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

（文 / 卞智洪）

(娄林伟 摄) 

(法满 摄)  

崔健越来越棒。1986年，在北京的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当他穿一件颇像满清时期的长褂子，身背一把破吉它，两只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时，台下观众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台下变得静悄悄。10分钟过去，台下开始鼓掌欢呼，因为这个人唱出了他们最真实的欲望。

13年过去，台下有了各种各样的欲望，有了各种各样真实或不真实的声音。没有哪种声音可以完全覆盖住别的声音，只要你留神去听。但许多人说起崔健，就会想起“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们曾被崔健的声音，曾被那种想象力和创造力所覆盖。那时候崔健被当成一个英雄，而不是一个音乐家。那时候连摇滚乐也成了一种反叛的精神或姿态，而不是一种从身体上令人娱乐的音乐形式。

1999年的中国，流行音乐的确变成一种产业，但问题在于，它与其他产业毫无区别，甚至更加显露出机制的不完善与创造力的匮乏。它不过是其他产业的附庸，或者是跨国公司的中国市场。一首歌与一双鞋、一支牙刷，或者一座楼房正同样地被生产出来。一首新歌与一双新鞋子在本质上的确没什么不同，它们都是我们为开拓新的空间，争取新的自由所进行的努力。但没有太多令人愉快的特征能够证明，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或者鞋子，或者楼房。而音乐或其他艺术品，本是最能够证明这个时代或这个空间，是属于你的。

包括摇滚乐在内的流行音乐，时至今日之所以境况堪忧，至少因为有两个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好。无论对创作者还是听众还是经营管理者来说都是这样。第一那是不是你的音乐，第二你是否首先把它当作音乐。

正是在这些方面显示了崔健的力量。力量来自坚持，力量来自激情。“自信(相信你自己)，自然(别勉强你自己)，自由(解放你自己)”是崔健的摇滚三原则，也是他的人格魅力。他既非先锋，也非另类，他强调真实，强调社会责任感；他的音乐，个人风格日益突出，节奏更加强烈，社会批判更加具体，而他渴望的却是一种能给自己和别人带来爱的生活。

制作《无能的力量》时，他待在十几平方米的工作间里独自使用电子合成器。他说：“高科技的东西让你觉得自己是在乐观地面对世界，处在不断发展之中。”在他的音乐中，中国的民族乐器唢呐、古筝、笛子、箫等等与吉它、萨克斯管、打击乐器以及电子合成器融为一体，摇滚、说唱、朋克、爵士、非洲音乐、电子音乐与中国的现实融为一体。而他在创作时凭借的是“一无所有”的激情，演出时则充满对现场音乐的激情，销售时——当然就把它当作商业。他大声疾呼的也正是商业演出机制和全民音乐教育。

1999年11月，在“搜狐”举办的一次“崔健在线”活动中，有人戏问：“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了我的眼睛，现在你还能吗？”崔健没有回答，因为上网提问的人实在太多。千奇百怪的化名提出千奇百怪的问题。而崔健从来都不是一个偶像，他是一个音乐家。

但他可以告诉你，“因为我们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现在觉得有时我们还是处在这种病态中”。

崔健

1961年生于北京，1975年开始学习小号演奏，1978～1987年任北京交响乐团小号演奏员，1985年与另外六位乐手成立“七合板”乐队。1988年第一次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办个人演唱会，至今不断在国内、欧美、日本等各种大大小小的场合进行演出。出版有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1989)、《解决》(1991)、《红旗下的蛋》(1994)、《无能的力量》(1998)。

尽管它们与令人振奋的现场音乐相去甚远，但仍能带给人一些触动：“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想要离开，想要存在，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我们有了机会就要表现我们的欲望(力量)”，“眼前的问题是先把你解决”，“我想唱一首歌宽容这儿的一切，可是我的嗓子却发出奇怪的声音”，“怎么样？咳，凑合！”“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谁知道忍受的极限到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