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94)

（文 / 胡伦 麦李 赵小帅 应明）

名牌大学与水及城市

胡伦

老早就听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要搞赛艇，第一反应是，咱们就不能鼓捣出点儿新鲜玩艺吗？

伊夫林·沃的小说《旧地重游》让我知道牛津大学是怎么回事，林语堂先生在哪一篇文章里说过：我的孩子，我不想让你上清华或暨南，我想让你上牛津。

当然，清华、北大在咱们这儿也算是牛津、剑桥了，今年高考分数一下来，北大清华的录取分数线比人民大学高出不少，名牌大学的档次总算显示出来了。

可说到划船比赛，真正让人失望，一些体育官员、地方官参与其中，又当组委会主席，又是颁奖，划船比赛安排在北京昆玉河通航庆典上，倒像是个助兴节目，还加上摩托艇表演，了无趣味。

切尔瓦尔河流入泰晤士河，该河也算是牛津另一个名称，北大、清华向来没有划船的传统，也没有哪条河或者水渠供他们日常训练用，所以对抗赛就真成了个比赛，有国家队的教练指导——这不反了？牛津、剑桥的划船队里可出了好几个奥运会冠军呢。

我听说北京大学有个自行车协会，清华大学的学生也该全骑自行车吧，所以，搞个自行车比赛不也挺好？可既然搞上了划船比赛，那就该把它搞好。大学嘛，总该给这条河、这座城带来点儿气氛。可实际情况是，昆玉河不是以划船赛闻名，而是以天然大澡塘子闻名——众多民工拿着肥皂下河洗澡游泳去也。当年，治理这条水路，清除淤泥，砌上水泥砖的河床，就有市民说：这不是修澡堂子嘛？没办法，咱们的河只能这样。

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昆明湖算是有了点人文气息，老舍自沉于太平湖，可如今北京就有个太平湖地铁车辆段，湖水早没了。城里有点水，自然有灵气，可把水跟文人、文化拉上关系，非跟巴黎塞纳河较劲，就还得淹死好多名人才行。

与时间面对面

麦李

从小我就知道“孤独”是个好东西。那些死了还让人们记住名字的人生前就常用“孤独”来概括自己的生存状态。

近几个月，新调整的工作终于让我有机会实践多年的理想。我拥有了一整个不受干扰、想干啥就干啥的白日。第一个月，我坚持不说一句话不见一个人，每天站在窗前欣赏风吹树叶子哗啦哗啦响，然后泡上一杯绿茶，光脚坐在木地板上看书。第二个月，我发现时间开始黏乎乎地徘徊，屋里干净得没有人烟，家具们都冷酷无情地呆在它们该呆的地方。我有时也躺在沙发上给朋友们打电话，不过他们都太忙了。有句诗说：我随时都听见在我背后/时间之车张着翅膀匆匆逼近。我觉得它好极了，而没有人比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倾听时间的振翅之声。

最可怖的是第三个月，老公的工作忙了起来，常常不回家吃晚饭。我那像拧开的水龙头一样涌向他的话突然失去了宣泄的对象，我忧郁地想，和社会最后一点联系都断了。

我不怎么看书，每天在心里说：呵，寂寞。呵，寂寞。这时，寂寞是一种物质，像一个苹果或一个人那样看得见摸得着。它从四面袭来。我只好选择逃离。有一个傍晚——在经历了一整个不说话不见人的白天后，老公打电话说他仍然不回家吃饭，我就决定去一家陌生的美容院看看。我出了门，在一家灯火辉煌的餐厅饱餐一顿，然后从从容容享受了两个小时的美容按摩。这个夜晚手机一次都没响起，没有人知道我去了哪里，也没有人关心我去了哪里。离开美容院时下了瓢泼大雨，街上没有行人，小摩托车在风雨里像一叶颠簸的扁舟。我满怀辛酸地回到家。美容做得好极了，我容光焕发，不过没有一个人来欣赏。睡到半夜才发觉老公在床上。哲人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伤心地想，对于我老公，我就是一条不流动的河流。省略去过程，早上他离家时看到的我和夜里睡在床上的我，有什么两样？

现在，有关孤独和寂寞的遐思都灰飞烟灭，大概这辈子也没什么希望了。还好又过几天，和老公一起看见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物说：在监狱，与时间面对面，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老公立即扭头告诉我：这个是曼德拉。

拍VCD的

赵小帅

有朋友到美国出差，发电子邮件回来说在那边看了一场电影，休·格兰特和朱丽娅·罗伯茨主演的《诺丁山》，嘱咐我说在北京看到《诺丁山》的VCD 一定要给他买一张留着。

北京跟美国的“档期”差一个月，沿海地区可能相差的时间更短些——美国哪部电影上市，北京这边很快就会有盗版VCD跟进。

多年以前，我的一个朋友从北京电影学院退学，我们问他都学了些什么，怎么就要退学呢？他回答说，我在电影学院看了2000部电影，所谓学电影，就是看电影，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诌，看罢电影两千部，再学下去也枉然。

当时我们极其羡慕这小子的学习环境，因为那时候想找一部外国电影看太不容易，有谁搞到录像带，大家就都跑到他家里去，跟流氓聚会似的，如饥似渴地看电影，从经典点儿的《芳名卡门》、《感官王国》到粗俗透顶的各种警匪片。

如今，盗版VCD让看电影没有任何优越感可言，你只要够勤快，完全可以通过盗版VCD学习电影史，至于各种报刊上的电影介绍，有相当一部分根本就是盗版VCD购买指南。

我反对盗版，但我支持物畅其流——如果我们能有足够的机会看足够的电影，谁耐烦看模模糊糊的VCD呢？

我相信，盗版VCD会对电影工业带来很大的影响，绝不是票房收入下降这一件事，可能还会影响今后的电影制作。通过几年来的观察，我发现有些导演应该专门去拍VCD，有些演员也该去拍VCD，比如王晶和周星驰，他们的作品比较适合一个人在家里傻看，不适合公共场合。所以，拍电影的、拍电视的，这两个行当之外，还该有个行当——拍VCD 的。他们的作品就不要浪费胶片、制作拷贝了，直接数字化，弄成20块钱的VCD 发行，就像所谓“小电影”一样。

去年，《泰坦尼克》上演前，有人说他坚决不看VCD，而是要看电影，因为VCD效果不好。同样，《拯救大兵瑞恩》和《星球大战前传》也让人们期待电影，放弃VC。如此，电影制作是不是只能跟好莱坞学呢？拼命搞大制作，拼命搞视觉效果？因为就我看过的一些法国电影、西班牙电影来说，它们可以被VCD取代。

一位俄罗斯导演说：“列宁说过，一切艺术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电影艺术。如今可以这么说，一切艺术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美国电影。”这话说得挺幽默，也挺残酷。但是，一切艺术中最为重要的没准儿就是VCD。因为好多人根本不看电视，也很少去电影院，家里的VCD却有几百张。也许下世纪，去电影院看电影跟去看一场歌剧似的，变成个事儿了，谁知道呢？

(本栏编辑：苗炜)

律师梦

应明

对律师这个行当我有点兴趣，起因说来颇可笑。10多年前初读马里奥·普佐的《教父》，黑帮首领老科利奥尼为了让热心子承父业的儿子远离黑道、去谋一个正当职业，曾说过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带公文包的律师比1000名带枪和面具的人能偷更多的钱。”后来美国电影看多了，对那些在法庭上伶牙俐齿、咄咄逼人的律师不免有些艳羡以至于神往。也就此种下了我的律师梦，想有一天也能成为这样的靠学识、机敏和三寸不烂之舌吃饭的角色。

1995年初夏，我客居北京，正好有一段空闲。看到报纸上不少关于律考的消息，想何不偷空考一把律师呢？起这念头时已是6月初了，离考试满打满算也就4个来月。容不得细细规划，只能说干就干。复考资料尚未出版，先弄本法律法规汇编来每天死啃。那时住在阜成门外，早晨只要天好就带着书去玉渊潭。如果你看到有个人呆头呆脑地手抱本厚书口中念念有词、在带晨露的公园草地上漫无目的地瞎转悠，那一准是我。几个月忙忙碌碌的终点是昏昏沉沉地进了考场。两天下来，4张卷子，逐一灭过。

与以往无数次大考小试不同，这回考过之后既如释重负更漠不关心。一来或许是因为我还干着不坏的营生，没有到非要抢律师先生们饭碗的时候；二则无论如何，几个月用功下来，肚皮里增添了不少货色，也足可聊以自慰。不料这种达观的态度到知道了考试成绩后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4张卷子，我竟仅得了239分。更捉弄人的是那年的合格分数线是240分，也就是说我以一分之差与律师资格失之交臂。这就不能不使我像那头著名的狐狸，吃不着葡萄酸起来。

以后只要在报上读到诸如某法律系副教授因对法律环境不满而抛弃了专业、某法学研究生两次都未能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某律师行贿舞弊——如作伪证——最后锒铛入狱等等消息，就不免有点不期的快意，好像律考没有考好就有了合理的解释，未能一脚踏进这个是非圈子也多少值得庆幸。

然而，律师梦并未因此泯灭，至少在阅读兴趣上与法律的关系从此再也没有割断过。每有新法颁布总要找来细细研读，有关法律问题的书报杂志更是经常浏览。除此之外，就是热衷于看任何案子的庭审实况转播。一看到律师在庭上谨小慎微、被动木讷的样子，就心痒痒得恨不能跳进电视屏幕里去代他行事。相比之下，美国律师更能得到我的青睐。虽然没有多少机会亲眼目睹他们的庭上的表演，但总算有不少以律师为主角的电影弥补了不足。因此，这一类电影也成了我的所好。《义海雄风》里的汤姆·克鲁斯、《费城故事》里的丹素·华盛顿、《杀戮深刻》里的马修·麦克康费等都让我有点佩服。我知道，在美国，律师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希望在我们这里总有一天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