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影的“声音”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导演陈凯歌  

“即便是个悲剧，那种看完之后让你觉得活不下去的悲剧，它的感受方式是轻松的。它单纯，不含异物。而中国电影则让人感觉有很多东西纠缠在一起。”——诗人、小说家朱文认为好电影在本质上有一种轻松的东西。

“我没把自己列入导演行列，我自称制作人。我用数字摄像机拍摄，像小说家一样一个人反复做剪辑——半夜4点钟起来走3步路打开电脑就可以做。我不是想推广，而是说自己觉得很过瘾。”——纪录片制作人吴文光，他觉得自己做的不是电影而是纪录片。

“市场是各国导演都要面临的问题，而原创力(作者)才是重要的。对当下性的忽视，对普通人的忽视，尤其让人无法容忍。电影与这个土地渐渐没有关系。”——导演贾樟柯认为，中国电影的问题是，在80年代就否定了实验、探索的道路，推崇商业、市场、产业。中国电影如果搞不好是因为生态不好，总是一元化。

“我自己的工作就很暧昧，在一个灰色地带。”——媒介艺术家汪建伟认为，如今的作品都是派生出来的，它为谁做已被精心设计，而艺术家在创作时，应该消除自己的预设对象。

“没有神话。”——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认为，中国电影讲故事的能力差，没有故事，没有类型片。

“90年代小说家的资源是VCD。”——评论家王干说，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中国电影受文学影响，而文学受西方影响；90年代的小说家同现代生活的关系基本切断，他们找不到文化资源，反过来受(外国)电影影响。

“很多中国电影看完让人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思。”——诗人于坚说，中国电影总是想着如何抚摸、按摩观众。

“中国电影目前是一个图存的问题。”——导演陈凯歌。他认同贾樟柯关于中国电影应搞好生态、多元发展的说法，但指出问题并不在于提倡市场化，而是市场化得不够。

5月20日～22日，《电影作品》杂志在成都举办了一个名为“电影与文学”的研讨会。尽管这个研讨会的主题被定做“电影与文学”，但此时已非80年代，电影的形式显然更加独立，它与文学的姻亲关系也远没有与电视近；因此与会者——20余位电影人、作家、诗人——几乎从一开始就把话题放到了危机中的中国电影上。而讨论中国电影，似乎更应该由导演、编剧、制片公司老总、独立制片人、发行商、影院老板、媒体以及电影局的领导来谈。但恰恰是这些不同领域的人(意见相左，有时甚至无法沟通)，体现了对中国电影的不同侧面的认识——对电影的认识已是非常多元化，然而电影还没有(以上片断摘自会议发言或本刊记者所作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