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与精神病

（文 / 刘芳）

有人一出家门就觉得炉子没关，非得回去看看心里才踏实，有人一发言手里就拿个东西捏来捏去，突然意识到也知道不好，可放下一会儿又拿起来捏，用专业的表述，这叫强迫症。精神病学从西方引过来的原文是“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disorder就是失序、错乱，译成“症”字虽然概括得不全面，但基本意思表达出来了：强迫症是一种病，是病就不健康，就得治。

生物学对强迫症有纯技术的解释：人脑有一块专管紧张和无意识反应，脑电图显示，焦虑的时候，正常人这一组织没什么异常，强迫症患者这一块的神经元却会长时间激烈活动，转换成脑电图像就跟闪烁的霓虹灯差不多。

据美国精神分析学协会统计，美国有700多万强迫症患者，相当于每100个美国人至少就有两个轻度精神病，再加上抑郁、偏执、分裂、癫痫、痴呆和以克林顿为代表的性瘾症等真真假假诸多疑难杂症，精神病岂不深入了千家万户？如果有这病那病的占多数，是否意味着没病的才真正不健康？

如果说平时不觉得自己有精神病，也不关心别人有没有精神病，那当人家告诉你令郎呈现强迫症迹象，还告诉你强迫行为通常自青少年时代养成，周期性发生，本人对此很有察觉却无法中止，并因此苦恼忧虑直至影响正常生活，你可能也会越琢磨越不对头吧？

就像《纽约客》4月10日一期的文章，一个基因学家说，一次学术会议的午餐期间，许多同行提到自己的小孩跟自己小时候有一模一样的毛病，一个难题不解决就根本不能动手做其他事，每次试验都翻来覆去检查每样器具每个数字，两代人一个毛病，但自己成了科学家，孩子却成了强迫症，被老师建议去看精神分析师。

于是基因学家的强迫症又犯了，他咨询了十几个同行，通读医学书籍，搜索关于科学有行为特征的调查，最后决定找专家。第一个是很有名的儿童心理学家，他说自己一直反对所谓精神状史的诊断，尤其当事关青少年，“教育系统只给人一种尺寸，不合尺寸就会被贴上标签，有时候连父母都会被说服，同意给好动或者不好说话的孩子吃药”。他反对药物治疗精神病，认为“战胜痛苦是人生成长的必须，用药物能暂时打发，却使人缺乏面对生活的能力”，主张通过行为疗法，追查出强迫行为的起因，通过自我缓解、转移注意力等方法根治。

自1908年被弗洛伊德发明以来，精神分析疗法的成功似乎越来越自然，西方人自嘲说，疗法简直变成了他们的礼拜仪式，对医生坦白隐私，要比在任何一座教堂都感到舒畅得多。

科学家走访的第二个人是哈佛的精神病药理学家，他不认为学校老师的做法有错，确信强迫症是脑功能受到困扰，可用生理方式解决，“叫高胆固醇的人多运动，减少脂肪摄入很难，给他吃减肥药却很容易，也有效果。就像从纽约到洛杉矶，可以坐飞机也可以走路，行为疗法就是走路”。

持这种看法的也不在少数，去年年底美国《行列》杂志就将心理药理学、抗抑郁药物和抗焦虑药物奉为最佳医学成就，说它们使精神病院门可罗雀，提高了千百万精神抑郁者、焦虑者或低能者对生活的承受力。

给科学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神经心理学家，她以反问作答：“到底什么叫精神病？”她说对这门学问自己有着强迫症一般的怀疑，“没给自己做的测试，我从不给患者做。有次测试一个被称学习有障碍的小孩，他的结果竟跟自己的一样，我立刻陷入了迷惑——凭什么我坐在桌子的这一边？”

科学家的问题最后当然得到了解决，靠的是11年前出版《总在洗手的男孩》把“强迫症”从术语变成白话的那个人。科学家显然很受用她的解释，即他们的强迫症不是行为失控，而是追求完美的压力使然，对出成果很有帮助。

科学家一方面释怀，一方面又觉得如何缓解压力，不论自己的还是孩子的，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面对压力有点错乱行为，自己能理解，但是孩子呢，是让他上精神治疗师的长沙发躺一个疗程，让他吃最新科技的药丸，还是对他的老师说，去他的精神健康，让我的小孩面对他的强迫症坦然成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