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烦恼(84)

（文 / 李孟苏）

《秋天里的虫子》，樱子　绘  

26岁的音乐制作人付翀在去年成立了“新蜂音乐制作公司”，推出了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花儿”，并发行了第一张专辑。

“从小就是个坏孩子”的付翀，6岁开始演影视剧，精力全部放在了唱歌、演戏上，“对数理化完全没有了感觉，所有教过我的数学老师都认为我应该站到教室外面去听课，这样课堂上能安静一些。”

随之，父母要求付翀学习绘画和钢琴。“这两件事令我痛苦不堪，我喜欢它们但又不愿为它们下功夫，因为它们不是我的理想。”

10岁那年，爸爸向付翀推荐列侬的音乐，“他自己并不喜欢这种音乐，但他认为既然外国的年轻人都听这种音乐，我就不要再唱《小松树快长大》。那时候我爱听刘文正的歌，理解不了列侬，但我爸不断给我找来卡彭特、四兄弟的磁带。他曾担任军乐团的指挥，希望我能把音乐当做职业。”

音乐同样不是付翀的理想。“上初中时我开始写电影剧本，参加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影视创作组，在剧组里担任副导演。这些事挺好玩儿，学习，不上心，没劲，耍小聪明，考前突击。我没能考上重点高中，这对我来说压力很大，父母，他们希望我能上大学。”

付翀的高中生活是这样度过的：“老师和我很少有彼此喜欢的；我厌学，从同学姐姐工作的医院要来一本空白病假条，自己填好交给老师，然后躲在家里听音乐、写剧本和小说。老师发现所有假条的号都联着，找到家长，他们有些生气但不太管我，因为除了逃学我没有别的恶习。高考前两个月，老师不许我走出校门，别人上课我就从体育组借个篮球，独自玩，或者看初中小女孩跳皮筋，和她们臭贫。”

结果自然是付翀没考上电影学院编剧专业。复读那一年，留了长发的付翀见了老师就没好气，“这些老师还没学会尊重孩子就来教育孩子”。第三次参加高考时，就完全没有激情了。“朋友们的处境都比我强，工作的有钱，上大学的趾高气扬。考专业课时，面试的老师是我拍第一部戏时的导演，对我失望得要命。”

放弃了考大学的念头，流落街头，与许多外地来北京考电影学院的学生厮混。这时的生活与理想无关，但是快乐。付翀背着书包站在大街上卖打口带，“又能听音乐，又能挣钱，认识了现在火起来的一批音乐人，看了大量国外流行音乐资料。”

1994年，老爸担心儿子玩物丧志，在东城区文化馆为付翀谋了份文化干事的闲差。付翀的工作是组织全区小品汇演和庙会。特压抑，只好练健身，疯玩儿电子游戏。看了文化馆里所有的书，帮商业电视台写15分钟一集的剧本，帮老师改梁凤仪的小说……

从文化馆中胜利大逃亡，靠拍戏挣的一些钱，付翀又混了一年：“每天和麦田乐队的主唱在一起，骑车穿过整个城看他们演出，半夜喝得烂醉回家，写东西，早上6点到下午4点睡觉，醒后玩儿……”

1996年，付翀开始在报刊上开设专栏，介绍西欧唱片、国内乐队，也写乐评。其间组织了一支乐队，在酒吧演出，翻唱外国流行歌曲。同时他在“麦田”公司做企宣。

去年2月，付翀在忙蜂酒吧做演艺，发现了“花儿”乐队。他为3个小男孩的年轻与聪明而兴奋，愿意帮他们找制作公司做专辑；而最终与“花儿”绑在一起的原因是“那些自作聪明的成年人总想糊弄这3个孩子，我挺生气”。

付翀花光所有积蓄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为“花儿”制作了专辑。整个过程的顺利并不意味着付翀赚到了钱。“打个平手。只要活着总有机会挣钱，未必有机会干自己喜欢的事。”

给这支乐队当经纪人的感觉是“太麻烦了”，当爹当妈，操心他们什么时候回家，叮嘱他们别学坏，签合同时向他们的父母逐字逐句解释音乐、合同的专用名词。“商业上我不冲动，和孩子们的合约签得很松快”。

付翀认为成长时的环境和教育方式很重要。“这些孩子才十五六岁，思想上不太可能保持清醒，我要做的就是给他们划一条界线——那边的东西你可以看，但不能那么去做。环境未必会带来人性格上的变化，但会让人形成不良习惯。我不许孩子们抽烟、喝酒，要求他们尽量少在这个圈子里混——他们没必要与其他摇滚乐手交流，他们是‘第四代’的开始，跟上一代人没有共同语言。他们看着电视、玩电子游戏长大，穿名牌运动鞋，所有的东西对他们都不新鲜，任何奇迹在他们面前发生都理所应当。

“这3个孩子刚跟我签约时与一帮小太保混，一身臭毛病，现在全改过来了。我对他们挺严的。因为所有男孩子都很在乎父亲的感觉。我讲究方式，不想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已经有老师和家长的对立面，现在又多了经纪人的管制。我跟他们特好，是朋友。孩子们不傻，对他们真好假好，他们知道。”

付翀给予“花儿”的音乐教育是，给他们听大量的外国流行音乐，能接受多少是多少。他教孩子们学习“选择”，明白什么东西对自己有用。他还告诉孩子们“放弃”，如果某种形式成为才华流露的障碍时。

付翀在忙蜂酒吧做演艺时，发现了“花儿”乐队  

“有一天我会驾驭不了他们，他们可能会与我毁约。我没指着这支乐队吃一辈子饭，我只是在做一件事，男人一辈子能干几件事？”

付翀说他没什么成就感，因为音乐不是他的理想，而只是一个跳板。如果没有这支乐队，他可能一直在唱片公司做企宣，写文章挣钱。“一切就像‘花儿’唱的，现实有现实的空间，梦想离我还很遥远。我不想为理想钻牛角尖，否则当有一天能实现理想时，可能会承受不了。我赚钱太辛苦，所以不会去投资拍电影，然后赔个血本无归。我不愿为理想所累，不愿为理想吃苦。”

付翀的公司只有3个人，干所有最新潮的事情，如网页设计等等。情人节前夕，付翀在公司的网站上登录了一篇自己写的小说《血淋淋的情人节》。“爱情是礼物外面的包装，能迅速吸引别人。”他希望公司不要发展得太快太大，如果某一天某家著名唱片公司收购了他的小公司，那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

“我是全北京最没样的唱片公司老板。我还在写乐评，但现在乐评风气变坏了，一帮听摇滚的文人写乐评，把娱乐化的音乐弄得像哲人，累人得要命，生怕别人认为他没文化。”所以付翀不看有关“花儿”的乐评，看听众来信，给他们回信。

现在，付翀没什么烦恼了，没有家庭负担，没交女朋友不必为爱情伤神，不考虑艺术与世俗的辩证关系。他只是遗憾自己没有大学文凭，在说服别人时就要多花很多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