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险——预测和投资

（文 / 罗峪平）

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罗峪平/1999年10月28日

关于中国是否会在今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终于在本月划上了句号。来访的美国财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26日对中国美国商会说，与中国就加入世贸组织问题达成任何可能的协议都将列入美国国会2000年议事日程。

虽然新闻界评论说，25日结束的由中美两国财长出席的中美经济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同以往历次会议一样，无非是两国经济高层每年一次的正常对话，并没有什么爆炸性的新闻。但萨默斯此行不能说是白走一趟，中美两国经济高层的对话机制得以保存并继续正常进行，这本身就是一个难得的成果。照我的看法，萨默斯当天下午在清华大学发表的讲演是他此行言论中的亮点，演讲题目是《中国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中的作用》。萨默斯讲话很慢，在年轻的大学生眼里风度翩翩。他申明自己是作为一名经济方面专家而不是政治家，是作为一个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符合中美两国长期利益的人来发言的。他说，许多因素促成了新的全球经济，但其中关键的驱动力有三种：技术革命、市场力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他提到最近在一份美国杂志上的一幅漫画：一人问他的孩子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小男孩说：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要做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发明出来。他说，新的技术发展使得经济发展的要诀：中央调控与对个人才智的激励相结合的平衡产生了向后者的倾斜。在未来的新时代中，经济发展的优势越来越多地掌握在那些更加重视个人技能和思想的国家。他说，全球化使得世界经济在下一个世纪的发展中越发不稳定，诸多风险无法预测，所以，在个人经营和国家经济的不同层面上，灵活性与强有力的控制相比，对变化的反应能力与对变化的预测能力相比，无疑都是前者显得越来越重要。到了21世纪，思想成果的自由传播，将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成功发展的前提。他说，正像江泽民主席和中国其他领导人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下一阶段中国转型的主要挑战是如何确立适当的政策、体制来充分发挥中国人民的创造潜力。这一体制将在全国范围内长期地支持创新和投资。

美国财长的说法确实描绘出近期中国政府领导人在新一轮发展科技创新措施中的良苦用心。据统计，目前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至80%，而我国只有20%到30%。每年，我国产生的科技成果约2万项，转化率不足20%。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不缺乏项目，而是缺乏用于成果转化的资本。所以，“风险投资”再一次成为政府、国内企业及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

国内最大的民营高科技企业之一，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却针对我国目前建立风险基金大多是由政府投资的现状，大泼冷水。他说：没有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风险基金的运作环境，国家投入再多的钱也是白扔。他说，这种投资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国有性质，难以成为创业者的根本动力。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的发源地是美国。二战以后军事和空间科技的高度发展为风险投资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土壤。美国历来具有崇尚企业家精神的文化传统，政府又在政策上给予创新企业以很大支持，而且，战后的美国人均拥有的金融资产数额很大，客观上造成了富裕者拿出一部分资产进行运作以获得高额收入的需求和可能性。风险投资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逐高利而动的本质，它的要义就在于投资者主动承担高风险以换取高额回报。根据一幅漫画，在美国硅谷大街小巷两旁的树枝上，到处都蹲着投资家，只要有人喊一声：“我有科技项目。”树上的人立刻纷纷跳下来高呼：“我来了。”这些被称为风险投资家的人独具慧眼、点石成金，不仅令微软、英特尔等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发展成富可敌国的科技帝国，更对今日美国经济高速强劲发展功不可没。

但是风险投资一旦离开美国，境遇总是不太美妙。70年代起，日本曾有一些大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陆续设立了一批专事风险投资业务的公司，但是由于文化传统、管理习惯和外部环境等方面的原因，这些资金最终有50%又被用于传统的贷款业务。在泡沫经济时期，这些公司大多掉入了房地产投资的陷阱。泡沫崩溃后，这些资金理所当然地成为严重的呆坏账。90年代中期欧洲的风险资本仅有不足1/4投入技术创新领域，而同期美国的投资比重高达近70%。中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实际上，风险投资进入中国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据不完全统计，由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的中国投资基金，至1998年，资本总额达到了将近40亿美元。但是，这些基金的运作结果却使西方投资者大失所望。因为只有8.1%的资金投向了技术产业，而有65%的资金则投入了现存企业的扩张阶段。此外，从1985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当年我国第一家风险投资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在北京创立算起，据说目前我国各类非银行风险投资机构已发展到8多家，融资能力可达36亿元。目前我们没有关于这些资金使用情况的数字，不知道柳传志对中国风险基金运作发出的惊人之语是否有统计数字的基础。

国庆节后在深圳召开的高技术成果交易会对外发布的各参展投资商的意向总投资金额为200亿元，其中风险投资商占了相当比例。面对这种风险投资的新一轮热潮，国家科技部一位官员告诫说，目前中国发展风险投资至少有五大问题没有解决。一是政府资金比例过高，民间资本参与不足。这是违反风险投资的市场规律的。二是单纯以信贷方式搞风险资本，不适合风险投资“股权投资、资本经营”的本质要求。三是缺乏有效的产权流动机制，风险资本不能“功成身退”。四是缺乏发展风险投资的市场环境。五是人才紧缺。比较而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承惠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上的署名文章，对于政府支持风险投资可能出现的几个误区的分析更加贴切和具体。他在论述了引导资金投向创新活动的核心和关键并不在于筹集风险资本和设立风险投资公司，而在于构建制度基础和市场环境等观点之后，对于政府不能将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政策混为一谈的论述尤其引人注目。他说，如果政府的技术创新政策逐步异化为产业政策，如果政府以创新为目标而大力推动的风险投资事业被局限于少数产业，那么，以商业利益为根本动力的风险投资活动，就很难发展起来。文章举例说，国家863计划曾将信息、生物、新材料、自动化、能源、激光和航天七个领域的研究开发技术定义为高新技术。但实际上，高新技术往往难于用经验和既有标准来评价，即便是业内的专家，也未见得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如果沿袭产业政策的评判标准和评判方法，必定会扼杀一些有价值的创新思想和创新活动。而问题的实质在于，风险投资既然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具有逐高利润而动的本质，那么它支持高新技术发展的前提是一定要有市场带来的的商业利益，而不是由什么人规定的，某几个特殊产业是否是高新技术产业。

走笔至此，读者大约对我在“风险”这一词汇上的喋喋不休有些厌烦了。不过，我无非是想大家和我一样，以后只要见到“风险”二字，第一反应是——不可预测，因为连美国财长萨默斯这样的人都在抱怨世界已被高科技变成一个充满不稳定因素的村落。第二个反应是——可以投资，但要牢记：只有在市场上追求高额利润的唯一动机才能使这种投资在血本无归的情况下也是有意义的。

经济学家们对最近宏观形势的描述显得平淡而缺乏新意：外贸出口止降转增，国内消费未见起色，投资增长随财政扩张状况剧烈波动，表明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重振内需的目标尚未达到。虽然前三季工业增加值保持增长，夏粮丰收，房地产开发投资高速增长，再加上已出台的扩张政策，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目标实现有保证。但如果不能激活微观和重振内需，不是通缩继续，就是转变为严重的通胀。他们多少有点无精打采地说：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政策和体制联动，特别是要放松金融管制，包括准许民间资本进入，推进利率市场化，发展金融工具创新，进一步打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连通渠道。在没有通胀压力的条件下，推进金融发展正当其时。与此同时，还要……还要……

我认为两周来使人精神为之一振的经济信息只有一条：继国务院批准酝酿已久的保险资金通过投资基金入市之后，中国保监会政策法规部官员昨日表示，在五年内，将鼓励有条件的保险公司上市。同时将逐步取消国外保险公司在中国经营的地域限制。至此，中国保险业才算迈进了市场的门槛。中国的保户们终于可以期望得到一种公平意义上的保障了。

早些时候网上还有一条消息令我振奋，报载英国科学家已经解决了猪器官移植到人体的种种技术问题。面对人体器官移植受各种条件限制的情况，这无疑是千万患者的福音。但今日网上又传来消息：在猪器官即将移植人类之际，英国政府辖下的一个组织建议，将来接受猪心肺移植的病人，必须签约保证不生育、向当局申报性伴侣名单及要伴侣一同接受医疗监察等，以确保猪的病毒不会传给人类。不让接受猪器官移植的病人生育，这听上去颇有些残酷，但当我默默想一会儿之后，还是认同了这种态度。如果这种器官移植带给整个人类的风险是不可预测的话，那么，对于这种不可预测的风险至少应该采取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不知读者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