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转移

（文 / 朗泳）

9月末的《财富》论坛使“财富”成为全中国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汇，而这个词汇在使用时又大多和“光荣”、“梦想”等等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忘记，仅仅在若干年前，“财富”还是一个令谈论者为之色变的字眼。

历史的断层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面对《财富》论坛的召开，国人竟陷入一种深深的困窘当中。可悲的地方在于，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困窘。

论坛期间，“央视”策划了一套“财富对话”节目，邀请参加论坛的一些重量级中外企业首脑就广泛的话题“交锋”。坐在演播间里，我真切地感受到“财富对话”变成了一场“财富秀”。主持人故作聪明地问着一些早经策划好的问题，观众傀儡似地鼓掌和作出反应，加上台侧一支乐队时不时发出怪异的伴奏声，令我疑心自己是不是专程跑到上海来观看“总裁级”的巡回表演。对于Viacom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萨姆纳·雷德斯通，台下人关心的不是他收购CBS的大手笔对全球媒介业造成的影响，而是他在75岁高龄时的保持青春之道；对于东芝株式会社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西室泰三，大家不想了解作为传统家电企业东芝如何面对数字时代，而更愿意探讨他为什么唱卡拉OK容易跑调。

如果论坛看上去只不过是一场表演，或者是富豪们觥筹交错的一个party，如果人们津津乐道的全是停泊在浦东机场上的“湾流”私人公务机和富豪夫人的花钱习惯，那么，本世纪最后一次《财富》论坛在中国召开有什么意义呢？

姑且不论中国企业家能不能在同一个水平层次上与国际工商巨子“交锋”，仅看因为这一论坛而使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大面积感染“500强情结”就足以令人忧虑。计划经济时代超英赶美的想法是落了空，但至今依靠庞大计划造就经济飞跃的企图还令人奇怪地存在。这样的计划可以悄然而迅速地窒息普通人的开拓精神。

透过浮华与喧嚣，《财富》论坛应该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财富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多少个世纪以来，人类主要通过赢得对疆土、宝藏、奴隶和军队的控制而获取财富。甚至工业革命也是依靠大量劳工、自然资源、能源和大规模的运输设施而成功的。财富和权力归了物质的拥有者，或那些能够以武力占据物理生产资料——土地、劳力和资本——的人。

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和公司不是土地和物质资源的占有者而是思想和技术的支配者。头脑的伟力到处都战胜了物质的蛮力。电子业是世界上成长最快的产业。计算机软件，一种纯粹的头脑产物，是世界商业的主要增值源。全球电信网所运载的东西比所有的超级油轮加在一起还要珍贵。财富不再属于奴隶的统治者，而属于人类创造力的开拓者，不再属于土地的征服者，而属于思想的解放者。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进入世界500强的通信业、电子和电气设备业、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等与信息技术相关产业中的企业，已占有500强中规模与获利最大的份额。但财富转移的步伐还不止于此。尼葛洛庞帝在论坛上说：“过去人们都认为大就是好，但在互联网时代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成就许多以前只有大公司才能做的事情。今天来中国的500强都不像5年以前那样自信。它们开始害怕，有些分了家，有些拼命变化，就像我们有时看到大象在奔跑，那是非常有趣的。”

数字化世界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矛盾中：既大又小。大规模的企业会继续存在，但中小企业将越来越成为重要的财富创造者。对企业而言，核心词汇不是规模，而是竞争力。中小企业拥有永不枯竭的创新动力和企业家精神，它们打破现状，而不是去建立平衡。企业家的知识、进取心和本领构成了经济中最肥沃的疆域，而政府要做的，是尽一切可能保护创业精神免受摧残和挫伤。

在美国硅谷，即使是在风险资本急剧增长的80年代，90%以上的新的高技术公司都是靠个人的储蓄和抵押贷款办起来的。所以，如果一项政府计划不利于可流动的资本、个人收入、可支配的储蓄，不利于中小企业的贷款，那么这样的计划就会妨碍创新和增长的过程。当财富不属于个人，因而个人无法自由支配时，它就是死的。乔治·吉尔德说得非常好：“增长的关键相当简单：富于创造性的人手头有钱。经济停滞的原因也同样清楚：富于创造性的人被剥夺了金融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