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的细处

汪曾祺在其散文《泰山片石》一文中引了张岱的话：“泰山元气深厚，绝不以玲珑小巧示人。”又说，“这话说得是对的。大概写泰山，只能从宏观处着笔。”这些话是汪老一九九一年夏天写下的，乃是先生应泰安所邀游泰山所写，同行者有林斤澜等作家。三十二年后的冬天，作为小老乡余游至泰山，得《泰山心影》一书并见此篇，颇有感触。奈何才情不及前辈，则从细处落笔，作十余则短章以记之。

岱庙的庄严

岱庙是泰山的扉页。

为一座山立庙，使得山比神更具形式感。神是山的精神，有山石做介质的精神更扎实。我们迷恋虚无的形式，是因现实太过丰沛，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真实的存在。实物及其指代和寄托的日常，更应被我们关注和理解。俗物是我们的命数，更何况山石并不世俗。

登泰山而先拜庙，有一种明确的仪式感。扉页的目录或提要，哪怕空无一言，都有强烈的指示性。庄严是需要形式来表达的。比如乌龟驮着的碑、活千年的柏、刻满信仰的经幢，又或是落下黄叶的银杏，都是诗性而真实的形式，值得我们一一地去琢磨。山岳或者庙宇其实只是一种形式，其神性可能彰显于细处。细节比宏观更有力量。比如一片树叶比枝干有力量。没有细节无以成为宏大。岱庙作为泰山的前奏，也需要无数的细节去操持。

岱庙的城墙和屋舍十分庄严，山似的庄严而默默无语。所有的词都显多余，就连那些匾额条幅都是虚浮的表皮。石头成了山，就像山有了“岱”这名字，一切外在都不是冗余的。一脚踏进沉默的门槛，时间山石一样冷静。且不必多言，千百年来那么多人留下吟咏，如风而去——对待山或庙，聆听是最好的修行。

龟驮着的碑

龟虽寿，但不如山石。但用山石作龟，就像把字刻在碑上，是一种倔强而深刻的办法。

最大的碑是宣和碑。驮碑石龟仰头，鼻孔朝天，露两颗古怪的牙齿。龟的牙齿平素很少见，但在石头上既然露出来就缩不回去。和石头打交道是一言九鼎的事，断不可以改变。一切都是定稿，不管你有什么杂念或者奇思，石头上定下来的情形就像对着天空仰起头颅一样，笃定而骄傲。这种办法即使神圣如皇帝者也要遵行的。皇帝也有不自信的时候，或者说他们其实大多数是不自信的。比如宋徽宗。

文章是翰林学士宇文粹中写的，额首为朝散大夫张漴所题。这好像又与赵佶并没有关系。但他是知道这一切的。如果不能说是他的预谋，他至少是清楚和支持的。他知道文字和石头的厉害，可能比皇权还要坚固。所以万历年间山东巡抚李戴等人在背后题的“万代瞻仰”四个字，其实是点出了石头和文字的坚硬。人的情绪和面色表情不如乌龟的恒长。虽然这一切都是人亲手所为。不自信的恰恰是人自己。

众多碑碣中，《宣和重修泰岳庙记》规模最大，可表情也已经漫漶不清，就连这四个字本身也可能模糊或者消失。可究竟什么能够像神龟一样永寿呢？不知道谁能回答这个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就设立了这些永恒的问题，让它们立在石头和风雨之中，发出一代又一代的疑问。提问是一种很好的抒情方式。无有定论，也不在意答案。这一点也不空洞，也并非因为一切都依附在石头上，只是虚无的东西才更可靠和漫长。比如神龟的表情就是虚拟的，不信你仔细看看。

柏树的年纪

一棵树要长几百年甚至过千年，那是多么孤独的事情。

因为要生长、要呼吸、要思考，一棵树会因为生命的绵长，而恒久地处于孤独甚至悲伤之中。可惜人们还要惊叹或者赞美它。许多人都不知道或者罔顾长生的孤独。所以我常觉得柏树并不是一个美好的意象，至少它不该引来那么多的喜悦。分明是陪伴虚拟的神或悲伤的死，却要用生长来证明和陪伴未知及失去。

万古长青或者松柏长存，是一种很残忍的表达。那些巨大的柏树，就表达着巨大的悲伤。但人们对此熟视无睹。那些苍老的树干只有一些倔强的绿，支撑着人们自以为是的信念。它们应该和万物一样享受生老病死，而不是在没有尽头的未来之路上沉默无语。有一棵柏树分明已经死了，它应该像一个汉子一样倒下，在泰山脚下，在有温度的土地上，咽下最后一口气，然后相信土地、成为土地。尘归尘、土归土的日子，才有盼头和情调。死守并不是什么高明的办法。我们分明是惧怕死亡的，却又要坚守着对抗。坚韧是一种品格也是一种辛酸。当然美的东西往往就存在于撕扯之中。

这里有几棵柏树是汉武帝手植的。人们在讲述的时候，甚至连“相传”这样诗意的词都不用。这是一种笃定的信念。某人手植的可靠性，表现的是一种庄严。其时未必庄严，是日后长出的枝叶深含欣欣向荣的古意。有古意又有生命力才是后人真正在意的。柏叶以新换旧，是代替也是接续。没有改变或生发的接替难得有大境界。比如《项脊轩志》中的那棵枇杷树，虽然为妻子手植，但茂盛的深情并不在当时，而在多年以后见它“已亭亭如盖矣”。

我们对汉武帝手植的柏树有深情，是因为我们内心非常丰茂。

经幢的态度

经幢有一种明确的态度。它不是遥远的历史，不是华美的风景，也不是模糊的传说，刻在经幢上的字比一般的字要坚定。经文的每一个字都有立场和道义。它们合在一起是慈悲，分开来也仍有各自的信念。一尊经幢，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生活里有“经常”这个词。“经”是一种常态，更蕴含着一种恒长，所以人们对“曾经、经过、经常”有莫大的膜拜。汉武帝所植的柏树旁，一边立着《水经注》的话。这样一切就不容置疑。这就让一棵树更加接近我们期待的古代。这不是一种注脚，而是一种办法。将曾经生长成经常，经幢上面的字就演化成树的根须，紧紧地深扎在大地上。即便是石头，哪天真的会倾颓，但长在泥土和人心里的根须会常在。坚强的东西往往有细致的根由。

银杏就会柔一点。比如同样是酒，它是用温和的方式去燃烧。它长在经幢的上空。生怕因俯视日常而不恭，就把凝结的四季平安都落下来。金黄的一片叶子落下来，经过经幢的天空，伏拜在其脚下。一片树叶形成了一大片。一片就是完整的四季，一片如海都是靠一片片独立的存在。这就像经文里的每一个字和一整篇，都有着一脉相承的庄严。银杏守着经幢，也读懂了人间的信念。那些落下的叶子，就像一遍遍地诵读经文般虔诚。人和树一样，在此自动失去杂念。

顶上有神兽的表情，说不出是什么意味。这是每一个经历者的事情。有些人视而不见，有些人深刻解读，有些人能看到阳光或者绝望。这都是各人独到的事情。

这个角落的细节也有可能是“最泰山”的，它们与这世界的交流办法是处之泰然。

九个半古字

“字”虽有实相，但长处在虚。或者说“字”是虚实之间的某种联系。

作为一个靠写字为生的人，我以为世上好多事情，正是被“字”害了的，因为“字”往往最不能代表真相，可众生却偏偏期待意义在含混的字里行间，能找到无法被确认的真情实况。许多人愿意写字，并且刻在石头上，因为刻在石头上也许会可靠一点。作为后人我对此并不乐观。

岱庙里的一块刻石，李斯的字仅存九个半。这里“仅”字含可惜的意味。但这也正是可喜或者可怕的事情。九个半字从秦朝到今天没有被忘记，并被称为“李斯碑”，其中有着惊天动地的历史。但至今能依旧安然矗立，却是日常的安静所佑护。从颂“秦皇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的一百四十四字，到由胡亥命其重写下的七十九字，再到乾隆五年（1736年）一场大火中不翼而飞，直至只剩下九个半字。

乾隆五年（1736年），这个时间节点是一个富有意味的存在。李斯碑的九个半字的残片，好像成为莫大的尊严。这比照起许多人的书写，有一种古怪的意味。比如乾隆的字好像是常常能见到的。他大概是用努力的实践，让自己成为文化“网红”。一个乐意经常到处写字的人，其实常让人们私下里不乐意。如果一个人吝啬，反而能引发人的好奇和兴致。看来“乐意”是一个充满险情的词语。好比乐意将他所有自己觉得美好的东西都罗列在某个瓷瓶上，就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辨识度。可惜后人读书虽然未必有他认真，讥诮他为“农家乐”审美。可见他想用“御制”二字来威吓日常是艰难的。而李斯的字把皇帝的事情都省略了，残余的那几个字却证明自己完整的荣光。这说明避实就虚的“字”，有一种莫大的尊严。

山泉或铜亭

“泉”比“水”更有意境。或者说“泉”有自己独到的意境。

山泉被包装得有些虚浮，让人们更在意它的形式。但它仍是一种独特的水。河水东流，瀑布与雨奔向大地，而山泉则努力地奔向天空。奔向虚无并不是一种实际的见识，可能是一种空洞的情怀。现实太过于实诚了，所以人们向往虚无而不可得的日子，以此来抵抗日常。这也是文学还有用的原因。所以说，山泉算是有诗人气质的水。泰山作为山并不算高大，但它的伟大在于拥有许多虚美的气质和意境，让人们觉得无比虚无高大。真正不可及的高大反而显得有隔膜，所以泰山是人间的山，是在世佛，人们要为其立庙。

山泉也被供养起来。为表现它的意趣，人们又养了鱼。那些鱼像草木一样慈和，在山泉的语句里怡然自得。鱼的快乐在于它们乐于接受水的口风，只与其周旋而不忤逆。这种鱼的日子也暗示虚空，它们无须想到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常，它们只要优雅地悠游就好了。

对此，它们心里有铜亭一样的信念。

原在山顶碧霞祠的金阙，清初移于山下灵应宫，后移入岱庙。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但又可能是一种正确的做法。让铜亭回到大地，而不是在高高的云天间，让其代表恩慈的心念更亲切一点。高高在上的应该是云天和高山，触手可及的日常才会更容易让人靠近。然而它又无实指，和山泉一样是一种象征与虚指。它们都只存在于人的眼神之中，没灌溉土地或避风避雨的实功，这并不阻碍它们成为一种明确存在的精神。

没看到铜亭的金光闪闪，抬头看见作为背景和主题的高山巍峨在目。一切才刚刚开始。

天上的街市

坐索道上山，并不是什么先进的办法。钢铁和电力只是优化其外在的形式。索道依旧是一种古老的形式。这对于徒步者来说是另外一种乐趣。有些人觉得古意就是繁复或者缓慢，也并不十分正确。由索道上山，只几步就见天街。牌坊上的题字高古又亲切。亲切的是南京人武中奇所写的高古的字。天上的街市，在一座牌坊上拉开序幕。

人们往往有一种朴素而坚定的心态，他们愿意守着平静甚至慵懒的日常。比如把山道变为街，变为和山脚下一样无特殊意义可言的街。街上除了滚滚红尘的人群与面色，一切陈设和内容也是通俗的。不客气地讲，大概是义乌的商品和流行的吃食，这恰是极好的状态。我们更愿意过俗世温暖的生活。脚板已登极天街，为何还要奢求空无一物的仙境？我们明明知道仙境并不存在，或者，我辈无能登临，那深陷平俗的红尘有什么罪过呢？我们的艰难常常不切实际。把肉身交给踏实的平地，让庸常云端都是高妙的事情。能坚守的才是真神。

这让人觉得天街过去的孔子庙太过于严肃，不过孔子庙道上有“望吴胜迹”。孔子与颜回登临泰山，看到千里之外的吴城。他问颜回看见了什么，颜回说看见城外有一条白绢。但孔子看到的不是虚无的白绢，而是一匹白马。一匹马比一条白绢更实在。孔子千里望吴，并不在意神迹和虚空，在意的乃是实物、俗物，把遥远的千里之外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现实。这是天街一路上的氛围。活在俗世好啊，琳琅满目、生龙活虎、念念不忘，这些都是好词，况且又生长在天街之上——天上的人也眷念人间。我们从人间而来的事实，岂不是更美吗？

神憩的宾馆

本不想在意一处宾馆，后来我发现这是自己无知。在汪曾祺的文字里见到过这家宾馆。不仅仅是因乡党曾住过，也不是他四十年前就有过记录，而是我体味到这处吃住之地的不同凡响。入房后推窗而不能。透明玻璃外的巨石与目光对峙，这也是一种奇妙的风景。和海景江景相比，面对一处沉默不言的石头，好像更有哲学意味，似乎此行是为悟道而来。这其实也未尝不可，哪里有苦寻即可得的道？只是遇见可能是有所思进的机缘。当然对一个平原上的人来说，平素连山都难遇见，想见到一块石头便有所开悟，那也是不可信的事情。

山上的菜味道不错。听说菜蔬吃食现在上山仍然艰难。有一条索道主要运下山的弃物。挑山工仍然不是一个遥远而过时的词语。有人竟然在桌上不安起来，说吃这样的食物心中不忍。我觉得这多少有些矫情。我们同样是劳动者，爬上山来，得些有趣的心思示人也是一种辛勤和善举，这比一味的嗟叹来得实际。那些自以为是的慈悲，其间实际上暗含着某种并不平等的观念，非真正的大慈大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