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田昌弘：日本“就业冰河期”已结束，但年轻人并没有奋发

Yi：YiMagazine

Y：山田昌弘 （日本著名社会学家）

30年前，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之后，一场被媒体称为“就业冰河期”的危机席卷了日本职场。1995年，日本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率降至65.9%，2003年再次下降至55.1%。但这个情况又在近年逆转，日本严重的少子化问题让毕业生就业率攀升至9成以上。

山田昌弘是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主要研究家庭、性别和年轻人。他曾在世纪之交提出“寄生单身族”理论，引发舆论哗然。2025年1月，他出版了一本新书，指出日本社会并没有变化，更多人选择藏身虚拟世界，沉醉于追星、打游戏，在社交平台上也只看自己想看的消息—这正是当下的现实，没有任何好坏之分。

尽管近年日本电视台报道了拒绝参加酒会、定时下班的公司人，但山田昌弘认为，本质上是因为这些人毫无指望，放弃升迁，不想融入集体。只要“校招定终生”“不允许自由解雇”的社会制度不改变，日本社会将一直停滞于此，迎来“幸福的衰 退”。

Yi：你在2008年提出了“婚活”这个词。根据日本政府统计，疫情后女性就业率有所上升。此外，近年来双职工家庭也有所增加。还有消息称，更多男性希望找到像“大小姐”一样的结婚对象。你如何看待当今时代“婚活”的变化？

Y：“婚活”指为了结婚而去参加一系列活动，是将寻找结婚对象的过程视为一种有目的的活动，类似于求职。在日本，过去30年间，3/4的人选择结婚，1/4的人不结婚，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不过，由于收入差距的影响，结婚的门槛确实提高了。女性依然想与有收入的男性结婚，在社会舆论聚焦于孤独终老的可怕议题的影响下尤其如此，如今她们还会要求男性分担家务和育儿。过去男性对女性的收入和职业并不看重，但近年来，男性也倾向于希望女性工作，因为仅靠男性一人的收入难以支撑家庭开销。因此，越来越多男性希望找到收入较高的女性作为伴侣。

Yi：你能简单介绍一下1月在日本出版的《希望格差*社会，自那以后》（希望格差社会、それから） 吗？

Y：这本书详细描述了希望和努力的意义逐渐消退的现状。例如，过去人们曾有“努力会得到回报”的希望，但现在非正规就业和低收入工作增多，许多人觉得无论在现实工作中如何努力，都难以获得回报。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游戏或追星活动上面寻找希望。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日本，可能在中国、韩国等东亚国家也普遍存在。特别是在中国，不仅仅是个人的能力，父母的经济实力往往直接影响婚姻和工作成败，这也成为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失去希望的一个重要原因。

Yi：你曾经提出过“寄生单身族”这个理论，认为日本存在未婚并与父母同住，靠父母一代的经济支援生活的人群。这些“寄生单身族”现在大都已经步入了40岁。他们的未来会如何？

Y：因为没有前例，这一点谁也不知道。父母去世后这些人会如何生活，谁都没有答案。如今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茧居族”人数逐渐增多。过去，“茧居族”多为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一直住在父母家里，也不工作。但现在，很多四十多岁的人依旧住在父母家中，不做任何事，只是宅在家里。不过，他们中许多人玩游戏、追偶像，日子过得很开心。

Yi：中国父母普遍希望下一代过得比自己更好，会要求孩子上更好的大学、去更好的公司工作。在日本不是这样吗？

Y：日本的亲子关系很紧密，但与中国和韩国相比，这种关系并没有那么强势。相反，父母更希望孩子能过上“普通”的生活。日本有许多宅在家不出门的“茧居族”，还存在霸凌等问题，因此父母的期望通常是让孩子能够正常地融入社会，不必过度奋斗。比起宅在家里或犯罪，父母更希望孩子能考上合适的大学，进入合适的企业，生活得稳定一点。因为他们自己也过得很稳定，所以希望孩子过得和自己差不多就好。

而中国的情况不同，现在的中年父母是第一代富裕起来的人。如今的日本社会中四五十岁的人，他们的父母辈就已经富裕，孩子们也生活得比较富足，所以会觉得“普通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是和欧美相比，有些日本父母对孩子的期望的确比较高，但和韩国或中国相比，就比较宽松 了。

Yi：你听说过中国年轻人的“躺平”现象吗？

Y：我有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做这个选题，调查结果非常有趣。在调查中，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表示“除了工作，几乎所有时间都在玩游戏”。这可能是年轻人新型生活方式的一个体现，也反映了东亚整体的现象，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随着人们越来越感到竞争和努力不一定会得到回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降低现实生活中的目标，放弃结婚等传统的生活理想，接受现状。

这种变化看似消极，但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它或许并不完全是对社会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否定，而是一种新的生活选择和适应方式。在竞争激烈、压力巨大的环境中，年轻人通过虚拟世界找到了一种逃避和满足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逃避现实，而是一种寻找自我舒适和精神满足的方式，或许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生存智慧”。因此，将其视为一种新生活方式，理解其中的社会背景和心理动机，可能使我们更加客观和建设性地看待这一现象。

Yi：在社交网络盛行的时代，打开手机就能看到世界各地的美好生活，这种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落差会让年轻人承受不住压力，甚至精神崩溃。对此，你认为应该如何应对？

Y：那他们不看不就好了？社交网络的特点是，人们可以只获取自己喜欢的信息，不接触不喜欢的信息。报纸和电视会强迫观众接触一些不想看到的内容，但在社交平台上你可以只看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必看到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比如说，现在日本人逐渐不再出国了。因为如果不与发达国家比较，即使大家都变得贫困了，那也无所谓。

Yi：如你刚刚所说，有很多年轻人已经放弃了现实里的生活目标，也就不会焦虑了。那想要改变现状、更上一层楼的人怎么办？

Y：很多年轻人选择不去感受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是大学生的话，只要能结婚、夫妻双方一同工作，过上普通的生活就可以。在日本，想要追求更高目标的人并不多。

无论多么优秀的人，在日本的工资差距其实并不大。我曾经去过韩国，印象最深的就是，如果进入一流企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年收入可以超过1000万日元（约合47万元人民币）。但与此同时，被解雇的风险也很高，失业率很高，韩国的贫富差距也比日本更大。

相比之下，在日本，许多人倾向于选择去风险较低、相对稳定的大企业。然而，这种稳定性也意味着晋升机会和上升动力会受到一定限制。想要发挥自己才能、追求高薪的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外资企业或出国就业。

我自己的学生中，也有一些选择了移民加拿大，或者进入外资企业和创业公司。在这些学生中，也有一些是中国的留学生，他们选择留在日本工作，主要是因为不想回到中国那个激烈竞争的环境，而更倾向于选择日本相对稳定的生活。

Yi：疫情后，日本的少子化进一步加剧，企业面临人手短缺问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变高了很多。对此，你怎么看？

Y：我当然认为这是好事。目前，日本大学的升学率约为50%左右。不过，即使是大学毕业生，并非每个人都能获得同样的成功，社会差距依然存在。在现今的日本，如果能进入大企业，仍然能通过年功序列制度获得稳定的生活。日本的解雇制度非常严格，一旦进入大企业，只要不是犯罪这类严重的错误，几乎不会被解雇。这种稳定性对年轻人极具吸引力。

Yi：日本企业文化中的年功序列和等级社会特征，对年轻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还是反感的？

Y：整体上还是老样子，长时间工作和加班文化依然根深蒂固。然而，最近年轻一代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感这种文化，纷纷采取“不要加班”“拒绝参加酒会”等行动。这种趋势正在逐渐改变职场文化，但要完全改变仍然需要时间。特别是由于统一采用应届生的校招和终身雇佣制度依然存在，中途转职（注：类似于中国语境下的“跳槽”和“社招”）的情况往往不太有利，因此灵活的工作方式在现状下很难普及，这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放弃了结婚、就业和升职。大多数人仍然希望通过正常的就业和婚姻来过上“普通的生活”，但那些没有达到这一目标的人，会在虚拟世界中寻找幸福和娱乐，如打游戏和追偶像等。职场现在变成了纯粹的工作场所，人们通过其他方式来寻找情感满足和生活乐趣。

有一些人开始拒绝职场上的传统要求，但如果选择拒绝升职，他们也不会被解雇。所以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继续做着稳定的工作，接受加班等要求，以确保自己的职场地位和工作稳定性。

Yi：对于当前年轻人面临的挑战，你认为政府或社会应采取哪些对策？

Y：日本的大型企业通过年功序列制度和稳定的雇佣保障吸引着年轻人，进入这些大企业的竞争非常激烈。要改变现状，其实并不难，比如改革企业组织结构，实行更灵活的雇佣与解雇政策。如果无论是一流企业还是公务员系统，都能够自由解雇不胜任的员工，那么日本社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然而这种改革几乎不可能，支持这些政策的政治家在选举中会落选。

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是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一代人。年轻时，我切身感受到，只要努力就会有成果，收入也会随之提高。然而，现在的年轻一代已经无法感受到那样的希望了。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经济持续向上发展的时代，对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好这种感受是理所当然的。但如今，看到日本社会经济停滞甚至逐渐衰退的现实，我时常感到一丝寂寞。

作为一名研究者，我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应该做的事情。我提出了新的概念，并促使许多人参与讨论。再要改变什么，那就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了。

Yi：这一通对话下来，感觉你对现状的看法比较失望，如果让你预测30年或者50年甚至100年后的未来世界，你觉得会比现在进步一点点吗？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后，我们有可能打破这种“暮气沉沉”吗？

Y：日本的政府和官僚非常优秀，因此我认为日本有可能在没有大规模混乱或贫困增加的情况下，继续“幸福地衰退”。可能只有在全球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且这些变化对日本造成严重影响时，才会出现剧烈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