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犯化生存

9月初的时候，各种媒体都对中国首届“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进行了密集曝光，有人称其为“中国首次感受‘数字化生存’”。事件的意义当然非同凡响，从社会发展、经济、心理……等多个方面都可以对此活动品头论足一番。

其实，在一个完全封闭、只能以互联网作为唯一与外部沟通渠道的环境中生活72小时，你可以得出的结论无非就是两条：第一，对于网络生活，我们尚未准备好；第二，离开现实生活，我们会饿死。

在测试者们处心积虑地忙于订购豆浆以饱辘辘饥肠的时候，我也在网上，读E.M.福斯特的小说《机器停止运行》(www.plexus.org/forster/)。小说写作的时间是1909年，但描述的却是遥远未来的场景：一位名叫瓦什蒂的妇女独居于一间地下斗室中，通过某种像三维可视电话一样的东西与散居世界各地的人通信，这是她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所做的唯一事情(听起来多么类似今天的电子邮件文化！)。在瓦什蒂的世界中，所有的娱乐都自动登场，所有的需求都即时满足，所有的体验都以机器为中介。这一切真是爽极了、酷毙了——但前提是机器永不停止运行。而正如小说的题目所显示的那样，机器停止了运行，所有的人都陷入了灭顶之灾。在网络生存测试的日子里读这样的小说实在有点荒诞意味，好似在读测试者的真实故事，只不过测试者们仍然在苦苦等待机器预热。

福斯特是20世纪中在乌托邦小说里把技术派作反面角色的第一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革命在西方的中产阶级中广泛传播了技术进步的理想，技术浪漫主义成为本世纪头25年的主要思潮。H.G.威尔斯于1905年写作了《现代乌托邦》，描绘出一个由仁慈的技术官僚所统治的高效社会，这一社会彻底地依赖于技术而运行。福斯特对威尔斯笔下的“天堂”不以为然，因此写了一个恐怖故事予以反击。在他的小说中，整个人类社会都转入了地下，所有的行为都由一台庞大无比的机器所控制。人们无不把“机器化生存”视作天经地义的存在，唯一的反叛者——瓦什蒂的儿子——大声疾呼企图唤醒大家：

“你们难道看不见我们在死亡，唯一真正生存下来的东西是机器吗？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了机器，但它已经走向我们的反面。它剥夺了我们的空间感，模糊了人类关系的每一层面，把爱情减化为肉欲之乐，麻痹了我们的身体和意志，现在又驱使我们崇拜它。机器在发展——但不是沿着我们指出的方向。机器在前进——但不是朝着我们的目标。”

这篇不长的小说的主题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人类在追求享受和安逸的路上走得过了头，以至于变成了技术囚犯。“网络化生存”太像“囚犯化生存”了。在这个意义上，我把福斯特称为今天网络的三大人文(而非技术)预言家之一。

另外两个人又是谁呢？有一位我在以前的专栏中已经写过，他就是以刻画怪圈著称的荷兰艺术家M.C.埃舍尔。在《瀑布》这幅画中，假如我们顺着圈中的水流看下去，水流在每段路上似乎都是完全正常的、自然的，但最后，我们突然惊讶地发现，我们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这种自指的环是意识、自由意志以及自我感等等的一种绝妙隐喻，因为哲学家们的观点是：人类的意识并非仅仅由知觉构成，而且还由自觉构成。我们知道我们知道。J.R.卢卡斯说：“说一个有意识的人知道某事，这不仅是说他知道该事，也是说他知道他知道，而且他知道他知道他知道……”而A.J.艾耶尔也写道：“人们很想把人的自我看成是中国的套盒，每一个盒都俯视着套在它里面的那个盒。”

这些与网络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把它们同我说的第三位预言家、法国心理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自我”论联系起来，就会明白其中的奥秘。拉康从不认为自我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内含理性、自由意志、自决权等美好的品质，相反，它是一种幻象，一种曲解。按照拉康的理论，我们可以说，人们是在把互联网当成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室在使用，不断地在其中构建和重建自我。当每一个选手都能够创造许多人物并参加许多游戏时，自我不仅偏离了中心，而且被无限制地复制。

这使得前面所说的“囚犯化生存”变成了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生存：表面战胜了深度，模拟战胜了生存，寻欢作乐战胜了严肃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