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表达方式

（文 / 沈宏非）

随着卡拉OK在商业上的盛极而衰，大众神话(Mythologies)意义上的卡拉OK也被列入了20世纪的总盘点名册。这一“没有配上主唱声音的音乐”(按：此系日本学者Tanaka对卡拉OK的原始的权威定义)的发明者、59岁的退休神户鼓手井上大介，最近被《时代》杂志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20位亚洲人”之一，与甘地、毛泽东等并列。《时代》认为，甘地和毛泽东发动的革命改变了亚洲的白天，井上则改变了亚洲的夜晚。

井上先生这一无心的世纪之作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卡拉OK伴唱机自1996年以来成为年赚100亿美元的大买卖(未计入相关的中下游产业)，不在于它把普通的消费过程转换为“成为”歌星的途径；更不在于它改写了千千万万的“地下黎明”和“地下王菲”成为娱乐业沧海遗珠的命运——关键在于，卡拉OK作为一种“改变黑夜”的视听装置，于亚洲的黑夜中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卡拉OK情境”。

“卡拉OK情境”，即由音乐墙所划分出来的卡拉OK空间。台湾传播学研究者林文刚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传通环境(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在这个戏剧性空间里，卡拉OK是一种叙事媒体和象征系统，而唱卡拉OK可被视为一种涂上脸谱或戴上面具的行动。不管使用者日常生活的社会身份，脸谱或面具使他们象征地转化为那脸谱所表征的身份认同，同时创造出虚构的身份认同，以歌曲的音乐和文字安排作为叙事符号的卡拉OK，每一首歌都包含了一个故事、一个情节，每一首卡拉OK歌曲都象征了一个面具和脸谱。谁“戴上”了这个面具，谁就象征性地转化成这个样板所象征的人物。

这样一种理论模型，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卡拉OK在其转换/改变的功能上之认识——例如，就同步兴起于我国之夜晚的卡拉OK与色情活动而言，若以“利用”来描述其间的关系，显然失之轻率。首先，卡拉OK(尤指KTV)使“包间”在这类场所中获得了被开辟的合理性，色情活动因而取得了相应的私秘空间。在执法者那里，这一有利于色情活动的空间，则被视为工作难度的加大。“包间”的内部，买卖双方共同面对着电视的“唱歌”仪式，以身份的幻想性、象征化的短暂转换，最大程度地掩盖甚至屏蔽了色情交易在关系和角色上的实质性尴尬。同时涉入由画面、旋律及歌词制造的感性情节，或者即时更改歌曲的现有歌词，颠覆歌曲原来的语意和情节，则制造出一种有助于交易的顺利完成的谐谑氛围。事实上，经营者和执法方的对抗，总是不自觉地集中在这一剧场效果的深化和削弱之上。常见的冲突事件包括，前者一再减弱包间内的照明，后者则以明文规定迫使其增加，令现场的戏剧性氛围下降到最低限度。为了替顾客创造良好的交易环境，经营者一方面供应卡拉OK脸谱，另一方面，为了应付执法机关的行动，经营者还会提供另一重面具，例如有时会要求“小姐”们换上统一的制服，以服务员或卡拉OK设备调试者的合法身份，出现在以拆卸脸谱，解构叙事，将虚构身份还原为妓女和嫖客为己任的执法者面前。

被改变的亚洲黑夜以及在这些黑夜中改变着的无数私人叙事，使卡拉OK汇入了本世纪亚洲历史的宏大叙事。《时代》指出，卡拉OK反映了亚洲地位在20世纪里的转变。世纪初，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首开亚洲国家打败西方国家之先例。世纪末，日本的

电子娱乐产品如卡拉OK、随身听、电子游戏机和电子宠物等，则以日本文化的吊诡式贡献(Paradoxical Contribution)而征服了全世界。

在文化以及文化的表达方式之间制造的混淆，使“贡献”具备了吊诡的方式。卡拉OK给亚洲的黑夜所带来的变化，在于它制造了一种情境，并且令置身其中的亚洲人暂时地改变了原有的表达方式。至于井上大介本人，直到1999年为庆祝他59岁生日，才唱了平生第一次的卡拉OK。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另一种亚细亚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