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减负”怎样“减负”？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快乐学习”的悖论

实际上，“快乐地学习”对国内多数孩子来说似乎还是一个奢侈的梦想。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北师大教育系在全国中小学生中所做调查显示，因“喜欢学习”而上学的小学生仅有8.4%，初中生仅有10.7%，而高中生仅有4.3%。另外，调查显示，约半数6岁至14岁的城乡少年儿童学习时间和睡眠时间不符合国家标准，表现为学习超时和睡眠不足。

曾经在加拿大的高中里教中文的张丹丹认为，升学压力并不是负担重的唯一理由，“这种竞争在国外同样存在，那里上大学的比例高，但要上名牌、找到好工作也要好成绩，不过孩子还是把学习当作一件快乐的事，不同的教育理念决定了教学方式的不同，”张丹丹说，“在美国，学生上学也会背很沉的包，但里面装的是网球拍或别的体育器材，他们会参加学校里的各种兴趣小组，可以说，上学就是玩去了。小学低年级的教室里没有课桌椅，孩子围坐在地上听课，老师带领大家做各种游戏；在课堂上，经常分组讨论问题，比如，假设大家乘船到了一个荒岛上怎样生存下来，训练的是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张丹丹在参观大英博物馆时发现，每幅画前几乎都有一群坐在地上的孩子围着一位老师，“老师先让孩子猜想画的内容，并说出依据，最后才作补充”。

有3个孩子、曾经在法国居住的孟湄的小儿子逗逗曾在法国的小学读书，“每一个孩子在班里的名次老师都不会告诉家长，孩子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豆豆会自豪地说自己很棒。对担心自己孩子做功课慢的家长，老师会让他看到孩子别的方面的优势，并引导孩子向这方面发展。孩子被当作应当受到尊重的生命个体，教育的目标就是让他们成为幸福的人。”

然而，孟湄也承认，她的孩子们还只是特例，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选择——长大后可以到法国念大学。2月26、27两天在北京举办的一年一度的英国教育展上，创下了空前的平均1小时1万人参观的记录，在云集的成年人中，分明有不少孩子的身影——他们的家长带着他们来选择那些可以接受中学生的英国学校。更有典型性的或许是1年前在上海的国际教育展，尽管组织者明文规定不接受外国中学参展，但还是有来自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地的数十家中学和大学预科到场，使得那次展览几乎成为中学生专场。记者问一位自称家境一般的女家长，为什么明知出国上学花费巨大还要带孩子来，“因为我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很绝望，”这位家长回答说，“在中国，上学的竞争太残酷了，孩子不仅要同别的同龄人竞争，还要与自己的身心极限竞争。”

1996年3月，在国际化竞争中对本国基础教育质量下降深感不安的IBM、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柯达、波音等美国大企业发起召开全国教育高峰会议，克林顿和41位州长受邀出席。这次会议通过了“高标准、严要求”的决议，而且制订了具体做法和达到目标的时间表。克林顿政府提出的措施包括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增加阅读能力和组织全国统一考试。

“技术革新”面临的困境

尽管被看作“教育最成功的楷模”的美国似乎也在步中国人的后尘，但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他们在教育过程中所采用的人性化、个性化的教育手段仍然值得中国的教育改革好好借鉴。“即使我们在教育目的上短期内无法获得突破，教学方法上的‘技术革新’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北京二十五中青年教师王楠对记者说：“用巧妙的办法帮助学生把书本变薄，比如像二十二中的数学教师孙维刚那样，从小学的除法一口气讲到高等数学的极限问题，用一道例题演绎100道相类的题目，学生的负担被大大减轻；同时，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学生感到学习的乐趣，主动地去学习。”

在王楠看来探索教学技巧本身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只要用心，每位老师都会有所收获。”但是王楠也承认，这种探索需要冒巨大的风险，“目前以分数为唯一评价标准的教学体制，除非有益于提高分数，主流一般并不提倡这种创新，相反，年轻教师的尝试往往会被视为幼稚或‘异类’，很多人慢慢放弃新的尝试，‘按部就班’地教书。”

北京宣武区一所普通中学的年轻语文教师李云也有同样的苦恼，他曾经为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让他们把生活中的小事写到周记中去，而且给每个人都写上鼓励的评语，“那段时间孩子们的写作兴趣很浓，一位被公认的‘差生’一见到我就拿着他的周记给我看，里面也许只有几句话，讲他早上如何和另一位同学打招呼，”李云说，“那个男孩的周记确实算不上好文章，但写出来让他感到快乐，写作还有什么更深刻的意义呢？”李云的方式当然遭到了其他老师的质疑：这样的作文不符合考试的要求，写得再多也毫无意义。最后的结果是，李云的实验在高考指挥棒的“指挥”下夭折。

“实际上，减负对教师的教学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师大教育系主任郑新蓉说，“但教师的现状令人担忧。”郑新蓉说，这显然是改革教育方法面临的另一个困境，她的形象比喻是：“就像在一所破旧的楼里既不允许出噪音，又不给盖一座新楼，不允许往地上泼水，又不给提供下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