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开头难

（文 / 罗峪平）

当我们真的身处“新”世纪的时候，谁能告诉我们，周围的一切到底为什么已经是“新”的了呢？至少我很惶恐，因为在这个专栏里，我将和读者谈论的问题仍然是“旧”的

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虽然在中央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下，达到增长7.6%左右的水平，但仍没有摆脱连续7年减速的局面。所以，宏观经济能否在2000年更加复杂的国际金融贸易环境中继续增长，甚至止跌回升，彻底走出全面紧缩的局向。自然而然成为经济学界开年的第一个问题。对此大致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CDP增长速度今年肯定会好于去年，可以达到8.5%甚至9%，最乐观的数字来自广东省一份经济研究刊物，是11%。这种观点的主要根据是，从去年经济发展的情况看，第三季度不但下降基本停止，而且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拐点”，加上去年11月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大幅回升，临近年关岁末，世界经济复苏强劲。按照一般规律，下一步肯定是一路回升。第二种认为今年的速度会进一步下滑，估计只有6%左右甚至低于6%的水平。根据是我国近几年来经济的走势，无论从问题的产生、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市场的表现以及实际反映出来的后果看，同日本90年代以来的情况非常相似。由此认为，我国这一次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速下滑，很可能像日本90年代以来的趋势那样，较长时间走不出来。还有一种类似估计，也认为今年我国的增长速度会下降，但其根据不同，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当前出现的通货紧缩和需求不足，主要是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而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样经济增长率对当前的中国经济结构是合理的。它提出，为有效调整经济结构，应该牺牲一些增长速度。只要能够把结构调整好，增长速度即使下降到5%左右也可以，这在世界上仍属于较高的增长国家之列。特别是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增长速度还要高得多。第三种估计比较中庸，认为今年的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应和去年大体相同，即保持在7%或略高的水平。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多有政府机构任职的背景。他们说，达到这一水平，不仅是有条件的，而且也是必须尽可能争取的。他们说，从1999年经济增长的趋势看，第三季度虽然出现了一些较好的表现，如工业的增速略高于第二季度，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保持了上半年的水平，出口总额在上年同期比较低的基础上有了较强劲的回升，物价指数降幅趋缓，国有企业的利润有了一些恢复性的增长等。但最多只能讲经济可能已基本停止了下滑，还很难讲已经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增长“拐点”。因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第三季度还只有6.8%，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比第二季度的7.1%低。从经济增长所必须依赖的三大需求看，第三季度除了出口的增长形势比较喜人以外，消费需求的增长并没有明显上升，投资需求的增长还是大幅度下降的，特别到10月份投资已经降到了只略高于上年同期的水平。而我国的经济增长，从去年以来主要是靠扩大内需来拉动的。在内需中的消费部分，农村居民因农产品价格下降，往往增产不增收，收入增长缓慢；城镇居民由于对收入增长普遍存在着消极预期，而对支出增长的预期却很大。因此，至今只能说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增长态势，并没有明显启动起来。在内需中的投资部分，主要是靠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幅增加国家的投资。但由于消费没有明显启动起来，市场无热点，非国家投资尚无启动的明显迹象，单纯靠国家投资的增长是有限和难以为继的。所以，今年经济的增长，要超过8%，甚至达到9%，难度较大。他们强调，从保持社会经济稳定和广大群众信心的要求来说，在近一二十年内，我国经济必须力争保持7%左右或7%以上的增长速度。否则，势必导致失业人数的进一步大幅增加，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相当一部分人的实际生活可能不升反降，从而严重影响广大群众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信心，甚至有可能带来种种社会不稳定。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许宏源先生说：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从经济周期角度划分，目前国民经济正处于由衰退后期向复苏前期运行的转换阶段。只要宏观调控政策继续保持扩张的势头，并维持现有力度，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国民经济能走出增速连续7年衰减的阴影。

谈到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有人俏皮地提到往事，叫做：买方市场不期而至，通货紧缩不请自来。分析家们指出，2000年中央财政工作方针不会有大变化，除了进一步加强政府支出管理和推进预算管理，从制度上防止违法犯罪之外，费改税将是今年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一些法律专家谈到，近年来，地方部门越权设立收费基金和巧立名目乱收费的现象愈演愈烈。大量的收费、基金失去监督，国家收入纷纷流入个人腰包，腐败丛生。他们说，对行政收费的管理，从法律角度来看，行政法已无能为力。行政法中只规定对行政处罚有异议时可以申请、复议、诉讼等等，而对收费一筹莫展。解决问题的唯一可行措施就是借鉴国际经验，实行费改税。所谓收费是自己设定权利，自己使用，没有制约，随意性大，对于公民财产权利没有保障。收费完成后收入归单位和个人，没法检查。而收税则不是个别人、个别单位的意志，不能灵活，因为税收只能由全国人大通过和地方性法规规定。费改税将从立法控制收费，由国家统一支配收入，机构合并，形成小政府大社会，公民则通过纳税维护社会运转。总之，费改税的本质是通过立法把分散的财政收支重新集中起来，由国家统一支配收入，并且通过立法使政府为纳税人服务。

普通百姓确实正在体味纳税人的甜酸苦辣。去年11月国家开征的利息税已经不声不响地改变了中国人千百年来最珍惜的以储蓄为基本内容的理财方式。据权威部门统计，截至去年11月末，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59185亿元，比10月末减少了85亿元。细心的人可能会发现，11月份的居民储蓄负增长已是去年以来第三次出现了，上两次储蓄存款余额下降出现在7月份和10月份，在这两个月中，城乡居民储蓄分别下降了26亿元和94亿元。如果说造成7月份储蓄负增长的原因是5.19行情所显现的“财富效应”，以及6月10日央行的第七次降息，那么，在证券市场没有一次像样行情的11月，储蓄存款余额连续两个月的再度下降无疑应归结于对存款利息所得税的开征。许多消息来源都在透露，遗产税将于今年开始征收，将采取超额累进税率，就是根据个人遗产数额增大税率逐步增高，最高可达60%，超过目前个人所得税45%的最高税率。一般来说，国家开征这个税种是为了均衡社会财富、缓解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虽然也有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促进青年自立、勤劳致富等意义，但都不是主要的。所以，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起征点是多少。有人认为10万元就可以征收，有人则认为应该在1000万元以上。对于税务部门来说，如果起征点过高，只针对极少数人，税源相对狭窄，也许所征税收还不及征收成本。但如果起征点较低，相对多数人将成为征管对象，这就又有悖于开征此税的真正目的。来自中新社的一条消息称：“据统计，我国家庭财产超过100万元的家庭已达到1000万户。”但是，据国家统计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介绍，国家统计局只有居民家庭当年收入的调查，并没有对家庭累计财产进行过调查。这1000万户的数据可能是专家们匡算出来的。不过，他认为，现在流行的“过去百万元有100万户，现在百万元有1000万户”的说法中，“百万元”指的应该不仅仅是家庭的金融资产，而是包括房产等不动产在内的全部财产。这样理解的话，1000万户这个数字应该是存在的。正是因为有1000万户这么一个庞大的数目存在，因此他认为，遗产税的起征点应该为500万元，而非100万元。理由是，如果起征点是100万元的话，涉及的纳税人太多，与遗产税的征税目的不符。

全球首富比尔·盖茨的老爸老盖茨宣布他的儿子将把自己绝大部分财产捐给慈善事业，而仅留给一子一女各几千万美元的遗产。尽管盖茨本人反复澄清是“大部分”而不是“绝大部分”，但捐献一事看来已成定局。我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会出现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富豪，但我敢肯定，中国只要开征遗产税，类似这样的不把遗产留给子女而捐给慈善事业的故事就一定会多起来。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们在这里，不可避免地碰到了合理避税的概念。我的一位在保险公司做事的朋友对我说，他们公司最近受到了上级的批评，因为他们在宣传自己的保险新产品的时候，针对已经开征的利息税和即将开征的遗产税大讲特讲了合理避税。近日，也有主流媒体报道，实行利息税后，一些原有储蓄涌入证券市场。因为证券法规定，个人股票账户不征税，股票转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报道说，这些新入市的股民并没有进人二级市场进行股票炒作，而是将“宝”押在风险较小的一级市场，这样不但可以吃到利息且不交利息税，如果申购新股中签，还可赚取一笔可观的利差。他们批评说，证券市场不应成为“避税港”。但是，在我看来，合理避税是非常先进的观念，它既不违犯法律，不危害社会，又符合人的天性。如果“纳税人”的概念已经进入社会，“合理避税”又怎么会缺席呢？

税真是一件大事，它不仅改变了政府部门之间，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改变了我们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改变了我们对法律的理解，甚至改变了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活。

新年伊始，许多老话套话这时候说出来都挺合适，什么“一年之计在于春”啊，什么“太阳只要升起来就是新的”啊等等，但我还是喜欢一句大实话“万事开头难”。

在我们急于跨过千年，在我们认为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的时候，你是否也感到诸事纷繁？真真好一个“难”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