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北京，你是我的天空吗?

（文 / 王晖）

走进京城

近半年了，曾让北京人为捐资、救灾、助教各种义举激动过的事件被逐一地淡忘。在科兴中学就读的9名湖北嘉鱼县的孩子们也在最初的狂喜中开始品评另一种生活。各类媒体上仍记录着1998年9月17日入校时何作为代表灾区孩子的发言——“我相信我的明天是美好的，我的未来是美好的。”时值今日，环境却让他们更多地像成人般的思考。

记者于1998年12月30日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孩子们正和同学们为了元旦的节目忙碌着。问胡瑞卿现在和刚来时有什么不同，他说：“学习压力很大，怕学习搞不好，这里的环境比较轻松，可我们家乡的录取分数要高出这里100多分，不好好学，怕3年后回去没脸见人。”

9个孩子无法忘记离别家乡的那一刻：水还在身后，逃荒般的人群拥挤在一起为他们送行，各种情绪都在涌动着，感激、羡慕、绝望……本该和他们一样坐在科兴初一(4)班教室里的一个男孩，因为查出有肝炎不能来，他的父亲流着眼泪写来一封信， “洪水无情，北京却给我们的孩子送来了生的希望。这次不能进京感到万分遗憾，恳请你们能够在孩子健康之后再给她一个机会”。他们拥有着一份700多名当地学生中佼佼者才有的幸运，这注定了他们背负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命运、家人的重望，更有着家乡的荣誉。

童钰的父亲，全国十佳青年优秀教师、嘉鱼县光明小学的校长童方保，在火车开动之际说：“洪水夺走了我的妻子，北京人又把我的儿子带走了。”别人眼中的福气、见世面的好机会却令他深感忧虑。他相信自己在稻田边用树枝划数学题得了全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第二名的儿子，在苦难的环境里仍会有好的成绩，他害怕的是，远离家乡、远离父亲的孩子在大城市里的迷失。童方保再王嘱咐同去招生的北京市海淀区教委的王琪，“观察孩子一年，如果人品变坏了，就把他送回来。”

王琪把这些话反复地说给9个孩子听：“到北京你们去的是一所私立学校，学习条件很好，学生的家庭条件也很好，你们到那是去是比吃比穿比享受还是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要想清楚。未来给你们和北京孩子的环境不同，一个海淀区89所中学中光市重点就有6所，大学50多所，而你们回到家乡必须考上县里的鄂南中学才有上大学的希望。”

孩子们不敢松懈。特别是1998年9月17日入校之后，各类欢迎活动以及新闻媒体的频繁来访，更让他们在大都市的新奇与热情中既有点不知所措又感到压力很大。在这一点上，向家长向嘉鱼教委作过保证的班主任周爱华也深知，人们对科兴对灾区的孩子都在拭目以待：他们成长得好理所应当，出了问题科兴难逃其咎。

在私立学校生活

孩子们被安排在科兴实验中学的普通班。这是由海淀区首次电脑派校诞生在科兴的班集体。普通班的学生是些普通家庭的孩子，他们教室内的设施也普普通通。前3个由交费学生组成的集体被称作音乐实验班、电脑实验班、美术实验班。从科兴漂亮的教学楼一层由西向东走，看不出孩子家庭贫富的差别却能看出教室的贵贱：电视机、录音机、衣柜……普通班的学生对这种差别颇为不满，是9个孩子的到来改变了他们的心态。北京的小胖子洪博说：“他们挺刻苦的，根本不在乎穿，大家捐什么就穿什么。”孩子们的宿舍里，每张床上都放着崭新的棉服，那是海淀区教委赠送的，他们却不舍得穿，因为“那还要带回家乡给弟弟妹妹”。胡瑞卿在《我的家》中写道：“在学校我的成绩虽不是最好，但我一直很用功，父母对我的学习总是支持的。看着别人有新衣服、好文具，我从来不跟他们比，因为我知道我跟他们比不起，也不想跟他们比。穿得好，用得好也代表不了什么。”打动同学们的不仅仅是他们身后的故事，学习树立了他们的尊严。周老师告诉记者：“9个孩子的勤奋精神带动整个班，现在我们的学生比的是学习。我们期中考试的总分是全年级第一，普通班成绩超过实验班在科兴还是首次。”

然而9个孩子有另一种苦恼，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记者，“学习时间太不够了!北京的孩子觉得我们不爱理他们，其实是我们没有时间说话”。在这所全日制寄宿学校里，统一的生活表显然不只是为学习安排的。早晨6：30起床，那时间是用来锻炼身体的；中午，有睡觉和玩的人，教室里却没人在看书做功课；下午，每天都有一项不得不参加的活动，跳舞、武术、打球，全校40多个兴趣小组，看不出这跟学习有任何瓜葛；晚上，隔壁实验班的教室里有电视可看，晚自习的时间却由自己掌握；夜晚在9：40结束，不许点灯看书，夜谈也算违例……只有抓紧课间和午后的时间。并尽可能地回避一切文娱活动。这么做，在北京孩子的眼里．简直是老气横秋，“我们班本来就男生少，原指望他们能在学校运动会上拿点分，可他们什么都不会。唱歌也不行，就只知道学习”。

有一份出自校方的调查表明，灾区的孩子67％的课余话题都与学习有关，而他们的同学只有20％的兴趣来谈论学习。他们愿意有更多的机会得到老师的提问，有更多的时间来自习，有更快的进度学习新的知识，在这几点上，北京的同学确实与他们大异其趣，甚至对待平日里开卷考试的态度——北京孩子嚷嚷着“太好了”，这让9个孩子觉得“这样一来什么事都太容易了，一点都看不出真实水平”。没有了测试压力的同学更是对抄作业习以为常，9个孩子在问卷调查中回答，独立完成作业是学习进步的重要原因，但他们的作业是同学抄阅的范本，一时没盯住，作业还要做两遍——因为连作业本都不知道被谁拿走了。

志趣的不同还妨碍了交流，不仅仅在于话题，还有对玩笑的宽容力。更糟糕的是对生活方式的不同理解，当灾区孩子把吃不下的馒头、别人扔掉的笔头带回宿舍放在枕头下的时候，却被视作贪小便宜，不讲卫生。类似的误解曾让胡瑞卿干脆拒绝跟别人接触，对任何一项活动都充满反感。这个对他的北京同学充满戒备，却在9个人中最有威信的孩子说：“我不愿意让人知道我。好的坏的都不愿意让人知道，人家议论我好我也不高兴，人家说我坏也不高兴。”

记者在一次次跟进采访后发现，胡瑞卿已在周老师费尽心血的纠正之下有了改进。元旦以后，周老师为他们和后进生之间创造了一种互助学习的交流机会——每个周末，9个孩子都要到同学家中去住，辅导同学功课。

不敢乐观的未来

校方也在密切关注着9个孩子的每一点变化和进步。期中统测，他们进入全年级前20名，相比入校时的摸底名次，他们是从全年级的末尾跨越上来的。这足以让科兴感到宽慰。外界的压力和他们自身的冲突让科兴有过打退堂鼓之意。据悉，资助湖北重灾区的孩子入京读书的学校有3所，均为私立。贵族学校内贫与富的巨大反差会不会造成负面影响，北京人对这项善举的实际效果莫衷一是。科兴更因其资助学生之众，备受争议，声音甚至来自校内。这所成立于两年前带有浓厚平民色彩的私立学校，为9个孩子3年的学习将付出20万费用，这笔钱又是否能让3年后的孩子们有实力面对湖北中考的激烈竞争?

接9个孩子进京，是做了二十几年语文老师的洪波校长实践的教育工程之一，“它不仅是个善举也是对教育改革的一个探索，我们就是想拿这样一个样板作为一个参照系，看不同环境下的孩子有什么不同的行为思考。”洪校长怀着良好的心愿希望，意志力强的灾区孩子，能因其苦难因其勤奋为都市厌学的少年们树起一种榜样；而她那群会在“校长信箱”里自由发言的学生们，能用活跃和创造性来感染灾区的孩子。

但是真正的互补是否能形成?在元旦联欢会上灾区的孩子已经能够登台演唱，操场上也有了他们玩球类活动的身影，但另一些潜在的不良影响甚至连老师都没有对策：沉迷于电子游戏的男生，对男女之爱好奇、渴望的女生，大手大脚的生活方式……连孩子们都说： “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太好了，担心将来不会刻苦了。”

周老师为了不让在科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优越改变他们，便规定了周末的义务劳动，然而这局部的影响与科兴整体宽松的氛围相比，作用甚微。经常来看孩子们的王琪甚至建议校方，在他们的纯朴精神尚未消弥之前，要么转送至北京有寄宿制的重点中学，要么一年后送回家乡。

持相同意见的还有采访过9个孩子的记者宿米，“私立学校最大的困境在于，它不仅要在生源参次不齐的基础上搞素质教育，还要受着家长就是上帝的制约而无法做到对学生真正的严格管理。学习的优秀和人格的健全是一种很高的教育理想，就目前而言，湖北的孩子最迫切需要的却是学习成绩，素质教育对他们是一种奢谈，因为决定他们命运的还是分数。”

不能否认的是，9个孩子走出农村走入城市的这段机缘会对他们产生巨大影响，是好是坏却难有定论。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王登峰认为，“9个孩子的道路终将取决于自己。两地现实环境的差异既可能成为动力亦可能成为自卑的根源，这因人而异。”同样从湖北农村一步步奋斗出来的年轻的科兴办公室主任高红刚则很肯定地说：“每一个早点走出农村闭塞环境的孩子，更容易摆脱自卑心理。他们会因此而受益一生的。”

大家都在等待着寒假来临。届时，科兴将出资带9个孩子回家。离家半年的孩子将会带着北京给他们的何种影响面对灾后重建的嘉鱼，所有关注他们的人都在期待着一个答案。  升学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