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强

（文 / 高昱）

如果不是一年前的一份关于中国电讯产业重新洗牌的报告，如果不是那场中国电信是分是合的大论争，恐怕没有多少人还会在这个喧闹的世纪末看到王小强这个名字。但47岁的王小强早已不再是知名人物，整个80年代，王小强早期对农村包产责任制实证调查，中期有关企业改革与投资结构的理论探讨，后期对10年改革的总结和攻关分析，对改革与不同利益群体关系的重视，都经常出现于国内外专业或大众媒体。他是中国体制改革意气风发的探索者中的一员，是那个富于责任感的80年代的辩护人之一。

10年前，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的王小强曾走进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有过为期7年的游学生涯。1996年，他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作出的选择是离开习惯的体制。他给自己找到的一种新颖的身份是：自由研究者。王的职务因此而莫名其妙，一家行业杂志的研究员，一家刚刚破产的金融投资公司的经济顾问。王小强将自己的社会功能定位为咨询，他的课题经费来自于一些民间机构和大公司，但他的研究视野涉及到资源开发和保护的各个实体领域，但王小强拒绝将自己归属于任何利益集团。

王小强和他的朋友们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进行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电信、航空、钢铁、金融……和其他的产业分析者不同，在市场调查基础上，为企业与国家提供详尽的专业性的市场调查，为企业与国家的战略决策提供依据。王小强试图找到它们的共性：时不我待。他把全球经济一体化简约为“一场以少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因此王小强几乎是不遗余力地呼吁中国战略产业的重组和整合，呼唤国家利益、集体主义，而不是自由放任“与狼共舞”。

王小强的话语中依旧时见80年代所特有的宏大叙事和紧迫感，他的叙说惯于引用兵法策疏和中国革命鼓舞人心的危难时世，而不像其他有欧美学术经历的学者言必称欧美经纶。王几乎不接受记者采访，他的文章现在更多地发表在他团结的那个小圈子——松散的《产业论坛》——的内部刊物上。“我无法知道这些东西是否上达官方，是否会影响政府决策。但我想我们代表着一种民间知识分子客观而忧国忧民的声音。”王小强说。

王小强的学术基础和他的工作方向使他在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研究、企业战略发展研究和宏观经济学研究方面具备了多种身份，他和他的朋友们由中观出发，下究微观再上探宏观的课题报告正在深层次体制改革的战略发展领域产生较重大的影响。

王小强在给他的英国导师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如果问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有人都会回答，中国的问题要中西结合，你再问西方有什么好处，所有的人又都会如数家珍：民主、成熟体制、公民社会，然后再问中国有什么好，就很少有人能系统地回答出来。如果回答不出来，那么怎么结合？”王小强也回答不出来，所以他一直在追索着现实中的冲突，他对一切改革实践中的变异抱有浓厚兴趣，这种兴趣或许可以追溯到20年前的包产到户——一场不彻底却又恰到好处的私有化。在王看来，这种冲撞下的变异、不彻底或者不明不白恰恰可能孕育着新的范式的革命，“就像中医和西医的结合，两个理论都相对封闭而缺乏可交流性，范式只能从临床上来，从解决具体病情当中变化出新的语言，中西医都能听懂的语言”。

王小强

现任职务：中国税务杂志社研究员，粤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经济顾问。毕业于河南省工学院拖拉机制造专业。

1978～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

1983～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助理研究员、副组长；

1985～1989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研究员、常务副所长；北京中青年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1994～1997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经济体制和管理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1996年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系博士学位。

著作：

1.《产业重组时不我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中国改革之路一对萨克斯和科尔奈的批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8。

3.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1。

4.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二版；New York：M.E.Sharpe，Inc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