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化的无产阶级

（文 / 胡泳）

“智能购物代理人”是一种软件工具，可以奉用户之命在网上四处侦察，对网上商店出售的各种东西进行比较，然后把最便宜的带回家

比如，位于西雅图的Netbot公司开发的Jango代理人就有一身出色的本领。假定你想购买Dava Sobel的《经度》一书，启动搜索，几分钟之后，Jango就会列出一串出售该书的精装本、平装本和录音带的网上书店的名字。平装本的价钱从6.57美元到10.95美元不等，以亚马逊书店出售的价格最为便宜。Jango会把你带到亚马逊网站，并填好订书单。

随着网上活动的增长，电脑化空间的居民日益认识到，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设想的希腊市民那样，他们需要可靠的代理人为之效劳。亚里士多德将他心目中的代理人——奴隶——描述成创造“美好生活”所需要的“活的工具”。他写道：“工具可以是有生命的，也可以是无生命的；比方说，船长使用无生命的舵，但要有一个有生命的人看守它；从船的角度来看，仆人可归于工具一类。因此，任何财产都可以视为帮助人生活的工具，财产即工具的集合；奴隶是一种活的财产。”然后他即兴发挥，设想应该有一种具备人造智能的工具，令他可以摆脱这种不尽情理的推理使他陷入的道德困境：“设想我们拥有的每一件工具都可以完成自己的任务，不管是我们吩咐它做还是它自己觉察到某种需要，如果……织布机上的梭子可以来回穿梭，弹拨乐手手下的琵琶自成曲调，那么工艺大师就不需要下手，奴隶主也不需要奴隶了。”

古希腊没有这种自动装置，但电脑化空间却有；程序员可以制造智能化的比特傀儡——软件工具为其效命。制造自动化的软件代理人的想法可以追溯到人工智能先驱奥利佛·塞尔福里奇60年代进行的一些研究，这种代理人不仅要能完成有用的工作，而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从经验中学习，自行作出某些决定。80年代，马文·明斯基的著作《心智的社会》带给人们巨大的启发，奠定了一些重要的技术基础。

到了90年代，网上世界已经拥有了宏大的规模，所提供的比特数量暴涨，这为代理人的存在创造了必要性。代理人开始在MUD中出现，一些叫做bots的软件对象与人交流，充当向导，推销房地产，有时甚至引诱没有防范之心的人，走进“性的世界”。大量使用网络信息的人开始依赖搜索代理人，这些代理人知道上哪儿寻找资料，并把结果以引人入胜的方式显示出来。绝望的电子邮件用户开始使用代理人为其过滤垃圾邮件，新闻组发烧友们如释重负，因为他们现在可以使用网络新闻过滤器。

软件代理人登上舞台以后，电脑化空间中越来越多的场所拥有了自己的服务人员——很像商店有店员，办公室有接待员，旅馆有服务员，图书馆有馆员。

不难想见，代理人人口的增长会带来社会和城市问题。计算机病毒和蠕虫是恶意制造的代理人，他们像狄更斯小说中乞丐头手下的男孩一样到处生事。会不会产生一个出产罪犯的下层社会？错误的编程会不会制造出破坏性的、无法控制的流氓代理人？由于代理人极易繁殖，电脑化空间可能充斥难以数计的代理人，怎样来控制人口呢？即使我们的代理人变得异常聪明、无懈可击，我们能够完全信任他们吗？这让人想起那则古老的关于奴隶的悖论：我们希望我们的奴隶尽可能地聪明，能够有效地完成我们布置的任务，但他们越聪明，我们就越担心失去控制权，被他们取而代之。

威廉·米切尔把软件代理人比喻成“希洛人”——古代斯巴达的国有奴隶；斯巴达国王莱克·格斯为了使少数斯巴达人能够奴役数量大得多的希洛人，制定了严苛的法律。只有在科幻小说中我们才会想到机器人的权利或者那种对自己的创造物的弗兰肯斯坦式的恐惧，但米切尔把希洛人与代理人并称，给这种情势赋予了实用意义。米切尔指出，历史在重演。“从前的大城市需要大量劳力维持其运转，它们进口奴隶或吸引那些找工作的移民。所以希腊和罗马的家庭中有奴隶房，在19世纪的工业城市中，工厂的阴影里诞生了贫民窟，20世纪早期的现代建筑师则致力于提供廉价的、高密度的(通常是高层的)、式样重复的工人住房。而电脑化空间城市里新兴的、日益变得不可缺少的、程序化的无产阶级现在住在看不见的磁盘驱动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