有关规讽之旨、忠怨之辞、比兴之义的论述详见上文，此处不再赘述。关于抒情的合度中节，其在《白石道人诗说》中有云：“喜词锐……恶词绝，欲词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其惟《关雎》乎！”表达了其对七情直露的不满和对“致中和”文学观念的追求。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中有云，“读其说诗诸则，有与长短句相通者”，可以其诗论论其词。姜夔词受诗教制约情感从来不是激烈地直抒，而是在经过冷处理后吟味出来。例如，《翠楼吟·月冷龙沙》讽南宋安远，情感抒发给人若即若离之感；《鹧鸪天·元夕不出》《扬州慢·淮左名都》《琵琶仙·双桨来时》等情感追求点到为止，深得《诗经》《离骚》的“骚雅”之旨。

姜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也在超越和丰富“诗骚”的审美内涵。“清空骚雅”不仅包含其主体人格影响下清远古雅的审美意境，还指向作品生成过程中既遵循法度，又清虚灵动的语言章法，以及疏徐精雅的词乐。宋初崇儒重道，其后以儒学为主融通佛老的理学生成发展，南宋时理学已发展至臻熟之境，再加上时代巨变，南宋的整体氛围呈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雅化倾向。作为南宋中后期代表性文人，姜夔身处特殊历史阶段的文化场域中，其文艺创作中呈现的审美观照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质。受时代风气与思想潮流影响，其文艺观念呈现出以儒家为基础熔铸释道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中和尚雅与虚静平淡兼容的创作倾向。其创作善用虚字，避免平铺直叙，使词意跌宕曲折且余味无穷，作品语气婉转，意境空灵，还吸收江西诗派的“诗法入词”，重视法度的同时将点铁成金的文字句法和比兴言志的寄托手法运用于词中，给人以雅致清劲之感。除此之外，“清空骚雅”还与词的音乐特性有关，词境清空与词乐清淡密切相关。姜夔以传统古乐入词，“其泛音散声，较今谱幽淡绝俗”（《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外编》），曲风清淡与艳曲胡乐大相径庭，同时自度新曲，以律就词，使得情辞与曲律各得其所，和谐娴雅。

姜夔继承“诗骚传统”中“骚雅”审美标准的同时，熔铸时代文化与主体审美心态，形成独特的“清空骚雅”审美倾向，推动传统审美旨趣的升华。清雅词风的形成，一方面体现了特定的时代文学思潮与个体文学审美的嬗变，另一方面又以新的审美风貌和文学观念延续和丰富了“诗骚传统”，这正是“诗骚传统”与姜夔文人精神、审美风尚、时代思潮契合的必然结果。

“诗骚传统”作为支撑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的根脉，其贯穿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全过程，不仅为文学发展提供创作标准，而且为士人自我完善提供人格之模范和思想情感之皈依。姜夔作为南宋传统文人，深受“诗骚传统”的影响，其创作以“诗骚”为心，融合词人的创作心态、人生经历与时代的风云际会，在抒情、艺术表现、审美等多个层面展现出“诗骚传统”在南宋的嗣响。姜夔在兼综《诗经》《离骚》的审美取向的基础上，又融合时代文化思潮和个体独特的审美观照，使其词作呈现出“清空骚雅”的新型审美风貌，寒光照人之清空与典雅中和之骚雅的审美趣味殊途同归，汇成南宋词坛审美取向的主流，开一代之词风。正是因为“诗骚传统”于精神与文学双层空间的浸染，使姜夔成为词坛中不可磨灭的灵魂人物，同时也造就了迥然独特、臻于极致的一代清雅词风，推动词史发展进入词艺成熟与深化时期。

本文系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诗骚传统’与南宋词风演变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YCX2423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