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佣之战

保姆纠纷

马双吃了一颗樱桃，又吃了一颗。过道里还清清亮亮，这是1999年6月22日下午5点的北京夏天。姥姥和陈娟陪着马双，等着妈妈回来。马双吃的法国樱桃个头有国产樱桃的2倍。姥姥让陈娟回屋再拿两颗给马双。

是第三颗樱桃结束了马双1岁半的生命。地上只有两个核，第三个找不到，卡在马双喉咙里，憋得她满脸通红。60多岁的姥姥慌了，17岁的陈娟也慌了，怎么抢救一个小孩，打110？做人工呼吸？还是等妈妈回来？六神无主。姥姥和陈娟把马双抱回屋里，拍打她的后背，喝水，不管用。向邻居求助，20分钟之后马双被送往医院，她停止了呼吸。

马双家人悲愤欲绝。马瑾35岁时有了马双，医生说过以后四年内不能再怀孕。一纸诉状将保姆陈娟和她所在的理想家政公司告上法庭。马瑾认为，保姆喂小孩方法不当，在孩子出现异常反应后处理也不当，保姆的行为显示她没有受过家庭服务的职业培训，中介公司的推荐应负责任。马瑾要求他们共同赔偿丧葬费900余元、死亡赔偿金3.4万元，精神损害费10万元。

只有初中文化的陈娟来自山东某  一级贫困县，6月10日以260元受聘马瑾家，这是她进京的第一份工作。理想家政公司认为，本案发生时小保姆和姥姥在共同照看小孩，身为保姆的陈娟必须执行雇主给出的指示，“雇主现在的心情我们能理解。她指责我们提供了一个没有技能的保姆，但当初她来挑人的时候，我们就劝过她找个有经验的，她坚持挑了个工资最低、服务技能最低的一级保姆。我们公司有明确规定，这种级别的保姆只能辅助用户或在指导下做家务”。

11月12日的一审没有结果。丰台法院称此案将推迟到2000年1月，由于是陈娟将櫻桃喂到孩子嘴里还是递到手中的关键事实无法认定，案件可能会上交审委会处理。裁决终将依据法律的公正，但由起码的生活常识的缺乏导致的遗憾，对马双年幼的生命又何谈公正。

就在此案前后，相关事件接二连三：先是因煤气中毒死于去年12月份的河南保姆孙响一案，法院判雇主赔偿65000元；其后是南宁市一雇主虐待14岁小保姆致残的恶性事件又登上中央台的《新闻30分》；更极端的事例发生在11月31日凌晨4点，北京海淀区某住户家27岁的保姆杀死女主人后，自己从三层楼上跳下自杀，摔成重残……

与真实的保姆案件同期走入人们视野的，还有获得高收视率的《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田》剧喜剧化地演绎着雇主需要保姆又害怕保姆的种种烦恼：A保姆在当地跟打工仔谈恋爱，闹得老家的丈夫三番五次登门闹事；B保姆想当演员，竟诬陷田教授占自己便宜；C保姆和田教授的儿子情深意笃；D保姆有肝炎还瞒着不说；E保姆挑三拣四且打扮得花枝招展；F保姆夜夜长途做瓷土推销；G保姆粗心大意差点让田奶奶煤气中毒命丧黄泉……“请保姆”竟成京城一热点话题。让人们感同身受的是，请到好保姆是福，否则就会像自己往家中请个定时炸弹，时时有着小心触雷的危险。

谁培训？谁管理？

1999年12月22日，《中国妇女报》资深编辑宋美娅就保姆问题在电台主持热线。她认为，保姆事实上是作为一个成员进入家庭的，她的身份决定了与雇主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这种交往密集度加之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的巨大差距，便极易诱发矛盾，加之保姆年龄较轻，身心发育都未完备，怎么具备判断是非、胜任工作的能力？宋美娅指出：“现在的问题之所以突出，多是因为打工妹盲目 进入城市，市民为求解脱又盲目选择。”这并非一家之言，有报纸点评“孙响中毒”之事时说：“谁是谁非自有法庭作出判决，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从事家政服务等工作，对城市生活不熟悉，势必产生一系列问题，如何提高其素质，做好相应的培训工作确实是当务之急。”

北京市现有流动人口285万，其中女性占1/4比例，当保姆几乎是她们的第一选择。中介机构只是个简单的牵线者。没有规定让中介替用户筛选合格的保姆，亦没有家政培训的可能。据长年与劳务输出地合作的北新桥街道办事处(理想家政公司所属单位)王女士介绍，“一批二三十人的打工妹们一下火车，要雇保姆的人家都在这里等着呢，我们顶多就是用一两个小时跟她们讲清楚有哪些规矩，然后人就领走。哪有地儿让她们先在我们这吃住，受一两天正式的培训啊？”

在劳务市场，当保姆几乎是农村女青年的第一选择  

公益组织“打工妹之家”曾试图为外来妹们进行家政护理方面的培训，结果只有一个人报名。主持“打工妹之家”的马小朵坦言，“没有人愿意干保姆。除了每月300多块钱，什么保障都没有。连乡下人都嫌做保姆丢脸，但凡能找到洗碗、卖菜的事也不会去当保姆的。她们都一窝风地花钱学打字、财务什么的，想换份工作留在城市里，可惜根本没用。不做保姆就得流浪街头。”

现实也异常严酷。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李强的一份调查发现，沪市去年的流动人口总量比以往没有太大变化，仍在270万左右，但被收容的数字却从4万上升到10万，这说明有更多的农民工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北京不会例外。北京市新近出台的限制雇佣外来工的工种已上升至100多项，打工者能够寻找到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有限。不得不当保姆，却又不能认同自己的身份，只会加深雇者与佣者的矛盾。

缺乏有序的社会管理也在激化双方的矛盾。家住亚运村的朱仪从去年7月生了小孩之后，原打算孩子3个月大时就上班，然而她却被套牢了。家中的保姆，是以前母亲用过的钟点工，很放心，现在让保姆全天候住在家中，朱仪反倒深深地不安起来，她绝不单独留下孩子和保姆在家，如果不得不外出，就打个电话请母亲过来，“我除了知道她来自安徽，亲戚都在北京打工，其它什么都不清楚。万一哪天有人窜捣她把孩子抱走，我上哪儿去找？！”

不通过中介自己请保姆的人对保姆的可靠性都充满疑虑。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却是每个大城市头痛的问题。北京市规定打工者需有：暂住证(每月15元)、到劳动局办理的务工证(15元)、输出地的派出证(最低80元)、婚育证(16岁以上要求每月做婚检，月花销在10元以上)、身份证。这不仅是经济上的压力，手续的繁杂也抑制了外来工守法的愿望。记者发现，自从理想家政公司1999年下半年起取消保姆中介服务之后，原公司所在地北新桥九道湾巷口处竟迅速地自发成为一个保姆黑市。做了8年保姆中介的王女士不无担忧地说：“有官方正规的管理，出了事都还能找到个儿人，成黑市以后，随意性就更大了。”

专业化的趋势

《田》剧中塑造了一个经家政学校专门培训、持有上岗证的家庭服务员王惠娟，这个下岗的纺织女工，不仅有娴熟的家庭服务技能，还善做心理工作，化解田家的焦点矛盾。这个集众人对保姆期待的美德于一身的王惠娟，正预示着中国家政服务专业化的趋向。事实上，随着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不可避免，十几年来，城市对保姆高居不下的需求，已由依靠保姆当帮手向着改变家庭生活品质的层面演化。

保姆专业化率先出现在深圳。手持中专以上的学历，能够帮助雇主待人接物、管理家政、甚至辅导家教的高素质保姆受到高收入阶层的青睐，而她们的佣金和社会地位都与传统的保姆无法同日而语。就读于北大的美国社会学者伍宁曾告诉记者，在西方也是如此，“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一般不请保姆，很多事有完善的社会服务和钟点工。只有最上流社会的人家才雇得起，保姆是很贵的”。

理想家政公司保留了一项服务，介绍小时工。下岗工人和长年在京做保姆的打工妹是小时工的主体，可靠和效率是雇主满意的重要原因。小时工也让双方在时间和空间上赢得了自由。在国贸附近为  一家台湾人做8小时家务的小刘，8小时之外也很抢手，她自由地支配时间，并拥有自己租的房间，每月收入能拿到900多元。小刘是一个被打工妹们羡慕的对象，“其实和雇主的关系最好一是一、二是二，不可能也没必要是一家人的样子，该干什么，说得清清楚楚，干完了就走，用不着天天在人家里，老对着那么几个人，大气都不敢出的。自由很重要！”

让最擅长的人做最擅长的事，承认每个人在所处的领域应有的职业尊严，将是这个社会走向健康的一个标志。家住龙城花园的林女士有些话说得好：“我们的生活就是缺乏平常的雇佣关系，人们总是习惯于要么作威作福，要么亲如一家，这都不正常，雇与佣的关系既然是建立在金钱之上的，便应该尽量简化，如果你没有支付给保姆受气的收入，人家做好家务就够了，不能要求别人承担不该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