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92)

（文 / 傅浩 赵小帅 劳乐 程鹤麟）

比病毒更可恶的

文 傅浩 图 王焱

玩电脑玩了那么多年，对付病毒我还是有一套的。很简单，我不用盗版软件，乌七八糟的朋友我不乱交，我不上网……这就像把所有的罪犯都关到监狱里一样，根本用不着耽心什么治安问题。但除了病毒，这世界还有臭虫这回事。臭虫，说得轻巧，有一些却比我们厨房里蟑螂之类的真正的臭虫可恶多了。我本人对蟑螂持有一种适度的尊敬，我家的厨房里有蟑螂那是因为我自己卫生没搞好。蟑螂的存在对我也是一种鞭策。况且，有蟑螂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当然，在有朝一日消灭厨房里的蟑螂前，我绝不会向别人推荐我的生活，更不会把我的生活卖给别人。

但所有的软件公司都预先告诉你，它卖给你的软件里有几个臭虫，可能还有一些尚未发现的臭虫，更坏的臭虫。我领教过多次。最气愤的一次是用一个三维软件给人家画一座大楼，这臭虫早不来、晚不来，等我弄得差不多了，自得意满了，它谦虚地问我：删除已有的文件吗？我敲上：不。它又问：删除已有的文件吗？我又敲上：不。这样的对话共计进行了50次，我终于认识到一个人的耐心无论如何也比不过一台机器，只好答应了它的要求。天，一个月的功夫就这样泡汤了。后来想，bug后加test，意思就变成了“智力测试”，真是妙得很呢。这就是说，我们这些玩不过它的，都不过是些傻瓜。翻开说明书，有这样一段(它说，购买本软件意味着你已同意如下条款)：

本公司或其供应商绝不就因使用或不能使用本公司产品所发生的其他损害(包括，但不限于营业利益的损失、营业中断、商业信息的遗失或其他金钱上的损失)负赔偿责任，即使是本公司事先被告知该损害发生的可能性。

我靠它混饭。我购买了，同意了，使用了。像我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办法，它不是但胜似我的亲爹、我的上司。它可以这样子搞，别以为你就可以。比如去某部门应聘，你说我是博士，各方面都相当了得，主持过什么什么大型项目，早年还写过诗，满脑袋的艺术细胞，就是身上有个把臭虫——喜欢对漂亮的女同事，包括、但不限于老板的小秘搞搞性骚扰。你试试看！

大劫难

赵小帅

我读的第一本哲学书是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开头几句话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命是否值得经历，这就是最严肃的哲学问题，其余的都是扯淡。我看了这几句话，就把加缪的书放到一边去了，我想，真正的哲学问题起码还有半个——他杀。

他杀或自杀，这是刑事犯罪的学问，跟哲学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意思是，生命不值得经历，但还没有糟到自杀的地步，如果有人肯帮忙，把你给毁灭掉，那也不错。诺查丹玛斯预言，1999年8月人类大灭绝，我听到这预言时挺欣慰，这是他杀。

1999年7月，我在北京坐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向我谈起了诺查丹玛斯，他说：“听说了吗？世界末日推迟了。”很有一副传达文件的架势。我问：“推迟到什么时候？”司机说：“推迟1个月，推迟到9月份。”顿了一顿，司机接着说：“9月份好，我这辆车9月份报废，到时候不干了，要是再推迟到10月份，那就麻烦了。”

我知道，这位出租车司机绝不相信诺查丹玛斯之类，他只不过把他的汽车要报废看成是和世界末日一样恐怖的事。

九大行星排列成所谓大十字架，这对地球没什么影响，有天文学家做过计算，这计算并不深奥，属于常识性的一类，更多的人会接受常识。

有学者说过，“言论战场”应该变成“言论市场”，不要老争个你死我活，一棒子要打死谁，不妨看哪一种言论能争取到一定的市场。诺查丹玛斯有市场，五岛勉吹嘘大预言，神神叨叨，扩大了市场份额。

如果世界末日要来临，你会做什么？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我问过许多人，最多的回答是：“我怎么会死呢？我不会死。”看来，大家都不喜欢哲学。

有人曾这样回答我，大劫难即使有，地球上肯定会有两种人得以幸免，一种是犹太人，一种是中国人，因为他们的生存能力很强。犹太人到过上海，如果留下后代，则上海犹太裔人具有存活下去的最大概率。

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呢？我敢肯定，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他的汽车肯定已经报废了。(本栏编辑：苗炜)

我的熊

劳乐

我是在电子宠物已沦落到10块钱一只后才买的。我养的是一只熊。据说明书上讲，这只熊最长可以活到99岁(按一天一岁计)。仔细想一下我觉得这么说有道理：三个多月以后熊不死电池也没电了。

于是我开始养第一只熊。我一上手就犯了一个错：一通乱按后我不小心关掉了它房间里的灯，惹得它大白天开始睡觉。这种熊一旦睡起觉来和植物人差不多，旁人休想弄醒它，只能耐心地等它自己醒来召唤你喂它吃的或是给它擦屁股，清理粪便。被我把生物钟搞乱以后，我的熊每天白天睡得天昏地暗，晚上倒是精神十足，弄得我不得安宁。在这种状况下，熊当然长不好，但它仍然慢慢学会了翻跟头，爬桌子。有一天它的动作突然停了，而且发出一种刺耳的蜂鸣声。我以为是机子坏了，甚至还拆开后盖检查。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信号表示熊已经死了。我的第一只熊活了7岁，我怀疑是被我饿死的。

有了第一只的教训，养第二只时我格外小心。我不仅让它养成了正确的作息习惯，而且一闲下来就喂它吃的。在我的溺爱下，这只熊20岁时已长到200多斤，不仅会爬桌子，还会钻圈。看到我的熊茁壮成长，我的同事威胁我说过两天我得管这只熊叫“叔叔”。他的预言没有实现，25岁那天这只熊的跳跃动作停滞了，接着又是那种蜂鸣声。我猜这次它是被我撑死的。

第三次按下“RESET”与其说是出于我对熊的感情不如说出于惯性：我已经习惯于每天从书包里拿出这个粉红色的小东西按上两下。鉴于前两只熊的经历，我开始控制第三只熊的饮食，也就是说只在正规进餐的时间喂它，尽量不给它零食。第三只熊就这么不好不坏地长大了，但脾气显得有点古怪。有一天我发现它在拿着一团古怪的东西玩儿，而那团东西怎么看怎么像它的粪便。这样玩儿过几天后它开始倒立着走来走去，然后又兴致勃勃地坐在炉边充当填煤工。本该24岁的那一天它却将自己的年龄改成了32岁。更为可怕的是，第二天早上起床时我发现它得意洋洋地骑着车走了，只给我留下一句“Bye-bye”。

再养第四只熊看起来有点像发疯，但我确实这样做了。第四只熊先天发育不良，尽管我悉心照顾，它只是整天昏睡不醒，我只能抓紧有限的那点时间喂它一点吃的。这只熊只活了不到一岁。以后又养了多少只熊我已经数不清了。我只记得在不停地“RESET”，而它们分别在一两个小时后死掉。我的同事告诉我：别费事了，电池没电了。

终于我决定亲手了结这一切。我用一把小刀拧开了它的后盖。看到背面液晶板上正在打滚的小熊，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活体解剖。但我仍然取出了电池，然后合上后盖，把这具粉红色的小棺材和它的电池并排着放进我的抽屉。当我最后一次看着那个空无一物的液晶板时，我承认我有点伤感。

“奸爸爹”以及娇美的老翁等

程鹤麟

“奸爸爹”！好家伙，这是什么人哪？要干如此伤天害理大逆不道的事！其实有惊无险，这里头没有什么罪行，不过是日语“加把油”的译音，香港人把日语“顽张う”以粤语音翻译成了这么个吓人的字眼，而且谬种流传以讹传讹之后，已经登堂入室广泛应用于电视字幕和报纸杂志之上，港人早已对它见怪不怪。我所纳闷不解的是，当初那个翻译的活宝先生(或女士？)到底是出于什么心态，找了这么几个字，这么别扭地安在了一起？要奸了爸爸爹爹？亏他想得出来！经请教熟悉日语和粤语的朋友，说日语的“加把油”音译成粤语时，读音颇似“奸爸爹”，但是“间芭爹”三字的翻译读音也是一样的，起码字眼上不那么乖张恶心，耸人听闻。

如今的翻译似乎连给外国人起名的本事都很低级。1998年的时候，一个年轻漂亮的美国女歌星，硬被中国的翻译家整成了老头，跟莎士比亚一样地被称为“翁”，莎士比亚叫“莎翁”，这位女歌星叫“迪翁”，席琳·迪翁。当我们听着“迪翁”老先生唱的《泰坦尼克号》主题歌，优美的女声加上老态龙钟而且是老男人的名字，禁不住就要大笑。为什么不能翻译成“迪咏”或者别的什么不会颠倒性别，不会搞错年龄的名字呢？

还有的翻译家又自作聪明，非要别出心裁地推翻前人的翻译。福尔摩斯是近百年前的中国翻译家给那位英国侦探起的名儿，近百年来这个名字早已深入人心。谁知到了90年代，突然有聪明人给他改了名换了姓，叫“霍姆斯”。当中央电视台播出由该台自行译制的这个侦探片时，差点儿把大家都给蒙住了——后来硬是这位霍姆斯的行头，以及他的那位医生好友兼助手的种种行藏，泄露了天机，敢情霍姆斯就是福尔摩斯！到底是想蒙事儿呢，还是译者根本就不知道福尔摩斯？他知道柯南道尔吗？翻译之前先翻翻中外人名辞典行吗？

有一则故事是这样说的：

一个外国商人到中国拜会同业，中国企业家携太太宴请对方。相见之下，外国人客套地赞美说尊夫人真漂亮，中国商人就客套地说“哪里哪里”，于是就闹出些麻烦来，不知从哪里请来的宝贝译员，把“哪里哪里”译成了“where，where”(“哪里漂亮”)，老外不知是错，忙说“everywhere”，翻译就译成“每个地方都漂亮”(此译偏又是准确的)，中国商人就说，“你看不见(每个地方)”，又翻译成：“you can not see”(“你不能看”)，老外很惭愧，说“I see，Isee”(“我明白，我明白”)，又给翻译成“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如今我们的办公室里，谁要是受到夸奖就会来句“where，where”，人人心领神会。看来蹩脚的翻译也不是一点儿贡献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