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95)

（文 / 李方 劳乐 杜比 王健）

世界末日的日记

李方

据说写手们写得太多了就开始记流水账，挺招人烦的。我不是写手，因此我有资格记流水账。我想说说我是怎么度过8月18日的。这天据说是世界末日。一个小百姓在世界末日写的日记，应该有留存价值。

当然，这天早晨除了阴天，与往日并无不同。我开车去上班。路上碰到的人全都神色自若。他们镇定得有理，因为政府早就通过揭批法轮功给大伙吃了一粒定心丸，那么多大腕院士纷纷挺身而出揭露所谓世界末日的谎言，我们不信科学还信谁呢？单位有人在议论头天土耳其发生的大地震，伤亡数字时时翻新。莫非这是世界末日给人类上的头一道大菜？管它呢，同事们决定中午出去吃点小菜。

我在饭桌上开始挑事儿。同事们，恕不透露真实姓名，姑以属相名之。我对未婚青年王小牛说，哥儿们，晚上一定要过得有意义，我建议你先去撮两斤大虾，然后从燕莎领个小姐回家，人生就无憾了。王小牛含含糊糊地应了。周小狗老公在美国，我说，你应该从现在起拨通他的电话，狂煲电话粥一直煲到山无陵江水为竭。周小狗白了我一眼说，你少给我出馊主意，等什么时候电话局账单到了，才是世界末日了呢。陈小猪贤伉俪是火锅的狂热爱好者，我建议你和老公赶紧找一大锅子，双双沉入锅底，记住，一定要红汤。同事齐声断喝：你呢？我呀，我要和老婆相拥而死。

安排好最后一天绝对是头等大事。如果调查公司能做一个调查，我想结果一定比我们饭桌上的胡说八道更有意思得多。

晚上大伙加班，我因稿债缠身被迫先行告退。拜拜的时候，陈小猪不怀好意地笑着问我，你打算去跟谁相拥而死呀。顺便说一句，当晚他们有事找我，打手机，不在服务区，呼我，没回。第二天我说，打我家电话呀。谁知他们齐道：万一你不在家，穿了帮怎么办？

晚上赶完两篇稿子，还不想“相拥”，就上网去爬滚。网速太慢，业内人士都不说冲浪，而说爬浪。一边开机一边想，网上各种末日的帖子一定满天飞了吧。一看新闻还真不多，沾边儿的就两条。一条是美国中情局承认他们确曾有意隐瞒飞碟真相，也就是说有关外星人的传闻并非捕风捉影。一条是武汉上空再次发现飞碟，还洒下一些粉末，粘在乘凉人的身上奇痒无比，有关部门取样化验根本说不出这是什么东西。

再看表，已经19日凌晨了。一摸吃饭的家伙，好好的，洗洗睡吧。

这就是我8月18日的日记。如果只是这样，编辑大人一定不肯放行，因此还需要总结一个伟大意义。那么伟大意义是什么呢？苦思冥想最后想出一个词：解构。一帮俗人极其不严肃地把一个意义重大的日子解构了，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碎片。好像最近几十年哲学成就的核心就是这个意思。

书上说，上个千年之交也曾盛传世界末日将临，因此连罗马教廷公文也都以“兹以世界末日行将来临”开头，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大路都挤满了寻求救赎的人群。跟他们相比，我们是不是有点太没心没肺了？

大街上的雕像

劳乐

我小时候对街头雕像怀有一种特别的兴趣。这种兴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看过的有关雕像的故事。《快乐王子》的故事几乎谁都知道，当时也确实让我伤感过一阵。不过，即便是《青铜骑士》与《石客记》中这种闹鬼吓人的雕像也让我着迷。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安徒生笔下的那座铜猪。《铜猪》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流浪儿半夜睡在市中心一座铜猪雕像下。铜猪半夜复活了，驮起流浪儿穿过城市来到一座美术博物馆里。流浪儿在铜猪的引导下欣赏了历代美术名作。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市中心的铜猪雕像脚下，但他从此对美术产生了兴趣。十几年后，人们为一位夭折的青年画家举办了画展。画展上最引人注目的作品就是那座铜猪的画像。

我生活的这座城市中当然也不缺街头雕像，但似乎没有哪座拥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比如说，我听说维也纳市中有这样两座骑士青铜像，它们分别表现了两位奥地利历史上的英雄。据说当年铜像是由一老一少两位雕刻家分别创作的。老雕刻家是名家，但在两座雕像同时揭幕时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技不如人：雕像上的两匹马都是前蹄扬起，但老雕刻家的那匹马尾下垂，支在基座上；年轻雕刻家的那匹却马尾上扬，无论在技术上还是艺术上都胜出一筹。老雕刻家因此而感到愧对众人，跳崖自杀了。北京城中唯一可以类比的或许只有那些守门的石狮子像。我知道这些狮子中有些是前腿后侧一刀直削下去的，还有一些做得复杂些，有些肌肉的曲线，但我也知道这种区别绝没有什么艺术意味，不过是售价不同的石狮子加工程度不同而已。

我知道的另一个故事是关于罗丹的《加莱义民》的。当年罗丹坚持把这组与真人等大的群像直接放在地面而不是传统的高基座上，以便使市民感到这些英雄是城市中的一员。罗丹的设想在那个年代显然不可能被完全接受，折衷的结果是使用了一个较矮的基座。前两天我倒是在新修好的王府井大街看到了一组与真人等大、没有基座的铜像，只不过那是一对卖艺说书的与一个理发的，恰好和不远处坐在椅子上的麦当劳叔叔相映成趣。

后来在公主坟一带我终于见到了一个真有点故事的雕像。开始从远处看我以为是一个新式样的垃圾桶，走近了才发现是一座不大的半身石像。石像下方刻着的文字是：“××公主(还珠格格的原型)。”

(本栏编辑：苗炜)

吃饭

杜比

选择的无奈和生活的无趣在吃饭这件事情上能得到最好的体验。

每天下班，同事们就商量，今天要去哪儿吃饭，附近的几十个餐馆已被吃遍，其中能经常去的不过10家，看起来可以选择的余地很大，可实际上当你选定了一家，你能吃到什么味道的菜已了然于胸，吃饭已等同于填满肚子的过程。

尝试些新菜？可饭桌上点菜是件最无聊的事，吃得惯的就那么十来种，所以点来点去也不过如此，你吃烦了水煮肉，吃腻了豆花，就点个麻辣豆花牛肉吧，吃烦了麻辣豆花牛肉呢，再点水煮肉吧。

当然，你可以尝试去远一点儿的饭馆找点儿新鲜的东西，比如北京有数十家饭馆号称涮羊肉相当了得，你如果有兴趣一一尝遍，品评到底谁家的涮羊肉最棒——但这不是吃饭的问题，这是美食的问题。

美食有时候显得更无聊，比如一家特色饭馆，号称“鞭馆”，拿手菜自然是驴鞭、牛鞭乃至鹿鞭之类，恐怕还有全鞭席，可我一想到一晚上要吃几种十几根动物的生殖器就恶心得要命。我在电视上还看过一个名叫《八方食圣》的节目，其中一期让厨师用西瓜做菜，四菜一汤，主料是西瓜，我看他们折腾半天弄出来的菜，还不如一块西瓜开胃，这让我对美食主义颇为怀疑。再说，我讨论的是吃饭问题，而不是鱼翅鲍鱼法国大餐的问题。我要说的核心并不是什么菜都不好吃了，而是觉得每天都要吃饭是件无聊的事。

曾经看过报纸介绍，说国外科学家正在研究用药片代替饮食，每天吃两片药，就不用再为去哪家菜馆点什么菜操心了，这样的药片越早问世越好。

其实，一个人对待吃饭的态度很可能就是对待生活的态度。早些年，我曾经为炒出正宗的鱼香肉丝专门泡了一坛子辣椒，为弄好一份烧茄子用去几十斤色拉油，而今早没兴致下厨，甚至连去饭馆都感到厌倦了，这可能是因为我洞悉了一个灰色的真理：生活本身没什么趣味，你可以选择的机会看起来很多，但每一个选择都会让你感到无可奈何。如果哪一天我不这么想了，我一定会胃口大开。

我就POP我怕谁？

王健

那时好多人的青春都跟着老崔在雪地上草地上或水泥地上发疯般的撒野，热血沸腾地想在新音乐的春天往外吐点绿芽儿。周围好多哥儿们蓄起长发、穿破仔裤，每个月省下几口饭钱全扔给了卖打口带的小老板。他们开口PUNK闭口GRUNGE，所有不坚硬不金属的一律免谈。我在心里暗自地羡慕，觉得他们很Cool很Trend还很Man，想想自己听的那些POP 东西好像确实俗了点，是有些不够革命的味道，真该跟着搀和搀和宣泄宣泄也找一次躁动的感觉。可我自知没有那种天分不能登台表演不能点燃观众，那就只能做一个专注聆听者和全情热爱者。于是我收集了一大堆摇滚书籍、图片、卡带和CD，雄心勃勃地要把摇滚乐的精髓钻透参透，再编一部经典的摇滚史。留名的方式有很多，我独有适合自己的一种！嘿嘿。

我开始为这样的梦想而努力，每天要求自己在那些蓬乱的狂躁中至少浸上6个小时，不管耳膜是否破裂心脏是否早搏精神是否能够承受120分贝以上噪音的戕害。我要求自己在平常生活中也远离流行绝不媚俗既然另类就另类到底，就像共产党员宁死不屈我也要有一回“不摇滚，毋宁死”的勇气。这样的日子其实过得很困难，因为说真的我听不懂那些深埋于咆哮乐声中的主题体验不到潜藏在斑斓外表下的理念，我不明白那大段的Solo和失真变调的混响是否就是我们时代面貌的唯一写实。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除了知道了更多乐队和歌手的名字，那些躁动的声音依然没能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唤起任何共鸣。唉……我开始对自己骨血里的世俗叛逆性和摇滚归依感产生了怀疑。

有一天走在街上，听着空气里弥漫的流行小调我竟下意识地哼唱起来，等猛醒过来双手捂住嘴的时候又奇怪在远离它这么久之后竟对它们依旧亲近，那一刻我真的困惑了矛盾了仿佛失陷了自己的阵地和立场。为了检验那种感觉我顺便进了路边的一家音像商店，左手捡起P.J.Harvey右手又伸向Celine Dion，说实话两个女人一样不算漂亮但她们的音乐却实在不太一样。我自设了一个问题，如果从此就要只身困守于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为了消减无边的愁闷我可以并且只能从这两种音乐中选择其一，这是鱼与熊掌的选择是革命与非革命的区别所以一定要慎重抉择，因为它可以反映你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犹豫再三，我没敢从口袋里掏钱，因为我知道那样的结果就只能是把那位调子酷酷的摇滚才女弃置一边。

这件事让我的观念受到强烈冲击并进而引发所有已经构筑和将要构筑的听觉世界的轰然崩塌，我明白了我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感觉一种位置一种态度，但在骨子里，我依旧“俗不可耐”地亲和于流行的内容。流行的东西简单、平和，温婉如小家碧玉，虽不能给你石破天惊的悲喜，却更宜于用作一种心情的背景。聆听它，你可以不用凝神不用皱眉地完全放松，可以同时看小说背单词甚至炮制毕业论文。而要把流行和摇滚当作烈火之于寒冰般地对立起来，无非是自筑藩蓠，让自己的耳朵只朝向一个方向。其实何必呢，崔哥不也借用了《南泥湾》的旋律吗？唐朝不也拿着古诗谱新曲吗？ Beatles的好多作品比《甜蜜蜜》还要抒情，Pink Floyd的概念乐不也入了好莱坞导演的大戏？大师们尚且能有与流行相容的一面，我自己涨红了脸憋粗了脖子地找感觉，反倒是为求叛逆而偏偏落入另一种媚俗的窠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