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找一个微笑的理由

（文 / 郦毅）

1999年4月3日至9日，山西文水县发生山林火灾，23位村民在火海中丧生。追悼会上，悲痛欲绝的村民。(王景春 摄)  

1999年是灾难频发的一年，12月9日来自瑞士的一份关于保险数额的统计报告从一个角度证实这并不只是人们的感觉：全球保险公司在这一年中赔偿的灾害损失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1999年是1994年以来灾害损失最严重的一年，有52000人在各种自然灾害中丧生，在过去30年中，全球有300万人因气候的极端变化而失去生命。大自然总是以独特的方式提醒人类远非想象中那么强大，在灾难面前人的生命依旧脆弱。

发生变化的是人们对待灾难的态度逐渐成熟起来。1999年大量的事实表明，中国的各类媒体对灾难的视角开始从纯事件性的简单概括转向对其中生命个体以及灾难细节的关注，也许这种对生命价值的认同还处在萌醒状态，但这毕竟是一个不错的开端。

人们对发生在1999年1月4日的虹桥垮塌案记忆犹新，事件发生后的第十天，南方一家知名报纸就以特大篇幅报道了灾难发生的经过、调查进展及种种细节。更为有益的尝试是3月26日到4月3日期间，中央电视台对虹桥一案的公开审判进行了现场直播，人们在了解惨剧发生原因的同时，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遇难者亲属悲痛欲绝的样子。在为之动容之余，有人指出美中不足的是法庭上应该讲普通话，很快就得到的答复是他们讲的就是普通话，只是需要练习得更标准些，毕竟，像这样面向全国直播的庭审对谁来说都还是第一次。对在灾难中死去的人来说，尽早把事情真相查清并公之于众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也是他们拥有的权利，不过“权利存在于社会共识之中，即只有人们就权利是否存在形成一致的肯定意见，权利才能存在”。好在这种“社会共识”正在逐渐形成，因为中国人开始在媒体的报道中看到越来越多对灾难中单个人的关注，他们在其中知道活生生的人如何在瞬间死去，而更多的是人性中一些光辉正在其间鲜明地闪现。

1999年11月24日，“大舜”号客货混装船沉没，280余人遇难。12月12日的《亚洲周刊》说，“在这次海难之前一个多月，同一公司还曾发生一次海难事故，造成一死一失踪”，由于“媒体没能起到监督和警惕作用，结果酿成了这次更大的灾难”。我们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听到了许多灾难幸存者的叙述，对灾难有了一个不太完整但却真实的印象，对于习惯了把灾难归纳为简短消息和毫无生命力的数字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令人欣慰的变化，使他们有机会为下面的一些故事感动。

在船沉没的瞬间，26岁的董颖被四位素不相识的男士从击碎的玻璃中率先托出海面，随即在两位男士的帮助下爬上救生筏，但因风浪过大皮筏无法靠近海军营救船只而在海上随波逐流。面对黑暗、寒冷、茫茫无边的大海，董颖放声大哭，身边的一位男士对她说：“无论结局如何，我一定会全力帮助你，因为你还年轻，而我已经年过半百了。”就在救生筏被海浪冲到岸边的时候，那位男士被一个大浪卷走，董颖奋力上岸后被一村民搭救，成为这次海难中唯一的女性幸存者。

在同一场海难中，28岁的幸存者邵明慧在沉船的一刹那看到了令他永生难忘的一幕：一对夫妇守在一个睡着了的小孩面前，爸爸护着孩子的头，妈妈护着孩子的脚，大声地喊：“别踩着我的孩子。”邵明慧说，获救后他再也没看到那一家三口。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对灾难的关注还显得稚嫩，迄今为止对11.24海难还没有一个全面有效的跟踪报道，甚至对事故原因的猜测也不见踪影。官方对灾难原因的调查仍旧在进展之中，对善于遗忘的人们来说，它的公布将显得过于迟缓，毕竟这不仅关系到对死者的尊重，更是对生者的负责与呵护。其实我们已经在为此付出代价：1999年1至10月份，长江干线全线已发生一般性以上事故271件，其中重大事故173件，碰撞事故123件，死亡205人，沉船174只，直接经济损失10504万元。放弃对事故原因及责任的追究，无异于对生命价值的漠视，如果不改变现状人们仍将为此付出代价。

1999年5月的一天中午，河南信阳光山县孙铁铺镇周乡村农民王道奎家里养了5年的唯一一头水牛被活活渴死，一家4口抱头痛哭。在此之前，王道奎每天凌晨3点就去排队挑水。到8月中旬，信阳地区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旱灾。40年前，这个诞生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并成为高产浮夸风策源地的地方遇到大旱之后发生饥荒，饿死数十万人。然而在今年8月，有记者采访当地最缺水的村子时，常听到好客的村民说：“喝口水吧”，有人逗趣说：“不是缺水吗？”村民笑道：“还没渴死。”如此淳朴的民风，让人感到，面对1999年的灾难，我们还有一些微笑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