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真实，忘记真实：《回家过年》

（文 / 卞智洪）

《回家过年》剧照

诺基亚手机在1998年最末一期的《时代》周刊上登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广告。一个年轻的中国电影导演端坐在录音棚里，他说：“……我的电影在中国很少能见到。我等了很多年，经过大量的努力之后，我的新片子终于能和大众见面了。当只有外国观众能看我的影片时，好在它还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对中国艺术、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理解。世界通过我的电影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

广告的立意在于最后一句话，而张元真正得意的是前面一句话——他终于可以和中国的观众进行沟通了。这位36岁的导演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他是新一代导演中拍片最多（同时也是违规拍片最多），在国内上映影片比例最小，在国外获奖最多，也最为西方媒体关注的一个。今年1月下旬，他的新片《回家过年》在天津封镜，他回到北京开始后期工作，而此间不少发行公司已经与他取得了联系。

17年前，于正高和陶爱荣——一对各带一个女儿的再婚夫妇，经常为家里的小事拌嘴。于正高放在窗台上的5元钱不见了，二人都怀疑是对方的女儿拿了，大吵其架之后，提出搜身。拿了钱的于小琴很害怕，把钱偷偷放到陶兰的枕头底下，结果大家搜出了钱，母亲大骂陶兰。上学的路上，陶兰为自己辩解，于小琴说：“谁会信你？”陶兰气急之下，抄起路旁的一根扁担打向于小琴。于小琴死了。母亲害怕女儿给枪毙，让她给父亲跪下，父亲捶胸顿足，“是我杀了小琴，我为什么要娶你妈呀？”母亲哭了：“我害死了小琴，又害死了陶兰。”

17年后，在狱中表现良好的陶兰，按监狱法规定被允许回家过年。但没有人来接她，一位年轻的女狱警陈洁决定先送她回家，再回自己家。父亲、母亲和陶兰尴尬地坐在一处，父亲起身回屋。母亲把女儿拉过去，给父亲跪下，就像17年前一样。父亲劝女儿起来，让她们出去，说自己想安静一会儿……

问：怎么挖掘到这样一个故事的？它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答：整个构思起源于一个专题片，几个犯人在监狱门口，和家人见面的几个画面。我通过司法部门的安排，采访了不少监狱。当然，每个犯人都会有一个故事，这些边缘人的经历比外界的人要复杂。先请朱文和宁岱编剧，后来又请余华做了比较大的改动。

《回家过年》是一个令人心酸的人生悲剧，目前中国好像很流行喜剧，我希望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一个人生悲剧，能给观众带来一些对现实人生的思考和对往事的回忆。17年前，一个孩子被家庭推了出去，而今天，这个成年人如何回到自己的家里，她的母亲和父亲又是如何接受这个女儿的。这里面既有着一种非常扭曲的关系，但又包含着在极度状态下的人文关怀。

问：故事有一条单纯的线索，但剧情又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是不是它仍像你以前的影片一样，用了很多纪实性的手法。不是编织故事，而是对准你要讲的家庭关系，比如角色说话也罢，不说话也罢，你认为这就是你想要的戏，而不管观众是否会觉得闷？

答：对于我来说，一切外加的东西都是多余的，故事对我来说应是完整的，像一个好的雕塑，从山上滚下来不会摔碎。没有任何噱头，没有讨好谁的地方。如果看这个家庭就去看这个家庭。

对我来说，有些商业片反而会显得很闷。因为我从中看不到生活的质感，看不到时间的流逝，看不到人与人之间流动的气氛，而我希望即使是框起来的画面，它也是生活。

问：你怎么看待中国电影越来越明显的商业化倾向？

答：现在的商业化更多只是一种炒作，我们的商业片还远不如好莱坞——尽管我并不欣赏好莱坞——不单指技术，比如好莱坞商业片的剧作至少都有很扎实的人物关系。不能老是比较轻的东西，我们需要更多作者化的东西。即便是好莱坞，也不只我们所引进的商业大片，它也有各种形态的电影。而这些电影对它的主流电影都起到一种推动作用，使它们更新换代。比如昆廷的片子当时看来很另类，今天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儿了。

问：国内观众一直看不到你的电影，那么在你心中，你的电影是拍给谁看的？

导演张元

答：过去我不知道台下坐的是谁。我的电影只能是拍给自己，拍给朋友，拍给欣赏我的人看的。这次面对国内的观众，所以我想（故事）感情要更饱满，更吸引大多数人。

问：这对你一直以来坚持的独立制片和作者电影的形态会有什么影响？

答：这部片子由“多种喜讯公司”和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400万资金基本上都不属于商业投资，我既是导演又是制片人。我不会放弃独立制片的方式和精神。我始终是在用我的电影去说话，说我看到的这个社会和我的想法，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个记者。

问：你最近拍摄了一个关于李阳“疯狂英语”的纪录片，听起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选题，你关注的是什么？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人疯迷于学习英语，疯迷于集体地大声喊叫英语吗？

答：有趣就在于这个故事非常的荒诞。学英语用集体大声喊叫的疯狂方式，大家一起舞蹈；最大声、快速的方式。当然我最关注的除了这个学习方法，还有李阳这个疯狂的人，他的人生之路——一个过去非常自卑胆小的孩子是怎么成为这样一个不要脸的人；这个人的传奇故事同样使我深思。

问：你一直在拍纪录片，而且你非常强调纪录片的意义，纪录片在中国的缺失，那么纪录片究竟对你有何影响？就是真实吗？

答：主要是使我的作品保持了一种纪录本性，我认为这也是电影最本质的一个特征。其实我不只做故事片和纪录片，我还做话剧，做MTV，我尝试各种表现方式，但我希望我是在记录这个社会。我觉得我的拍片过程就是一个得到真实、忘记真实的过程——追求真实是我的一贯坚持，但忘我才会有真我，得到和忘记同样重要。

问：从刚才《回家过年》的片断来看，它和《儿子》的影片形态似乎更接近一些，在《回家过年》中你有意做了哪些探索呢？

答：在《回家过年》中，我更着重于时间的跨度，我描述一个家庭的故事，人性的脆弱之处，人如何被环境压倒，濒于崩溃之地，而人性又是如何复苏的。在我以前的电影中，我一直采用一种非常客观的视角，离观众比较远，比较冷；现在我希望这个故事能够直达观众。

问：这也许会有点矛盾，需要你用影片来阐释。拍摄中的难点在哪儿？

答：这部戏很悲切，也有很多激情戏，对演员的要求很高。这次我用的全部是专业演员，我和演员的关系变得紧张而默契。

问：你是如何激发她们的？

答：我只能一遍遍地讲剧本。拍最后一场戏——父亲最终走出自己的房门，来到母女的房间，父女在一起的时候，三个人都流下了眼泪——当时所有在现场的人都被她们感动了。……这个镜头拍了很多条（次），每次都是这样。 父亲回家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