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速度的代价

（文 / 刘芳）

对人做修改，还是减速？

首次尝试超音速飞行的飞机遭遇过致命障碍——加速产生巨大的气压，大得几乎要把机翼折断。科学家们的解决办法是改进飞机设计，薄的、后掠型的机翼和流线型机身由此发明。

超越声障是物理问题，其原理却可解释社会生活中压力的来源和性质。日常生活的速度一天比一天快，人这架“飞机”遭遇的压力也一天比一天大，迟早有一天会超出它原先设计的承受力。到那时，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我们失控，要么飞机解体。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减速。可是，如果我们已经不能减速，或者我们自己选择了不减速，剩下的答案就只能是改造我们原先的设计，调整自身结构以适应新的速度。

“调整自身结构”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两片后掠机翼就可使飞机超越声障，可我们人又不是机器，我们有哪些部分可供修改吗？再说，如果压力不单是你我个中滋味，全社会都有同感，那叫社会怎样修改自身以适应新的速度呢？

提问的是美国作家斯蒂芬·伯特曼。他认为，人类对速度所做的调整将会改变生存的本质；快的社会，与过去不同的不光是速度，还有价值；压力本身不足以改变文明，怎样面对压力才是未来文明的决定因素。

伯特曼的新作《超速文化——人类为速度付出的代价》似乎就是他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从书名就可看出，伯特曼不太喜欢速度。他给“超速文化”开的方子也很简单——迅速、全面的减速。

陀螺越转越快，人越来越晕

1970年，未来学家艾尔文·托夫勒觉得美国社会得了一种病，他称之为“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照他的说法，当一个人被迫“在过短的时间内面对过多的变化”时，他的生理和心理就会陷入一种受冲击状态，简言之，“未来的冲击”。

托夫勒认为，科技和社会变化的速度已经快到了人们无法适应的地步。面对早熟的未来，大部分人难免“晕菜”，“除非人类学会控制个人和社会生活的速度，否则，我们肯定会大面积崩溃”。

《未来的冲击》问世30年来，社会变化的速度不但没有被“控制”，反而越来越快。旧科技革新，更新的技术问世，如今电子网络已使全球文化变成了整个儿的系统，目前对付速度的最好办法就是跟上它。

第一台文字处理器1970年才出现；第一张硅片1971年才问世；第一台个人电脑1975年才诞生；即便是1985年，100户美国人中有计算机的也只有8户；可是不到两年这个数字就翻了一番；1994年时，每3户美国人就有1家有电脑。与此同时，计算机的处理速度还在以每年55％的速度增长，电子邮件和因特网的诞生更是速度领域的革命性因素。

科技成果的合力之下，美国这只巨大陀螺越转越快。伯特曼声称此时人类的“飞机”正逼近“声障”，所以他呼吁减速，理由是社会对电子信息和娱乐的依赖性越强，我们每天的生活就越得跟上光速一般快的步伐，谁叫我们的经济和情绪都已经连在那个网上了呢。而且速度带来的惬意远不足以抵销它带给人类的巨大压力。

作家引用了一系列社会调查证明这压力何等巨大。1986年一次调查表明，每3个美国人就有1个说他每天都感到有压力，每10个美国人就有6个说自己一星期之内有一到两次感到“压力巨大”。到1994年，每10个美国人就有两个说自己几乎天天都感到“压力巨大”。

另外，马里兰大学社会学家约翰·罗宾逊也发现，人们普遍越来越“赶时间”：1965年，25％的调查对象说他们每天都忙不过来；1975年，这个数字增加到32％；1992年，宾州研究者乔弗里·戈德贝调查发现这个数字又提高到38％。最奇怪的是，调查表明，小镇里的人和大城市居民一样，都觉得自己忙，而且都说自己不仅工作忙，休息的时候也忙不过来！

过去5年里，美国关于压力问题的论文出了400篇，书籍出了900本，可见“压力”是个多么流行的话题，人们对此是多么无奈。

基于以上数据，伯特曼得出结论，“不管喜欢不喜欢，反正我们已被大部队裹胁着，在和平年代里进行‘时间的战争’。每天我们都要搏杀和打拼——当意志和身体眷恋慢的步伐，科技和社会的现实却始终要求快些、再快些。”

巴黎国防建筑学校的哲学教师蒂埃里帕科与伯特曼的看法不谋而合。他在法国《科学与生活》杂志中撰文指出：“城市问题将给人类造成很大危害，因为人类必须跟上城市的发展。城市是一个极为自由放任的所在，这里的竞争是无情的。”

科学家进行的各种观察可以证明这一点：越是大城市，生活节奏越快。爱尔兰科学家在进行了一项研究后指出，行人走路的速度也因城市的大小而有所不同：在爱尔兰戈尔韦这个有2.9万居民的小镇，行人走路的速度是每秒1.25米；而在都柏林这个68万人口的城市，行人走路的速度是每秒1.56米。

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环境实验室主任加布里埃尔·莫泽也说：“城市生活经常使人体防御系统处于戒备状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心理压力过大’。”《科学与生活》杂志甚至认为城市对人类造成的第一大伤害是城市生活的快节奏。

即时力量下的变色龙

速度已经成为现实，要跟上速度就必须“抓住现在”。可伯特曼觉得，“当‘现在’变成权威，一切就会被它吞噬。短期替代了长期，瞬间替代了永久，感觉替代了记忆，冲动替代了思索”。

像其他许多怀旧作家一样，法国作家菲利普·德莱姆的作品也流露着对速度的不满。他的散文小册子《第一口啤酒及其他微小快乐》连续畅销了60个星期，至今仍在榜上。书中内容其实非常简单，无非是小时候（也就是速度不可同日而语的时候）老派生活的种种细节如何美妙，比如清晨去买第一炉羊角面包，星期天中午家人坐在一起剥豌豆。

许多书评从中引申出关于速度的讨论。现如今，一切似乎都被“即时的力量(power of now)”改变了，即时的观念使社会流动，使万物缩短。那些需要漫长时间才能发展起来的技能和美德，比如心智成熟，深远的人际关系，精致的活儿，探求生命真谛等等，无形之中就被忽视了。

美国《未来学家》在总结即时力量时说：“它把人变成了变色龙，其颜色和状态随背景迅速变化，在时空间迅速切换定格，不断改变身体和大脑状态，它除了一个‘人造’的现在，别无长物。”

按照伯特曼的逻辑，现代社会的所有现象都能用“即时力量”来解释，从家庭解体、青少年早熟、老年人被社会抛弃，到快餐文化兴起、犯罪率升高，全是因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患上了速度病，都想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多。

作为社会批评家，伯特曼的著作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书评写道：“如果你总是没时间读书，那么，请你读读这本书。坐下来，慢慢地，细细地，把这本书从头读到尾，读后请与你生活中的人和你爱的人讨论。社会的脉搏正在危险地加速，请用伯特曼的手指帮你们诊断。”

如果你总是没时间读书，伯特曼这本书恐怕你也不会有时间读：伯特曼倒是对此悖论早有预料，他书中写明呼吁减速只是个人看法，因为“各种中间因素（个人的或社会的因素），都会使超高速的危害性影响发生变化。如果个人驾驭局面的意识强一些，危害源的威胁性就变得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