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艾萨克的风暴》到《〈纽约时报〉背后的私人家庭》

（文 / 武夫）

本期的4部上榜新作中，《艾萨克的风暴》特别引人注目。作者艾瑞克·拉森在详细调查研究、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补充的想象，描写并分析了一场美国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

灾难的中心是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濒海的加尔维斯顿。1900年，该港口城镇正在崛起之中，每平方英里居住的富豪要超出罗得岛上的新港(按：罗得岛位于美国东北海岸，新港是当年煤炭大王、钢铁大王、石油大王等新贵建筑别墅之地，如今已供人参观，成为著名旅游景点，很多表现美国富翁生活的电影都曾在那里实地拍摄)。加尔维斯顿是一片狭长的沙洲，三面被加尔维斯顿海湾和墨西哥湾的浅水所包围，这座充满梦幻的棉花输出港口，当时高大的砖结构大厦和平房林立。尽管正处在飓风的要道上，但在20世纪到来之际，人们满怀乐观和信心，沉浸在新的美利坚帝国从古巴到菲律宾的扩展之中(按：1898年的美国对西班牙战争以美国获胜告终，10月份的“巴黎和约”，承认古巴独立，并由美国接管关岛、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很少有人想到自然灾害的袭击。

是年9月8日，一场未经预报的飓风突然到来，圣·贾辛托要塞被夷为平地，众多建筑立时变成瓦砾堆，一艘汽艇被吹到两英里之外的内陆处，至少有6000人——很可能是8000人——当场丧生，可以说，整座城市已不复存在。幸存者在起伏的尸体中去抓漂浮的木头，或者与响尾蛇争抢高大的三角叶杨树，以求逃生。

这场美国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如何会毫无警告地发生的呢？

中心人物叫作艾萨克·M·克莱恩，时任美国气象局加尔维斯顿站长。这位身材矮小、衣冠楚楚的人，当时正春风得意；由于他和他的同事们一心以为飓风只会向东北方沿大西洋海岸前进，连模棱两可的警报也为时已晚。他自己的家宅也被水吞噬，本人只身乘临时木筏逃命，在后来的50年中，只好在悔恨中度日。

当然，把责任全归咎于他也是不公平的。在1900年，科学界还没有我们如今称作模糊理论背后的假设；认定规律是铁打的秩序。1891年，艾萨克在回答《加尔维斯顿新闻》有关该城面临特殊天气的弱点时说：“那种认为加尔维斯顿会在某一天受到这种坏天气严重破坏的看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同样，一个人的错误判断也无法写成一部长达323页的书。有关气象的历史记载，为作者——也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亚里斯多德根据气流团预测天气的假想到19世纪对飓风按周期旋转规律的发现；从1502年加勒比海“哥伦布”飓风的肆虐到1703年伦敦飓风淹死8000名船员和摧毁艾迪斯通灯塔，本书都加以援引。作者以追踪风暴的嗅觉和描述天气灾难细节的本领，写出了一部气象预报由无到有的史书。

就艾萨克本人而论，他还是真诚地崇尚当年并不完善的气象学的。但在美国气象局中，情况并不尽然。如果说，艾萨克的错误还是因为死抱书本而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美国当年的气象局长威里斯·L·穆尔则是个目空一切的人物。他视气象局为垄断机构，对周围地区的气象预报不闻不问。而大气环流是个全球现象，如今的预测之所以比较准确，除去气象卫星这样的全球监测设施之外，各相关气象台、站之间交换的信息亦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1900年那次“艾萨克”飓风，古巴的气象台就已测出方向不同以往，要向得克萨斯内陆发展，穆尔若是不那么藐视已有30年研究飓风经验的拉丁美洲人，或许灾难就会大大减轻了。

艾萨克·克莱恩的职业生活和那次风暴的灾难构成了全书的自然背景，但作者又通过日记、信件和回忆录，从多视角编织了全书的复杂细节，又加入了船长、主妇、儿童和预报员等多种人物，使这部回顾历史的著作有了丰富的戏剧情节。他并未把大自然人格化，但在天气中看出了诗意，从而使全书具有很高的可读性。

另一部未上榜但值得注意的书是《托拉斯——〈纽约时报〉背后的强有力的私人家族》(The Trust，the Private and Powerful Family Behind The New York Times)，作者是苏珊·E·蒂夫特和阿列克斯·S·琼斯(Susan E.Tifft & Alex S.Jones)。该书叙述了拥有《纽约时报》达百年之久的奥克斯-索尔兹伯格家族。

该家族的第一代成员是阿道夫·西蒙·奥克斯(Adolph Simon Ochs，1858～1935)，他是巴伐利亚犹太移民之子，曾创办南方美联社并任社长。1896年将濒临破产的《纽约时报》购进，提出了“刊登值得排印的新闻”的口号，遂使该报成为美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

由于他的犹太出身，他一直小心翼翼，唯恐招来排犹主义者的非议。这种“中立”精神成为该报的传统。他死前将报纸交给三个人共管：独生女埃菲金、女婿阿瑟·索尔兹伯格和侄子朱利乌斯。埃菲金是位女强人，阿瑟魅力过人。他们谨遵父训，在任用犹太人为头版主编和希特勒迫害犹太人问题上都过分谨慎，但后来便支持罗斯福总统，反对孤立主义，二战中更是派出大批记者驻在海外，并与罗斯福、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丘吉尔等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遂使《纽约时报》的新闻有了极大的权威性。对于接替他们的四个子女，提出任何不同意见都要集中到办好报纸上，从而使《纽约时报》得以长盛不衰。这样的家族企业和办报方针还是有不少发人深省之处的。

怀疑的世界，怀疑的人

这似乎就是让·埃舍诺新作《我走了》要说的意思。52岁的埃舍诺被评价为同代人中最好的作家之一，虽然《快报》周刊毫不客气地说他那一代的作家恰恰是最没情绪的一代人。由于他并不多产，上次出书是在多年以前，书评界纷纷以“我回来了”之类的标题报告《我走了》的喜讯。

埃舍诺尝试过各种写作，他的作品给人很强的技巧感。《我走了》其实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生活片断，被他写成了若干个奇怪的故事。他曾经打比方说画面是小说行进的发动机，《我走了》的机械原理不妨照此分析：一个男人没来由地离开了自己固有的生活(自动点火)，邂逅若干值得动心爱上一爱的女人(启动)，偶然得知某处宝藏可去寻找(加速)，莫名其妙一个不远不近的朋友死了(急停)……这个男人的生活乏善可陈，他是个被动、怀疑的人，开着一间画廊，市场不景气限制了他对艺术的迷醉，他不相信自己做的那些事，不相信自己是的那个人，每天早晨刷牙刷得满嘴流血都不肯朝镜子里看一眼。可爱的女人不计其数，随处可见，她们也很少拒绝，可她们的情感不容穿越，随时会逃。爱情这个伟大的词简直成了咒语，谁都不敢说出口。

小说里的人物并不令人生厌，只是阅读他们使读者急躁。他们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所做为何，也没有机会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只有在飞机上他们才偶尔跳脱，隐约感觉不对，飞机一降落他们又像石头一样心甘情愿沉到水底。埃舍诺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荒谬的世界，事态相当危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