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创新？

（文 / 罗峪平）

两年来，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关于世界和亚洲经济正在复苏的好消息。亚洲和全球股市的全面攀升似乎是最好证明。美国最大的咨询公司之一卡尼公司近日对全球215家大公司进行的半年一次的调查表明，国际资本对全球投资环境的信心有所回升。调查显示，美国仍然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市场，中国取代巴西在全世界居第二位。日本继续不被投资者看好，欧洲和拉美的吸引力也比半年前有所减弱。但是一些亚洲经济学家警告说：亚洲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仍未完全解决，类似1997年金融风暴的事件仍有机会重燃。他们指出，现在投入股市的资金多数是“热钱”，只要有不利消息出现，资金将即时流走。泰国发展研究所所长泰·桑甘(C.Sussangkarn)甚至说：美国股市一旦受挫，亚洲股市必受冲击。香港汇丰银行的专家则明确说：美国无通胀的强劲增长的生产率奇迹，在股价过高的情况下已经让路给金融泡沫。他们预测这个泡会在年底前破裂。许多分析家还认为，届时美国股市下跌的幅度达20%至40%。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仍然不容乐观。对于刺激经济增长，经济学家们开出的药方多集中在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上。他们认为财政部长项怀成在九届人大十次会议上的报告给出的信号是：加大财政力度的“踩油门”政策即将出台。不过，也有人指出：今年以来，国家财政执行的反周期扩张政策并没有足以扭转通货紧缩的趋势。财政、货币和税收政策之间的种种矛盾势必衰减将出台的各种办法的效力。

据中新社华盛顿消息，中国外交官员日前在此间批评说：美国国务院7月6日公布皮克林6月访华解释“误炸”事件文本共14项，“解释”毫无新意。但上月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James Sasser)回国后接受《洛杉矶时报》的访问时说：我对中国政府最终接受这个“误炸”的解释表示怀疑，但是我有信心中国政府及知识界的领导将会私下承认和确实明白这是失误。尚慕杰在大使任上共3年。中国使馆被袭击以后，他曾被示威者围困在美国使馆达4天。据称，这位美国大使离任前，中国外长唐家璇在为他举办的宴会上曾感谢他为中美关系作了很好的工作。尚慕杰临行前接受美联社的采访时表示：他接连3天与国家主席江泽民、国防部长迟浩田以及总理朱镕基吃饭，并作了长谈。他认为，中国领导人这种不同寻常的态度“传递出事件转为平静的信息”。

随着知识创新浪潮的兴起，人类正迈向一个新经济时代。对于这种新经济形态，玩弄数字的老手、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最近的说法十分有趣。他认为美国经济正在变得越来越“轻”。他说，美国生产1美元的物品和服务的重量比过去轻了，即使扣除通胀因素之后也是如此。因为诸如律师服务、心理治疗、电子邮件和网上信息等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他们的重量却为零。对于这种越来越“轻”的经济模式，大多数国家都心醉神迷，因为人们都看到，美国如何依靠科技创新成为世界上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超级强国。但是有人警告那些跃跃欲试的亚洲国家说：“美国有摩天大楼，亚洲要仿效是容易的。美国有硅谷，亚洲要仿效就困难得多。新加坡要搞高科技，马来西亚要搞‘多媒体走廊’，中国香港要搞‘数码港’，最大障碍并不在于缺乏资金或其他资源，而在于缺乏对知识产权评价、资助和保护的商业机制以及法律规范。”对于中国，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一篇署名文章则再次老调重弹，文章说：“过去很长时期里，我们不恰当地估计了技术本身演进的推动力，以为只要充分运用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投入足够的资金和人力，去开发和引进预定的各项高新技术，就能保证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文章的结论是：发展高技术产业，制度安排是最重要的。

关于制度和体系方面的创新，许多说法已经超越了国界。东南亚经济危机和科索沃战争给世纪末留下的阴影，使人们感觉到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准则和国家系统都正在受到严重挑战。如果说科技创新改变了世界的话，一个世界性的制度和体系的更新时代也许正在来临。世界多极化的理想和单极化的现状使许多人忧心忡忡。一些中青年学者认为：东南亚和科索沃危机跨国境发生的特点，互联网对国家疆界的侵蚀以及资本全球流动等等现象，都说明在国家主权权威旁边，还有一个同国家分享资源的新权威。他们认为，现代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代表，针对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的反系统运动。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反系统运动的承担者不是系统中的受压抑者，而是拥有绝对竞争优势的国家集团，这些集团都较早完成了民族国家的重建(其特点是民族主义消退，欧洲统一是最突出的例子)。而世界体系中绝大多数国家则处在发展过程中，民族国家仍然是主体，是人民效忠的最基本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反体系运动肯定会遭遇激烈抵抗，如在科索沃危机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在这个时期，由于民族国家成熟程度不同，会有越来越多的紊乱现象呈现出来，和平与发展会不断受到挑战。学者崔之元先生的文章《民族自决权、人权和主权》，也从历史角度阐明现行国际准则中的许多概念正在发生紊乱。他说：最先提出“民族自决权”概念的是列宁。1945年“民族自决权”被写进联合国宪章，其文字表述如下：“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在联合国成立的头20年里，西方国家一直淡化这个概念，因为它显然对反殖民主义有利。但随着殖民地人民独立解放潮流不可逆转，西方外交家和理论家们转守为攻，赋予民族自决权以“对内”各族人民有选择和改变自己政治文化制度权利的新涵义。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通过宣言，进一步明确对内自决权就是指尊重人权和民主选举权。从此，人权概念通过对内民族自决权的中介与国家主权联系起来了。既然民族自决权是建立国家主权的一个途径，而人权又是“对内自决”的核心，则“人权高于主权”就似乎顺理成章了。他引用英国哲人休谟的话说：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之谜，不在前者的暴力，而在后者接受了前者创造的公共舆论。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确实是美国以“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构建“世界新秩序”。崔之元接着说：“对内民族自决权”在南斯拉夫的解体后的民族矛盾中，显示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困境。他引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伍得渥德(Susan Woodward)话说：“通过公民投票公决以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民族自决方式，在多民族交叉居住国家内，必然导致种族清洗。因为只有把不可靠人口驱逐除去，才能确保全民投票出的结果。”似乎作为回应，媒体近日报道：“科索沃解放军领导人说，他们相信，在三到五年的时间里，科索沃一定能够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获得独立。”不过，崔之元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学习西方国家接过西方“对内民族自决权”和人权话语，赋予新意。他说，这是一个理论创新的机会。

新华社本月发布一则消息令人鼓舞：中国政府已经决定从1998年到2000年底的三年内投资50亿元人民币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科学技术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希望通过实施国家知识创新工程使国家科技竞争能力在2010年以前进入世界前10名。50亿元人民币的数字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因为它和早些时候的一些数字形成太鲜明的对比。6月下旬召开的九届人大十次会议上，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承认，一些部委在1998年中央预算执行中存在私分国债，挪用专款，募资炒股等严重问题。在对国务院53个部门和直属单位的审计中，共查出违法违纪金额164亿元。这个数字是50亿元的3.3倍。同样是去年，同样是审计署长李金华审计出中国粮食系统6年中有2140亿元粮款流失，平均每天近1亿元，其中800多亿元被挤占挪用。朱镕基总理在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说：“要是不亏和不挤占这2000多亿元，该能办多少事情。”按照50亿元标准，这些钱可以投资43个国家创新体系！

全国高校扩招30万人对今年的高考生真是一个好消息。虽然有人担心扩招后高校的教育质量会下降，但大多数学生和家长还是认为有大学上是第一位重要的。高考结束后，全套试卷马上在各大媒体和互联网上公布出来，这种做法当然显得十分现代和高速。《北京晨报》对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大声叫好，说它具有科幻色彩。我却觉得这是一个散发陈旧气息的题目。我想起自己上学时，最苦恼的是记不住各种要求我们必须记住的东西。我问现在的学生，苦恼依旧。所以我以为，提出记忆可以移植的“假如”，不仅说明时至今日，我们的教育者在显意识中对应试教育中的死记硬背很少反省，甚至在潜意识中还幻想通过高科技手段将它发扬光大。假如教育者能够提供的美丽幻想只是“记忆可以移植”，假如在过去时态中成为固定符号的记忆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被千篇一律地移植和复制，我不知道我们将从何处寻觅我们民族的创新能力。有人说，可以就这个题目做做反面文章嘛。但是我从试题解释中没有看到这种意识，而且，我想知道事实上莘莘学子中有多少人就这个题目做了反面文章。

外电报道：过去50年全球男性精子数减少了50%(天知道这种统计数怎样获得)。似乎是响应这则海外奇谈，据南方一些报纸报道：成都“为了造就更聪明的下一代”，建成一座名人精子库。面对这种商业炒作，科学家们不得不站出来说话：精子库只能解决不孕症，而无法解决后代聪明不聪明。他们说“名人”的界定很不科学，而且大量事实表明，“名人”的孩子不仅不一定聪明，许多还有遗传或先天疾病。遗传学家们也说：名人大多年龄在中年以上，人的精子随着年龄增长易发生基因变异和受环境污染影响，质量下降。

总之，在我看来：“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和“名人精子库”虽然都穿着迷人的高科技外衣，但它们与新世纪的科学创新精神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