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者来信(99)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杨洪 张小民 周继武 郭剑 王莉炜)
法律的二十二条军规
最近,在报纸上看到,全国第一起规模最大的列车晚点集体诉讼案在昆明开庭审理,16名乘客起诉昆明铁路局,由于列车中途延误33小时使他们身心备受折磨,要求铁路局赔偿每人直接经济损失730元,精神损失1500元。
原告的赔偿要求对偌大的昆明铁路局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判决结果大家都猜到了:昆明铁路运输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是啊,如果此例一开,列车晚点就要赔钱,那中国的各个铁路局还不得关门大吉,而且以后不可避免地要轮到公路、航空和水运,结果是,要想不引起诉讼,旅客就得自己想辙,开车、骑车或者是步行,甚至是骑马坐轿——随便。
不接受法院的判决显然是不现实的,问题是法院判决所依据的法律让人觉得这样的诉讼特别没意思。依据《铁路法》,铁路部门有安全、正点送达旅客的义务,因此,如果造成延误,铁路部门违约是不容置疑的;同样,还是依据《铁路法》,只要把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铁路局与乘客间的运输合同就已完成,谈不上赔偿。于是,关于晚点赔偿这个问题,我们的法律等于什么也没说。
北京 张小民
同样是人
先后读了贵刊8月15日《1条命与29条命》和10月15日《几百万条命与一条命》,我想到另外两篇文章所谈的两个人的不同命运。
一是杨红伟,文章叫《容貌丑就不能上大学吗》,载《中国青年报》,内容如下:
杨红伟,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先天脸部左小右大,有点歪,被认为“丑陋”。他刻苦学习,奋发向上,先后两次在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中获奖。今年高考总分695分,按成绩他可以进清华、北大,但他自知貌丑,填报志愿时不敢奢求,重点大学只填了兰州大学理论物理专业,非重点大学填了家乡的郑州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然而,他却未被录取。父母带着他四处求告。省招办主任徒唤奈何:“我们一方面恳求学校收下考生,一方面安慰和开导考生——成才的路很多,自学考试、民政部门安排……”
二是《张士柏的故事》,也载于《中国青年报》。张士柏是一位美籍华裔青年,他的故事始于一次跳水事故,此前他本是美国一个普通的高中学生。下面是部分报道:
……颈椎断裂,经过72小时的抢救,他已经高位截瘫,身子软如面条,手骨也已塌陷……他在病床上提前一年学完了高中课程,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布什总统知道后,亲自签名颁发他“学业成绩奖”……毕业时,他本不想参加典礼,因为行动太不方便,校长拿来典礼服,一定要他参加。400多个孩子下午不上课,专门练习谁站在哪儿,谁推他到台上,路面不平之处修补好,演习了四五次。典礼非常顺利,近乎完美,他在台上发言,念毕业生的名字……化学老师为他给大学写推荐信,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同时向他招手……他选择了斯坦福大学。这所名校为了便于他学习,特地把教室从二楼改到一楼,又花了很多钱改装教学楼和宿舍,在他要经过的所有门前安装了电动按扭,轻轻一触,沉重的门就开了。他一年学完两年的大学课程,越过硕士直接考入斯坦福大学博士班……天津电视台到美国拍摄关于张士柏的电视剧,斯坦福大学的校长自告奋勇扮演自己……张士柏认为自己“沐浴着社会的恩情”,“我的生活每分钟都离不开他人,我体会到社会和他人的重要性。”他下决心在自己不长的生命里,为他人做尽可能多的事情,回报社会。
同样是人,同样是“炎黄子孙”,杨红伟在自己的家乡与张士柏在“异邦”,经历和命运竟是如此不同。对这种不同,不知那些别具“第三只左眼”的人们又会透视出什么革命理论来。
此文完稿后我通过电子邮件传给加拿大的一位朋友。下面是他回信中的一段:
关于对待残疾人的问题,我在加拿大很有感触。加拿大不要说不会歧视残疾人,不但法律上保护,而且人们也很尊重残疾人,几乎不存在如何教育人民尊重残疾人的问题,似乎是一种天生而来的传统。加拿大总理克里靖的嘴巴是歪的,但还是作为国家元首为加拿大人引为自豪。在上一届选举时,反对党为了丑化他,在一幅漫画中故意突出他的歪嘴,结果在全国引起一片谴责,丢失了很多选票,反而为克里靖增加了选票。加拿大有一个很可贵的现象,经常有一些类似中国常见的那种弱智、残障者,特别是那些一眼看去就是先天残智者,在很多场合都在做很重要的工作,如发行彩票,点算钱目,竟做得很好,分毫不差。我曾在一个大学里工作过,那儿有一个女秘书,是严重残智者,连讲话都很困难,但奇迹是,她把自己的那些秘书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大家都说她很聪明。这使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残障人,包括弱智者,仍然有着良好的智力开发潜力,但前提是这个社会要承认他们,尊重他们,把他们视为手足。人的尊严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很容易办。
广州 周继武
靠不住的数字
11月1日,利息税要开征了,和以往一样,各种预测也随之而来。比如,有人预测,“按9月末全国城乡个人储蓄总额5.94万亿元推算,以整存整取定期存款的年利率为2.25%计算,则每年个人存款利息高达1336.5亿元。按利息税20%计算,税额每年为267.3亿元。”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从公开的报纸上,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一组数字:在5.94万亿存款中,有1.36亿的活期存款,按利率0.99%计算的利息税是26.928亿。除去今年7~10月的免税额,实际能征到的税款是26.928×2/3=17.952亿。而事实上,只有活期这一块是可以基本确定的。
剩下的4.58万亿,并不能简单地按照2.25%计算。要考虑到一些影响征税的因素。比如,部分存款转移到证券账户上;增存教育存款;大量地购买国债;外汇资金外逃;存款的提前支取;私款公存等等,都会减少税基。此外,还要从银行实际支付的利息中扣除从存入日起到99年10月31日的免税部分。所以,上面所说的267亿的大胆预测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分析预测是一门学问,它应该有它的独立性,不能想当然,也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而制造出一些数字。说到这里,我又想到了几个月前的另一个数字。
为了证明高校扩招的正确性,一位著名学府的校长举了一个师生比的数字:说西方国家一般为1∶15,而我国是1∶10.35,所以扩招的余地很大。可事实上,第一,西方国家计算师生比不包括助教;第二,我国许多民办学校或成人高校的师资力量基本来源于普通高校,教师的工作负荷实际已相当重。
一些简单的数字或分析,哪怕是从公开的信息来源上,普通人都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但好些有详细资料的分析家得出的结论却是那么苍白。这不能不让人深思,这到底是为什么?
杭州 郭剑
北京的蓝天
据说,10月1日,北京的空气质量破天荒达到了一级。
然而,10月14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播出了另一则消息:北京近日空气质量已降至五级,环保部门为此启动北京大气污染防治第三阶段部署,希望以限制外地污染超标车进京、强制出租车使用清洁燃料等措施,使明年北京空气质量能达到三级。
前后不过10天,北京的空气质量就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从一级降至重度污染的五级。国庆节前通过治理汽车尾气、限制燃煤、大型厂矿停产限产等措施以及天公作美降下的一场秋雨。“制造”出的蓝天竟如此脆弱,令人惊讶不已。不过大多数北京人似乎已对恶劣的空气习以为常,往年此时直到冬季已是北京空气污染逐渐加剧的时段,“一级”也许意味着更蓝的天空,而身在其中“五级”也不过如此。有一次在街上听见一位北京人望着来往穿梭的小汽车流发出这样的感叹:“都说北京空气不好,要是这里面有我的一辆小汽车,我才不在乎空气质量多少级呢!”
也许正是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才使北京迟迟无法摘掉“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之一”的“桂冠”。实际上,空气质量恶化的后果不是短时间就能显现出来的,北京的环保不是环保局或少数环保组织或个人能包揽下来的,北京的蓝天也不是仅靠一万多辆出租车使用清洁燃料就可以挽救的。北京人,你到底想要什么?
北京 王莉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