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

（文 / 卞智洪）

(法满 摄)  

马小军终于把米兰给“办”了。虽然充满卑劣恼羞之感，他还是提着裤子大喊：“有劲！”尽管不是每个观众都有“文革”经历，更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大院儿”度过他们阳光灿烂的少年时代，但每个人都看得津津有味，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属于共同人性的东西。

《阳光灿烂的日子》拍摄了一个男孩成长为男人的故事，这是全人类一个共同的主题。而这部色彩亮丽夺目、画面自由奔放、欲望理直气壮的影片，使姜文一举成为第一流的电影导演。

中国自“文革”以降，几乎所有艺术作品都潜在地诉说着“文革”。如果没有强者进行彻底的反思，就会听到弱者全面的控诉。比如姜文自己曾参演过的《芙蓉镇》，甚至如陈凯歌导演的炫人耳目的《霸王别姬》。这种控诉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不断能看到一些或者怨天尤人，或者奋力抗争，但总是以弱势心态来讲述的电影。

值得思考的是，正是权力机制的后院儿，出生于部队家庭的王朔与姜文，创造出了奇妙的小说《动物凶猛》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里面张扬的个性与激情，中心化与荒诞感，对理想的继承、反叛与重新思考，成为90年代中期那个跳动的、自信的中国不可或缺的诠释。

姜文曾说，他当导演是因为不满足——在看过很多电影之后，他总觉得也许还有另外一种电影。他几乎摆脱了任何意识形态、文化定势的束缚，把个人情感彻底地投入创作，从人类的共同经验出发去创作。因此他的影片既属于当下，也属于以后。

制作影片时，姜文总觉得作品是原本就在那里的，他只是去把它找出来。马斯卡尼的歌剧《乡村骑士》使姜文开始寻找《阳光灿烂的日子》，日本海军军歌使他开始寻找《鬼子来了》。他寻找的过程成为一个造梦的过程，这个梦里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

本世纪另一对中国影响至深的事件是抗日战争。姜文第二部作品的背景即设置在这个时期。《鬼子来了》写一群农民如何被卷入战争，如何最后被屠杀的悲剧。它讲的其实是一个人遇上难题后“怎么办”的永恒难题。正是在这样一部充满反思的影片中，姜文再次表现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力量，他刀子一样锐利的激情。其中对国民性的刻划，对和平与战争、文明与进步等问题的思考，都通过激动人心的影像传达出来(影片尚未最后完成)。这部影片肯定是2000年最为重要的影片。

姜文的电影具有一种危险性。你无法想象他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这也是姜文从来都不是周润发、成龙那样令人亲近的偶像明星的原因。无论作为演员还是导演，姜文都以他真实的强悍性格，直面问题的尖锐坦诚，异于常人的敏感力，从整个电影圈儿凸现出来。看他执导的电影，你会面对人类的本性，面对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和难以判断的欲望。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完成之后，姜文感觉这部电影改变了自己，“逝去的是激情，换来的是判断力”。但观众呢，观众首先感受到的是激情和震撼；判断？也许这本来就不是艺术家应该承担的责任。

姜文做电影的方式似乎与商业机制不尽合拍。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的策划与制作时间都在两年以上。但有意思的是，他主演的《芙蓉镇》、《红高梁》、《有话好好说》以及他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都是当年票房收入最高的中国电影。或许这对于下个世纪的启迪是，人们要在市场上卖的，必须是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以种种借口来推销的东西最终会滞销。——电影首先是一种媒介，它可以宣传，可以娱乐，可以赚钱，可以供炒作，但它必然要负载大众缤纷多彩的梦幻。

姜文

1963年生于唐山，1984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主演影片有《芙蓉镇》、《红高梁》、《大太监李莲英》、《秦颂》、《有话好好说》、《鬼子来了》等，导演作品有《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