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80)

（文 / 李桦 杨黎明 高晓峰 陈洁 张伟 邵昌平 小丽）

从欧元重组世界战略格局角度，把欧元与美元称为婴儿与老人之战可能并不贴切。在下一个世纪，欧元可能只是未来政治格局中的一个因素。其实，即使把欧元和美元、日元的竞争摆在一起，也还属20世纪政治格局之中的思考。下一个世纪的政治经济格局不会是两极或三极对立，贵刊对未来的分析缺乏创造性。

广州  李桦

“油泼猴脑”和“珠穆朗玛索道”

四川省珍稀野生动物繁衍救护中心办了一个餐厅，餐厅的菜单上列有：全鹿一只1．4万元、油泼猴脑每只1．2万元、滋补孔雀每只1．2万元，红烧熊掌每只800元……负责人声明该餐厅是办了证的，是合法经营野生动物。

该中心主要承担饲养繁殖救护和研究大熊猫、金丝猴、梅花鹿等珍稀野生动物。也许是熊猫名声太大或货源有限，菜谱上没有“清炖熊猫”之类，否则卖价一定可观。

长江边上的扬子鳄保护中心经过上级批准后，开设了鳄鱼餐厅。鳄鱼味道虽然不见得好，但是食客还是纷纷慕名而来。

也许这两个单位都有理由，把餐厅的收入转而去保护更多的野生动物，也许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把野生动物开辟成了稀有的财源。关键是他们好像都是合法的。

有句话叫做“有所不为”，扬子鳄即使多了也让它自然死亡而不是杀了卖钱就是有所不为。也许拨给扬子鳄保护中心更多的钱能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估计诸如到雅鲁藏布江修一个大坝、到珠穆朗玛峰山腰修一条索道之类的事只要有可能就一定会发生，环保从来都是奢谈当然我还相信当人们把所有的动物都吃绝了以后，还会发明更多的生存方式，比如到火星上找水喝。所以看见“油泼猴脑”之类的我倒也不太生气，只是替那些看了这条新闻就义愤填膺的人们着急。

四川成都  杨黎明

这假谁来打?

前几天遇见了一件很让人堵心的事。我去银行取钱，其中竟然有一张百元假钞。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在报纸上看到过类似的事情。我虽然在知情后立刻返回银行，但是也隔了一两天的时间。我想问问怎么回事，至少要讨一个说法。银行的值班经理也很客气的接待了我，并且也给我讲了一大段银行的规章制度：票款应当面验清。但我还是不知趣地据理力争，看过了银行录像，银行里的人可以肯定我曾经来取过钱。但他们又有他们的说法，这张假钞不一定是从他们这儿拿出的。如果每天有很多的顾客来要换他们的假币，那银行成了什么?我有点做了亏心事的感觉，没办法只好拔腿走人。

我这几天一直在为这100元伤神。本来每次取钱我只会大概的数一下，数对了就行了。那次我也没有什么防备。我取了钱就走了。事后我仔细地观察了取款的柜台，上面有验钞机。由于我的疏忽，每次取钱没有注意到银行为消费者提供的便利条件。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出了这样的事故责任在谁呢?

首先说自己吧，不能说我没有责任，甚至可能还不小。作为消费者我没有仔细地对待这个交换的过程。如果我当时指出了，不仅我的权益不会受到损害，而且还为银行找出了一张假钞，利人利己。

但是我始终有疑问，我要取的钱中应该有假的吗?货币的储蓄和商品的买卖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生产生活资料流通的过程。有形的商品有打假的，有“三·一五”。如果我从商店里买到假货，可以退换，甚至可以加倍索赔。为什么我到银行就被人家非常有礼貌而且很在理地请了回来?我相信这张假钞很有可能是工作人员的疏忽而到我手里的。但是他们这种质量不合格的服务理应受到保护吗?

现在对大多数的北京人来说，100元算不了什么，我也根本犯不上。但是有一天这种不合理的疏忽滋长成为理所应当的时候，我们再说什么?

北京西三环北路五号  高晓峰

彩券要印上告诫语吗?

近日有媒体报道，彩票中奖的人中最小的仅有4岁。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处世阅历，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面对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媒体应该宣传什么?作为娱乐业的摸彩活动应该鼓励什么?这种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将孩子和一些家长推向了一个危险的边缘。无论中奖率多高，获大奖也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让孩子们了解，摸彩只是一种娱乐，既不是惟一的献爱心的方式，更不是可以不劳而获的捷径，这才是媒体宣传的方向，更是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向。

从某种意义上讲，摸彩和吸烟一样，尽管在消费的过程中是有所得，但同时也有所失。在香烟的包装上都有“吸烟有害于您的健康”的提示，将危险告知于众，给公众特别是未成年人以客观的提示说明，有个正确的导向。与香烟类似的彩券，是否也可以对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有个明确的说法。比如印上“您开上富康车的概率是几十万分之一”。

北京丰台六里桥太平桥西里15号楼14层5号   陈洁

关于“做一个成熟的消者”

贵刊1998年23期读者来信一栏中刊登了一封题为《做一个成熟的消费者》的信，对于其中有关转移呼叫的收费问题，我作为一名专业人员想做如下说明：

假设A呼叫B，B转移至C，对于转移呼叫的费用可以有二种收取方法：

一、转移呼叫不收费。在此种情况下，B在做转移时可以转国内甚至国际长途，电信局将损失这一部分收费，在极端的情况下电信局将收不到一分钱的长途通话费。

二、转移呼叫收A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存在转长途的问题，设想我的一位朋友出差在外，我早晨上班之前在家里的电话上做了转移，然后到办公室用公家的电话打家里的电话，呼叫自动转移到遥远的朋友那里(也许他在美国)。电信局倒是没有损失，可有人损失就大了，我甚至可以恶作剧，让每一个打我的电话的人付高昂的话费。

三、转移呼叫收B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B用户既不会占公家的便宜，又不会恶作剧，电信局也不受损火，最为合情合理。

我不知道该文的作者是否就收费问题向电信局咨询过，我觉得假如你买回家一台音响使用起来不灵光，不妨仔细读读说明书或问问行家。社会在发展，技术在进步，不会就要学，就要多想想，多问问。

新疆奎屯市电信局   张伟

“不寄贺卡”与“环保型经济”

读了关于“不寄贺卡”的读者来信，感到作者提出的关于“贺卡能解决多少就业问题，能创造多少利润，能提供多少经费用于环保?”的问题，足一种逻辑的误区，而且是比较普遍的。

这种逻辑没有区分“环保型经济”与靠消耗资源发展经济的区别。“环保型经济”是用尽量少的资源满足更多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需要。难道太湖流域的那些污染企业就不能捉供就业机会，就不能创造利润吗?当然不是。之所以要关闭这企业，是因为他们对经济的促进与对环境的破坏相比，得不偿失。

环境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是经济的长远利益。当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必须有个取舍。如果不让那些靠大量消耗资源来促进经济的企业停产，就无法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的目的。

即使贺卡不是属于消耗资源型的产业，即使可以用再生纸生产贺卡。我也赞成“不寄贺卡”，寄托情感不一定非寄贺卡。就像另一封读者来信中提到的“塑像泛滥”一样，贺卡的泛滥也是情感寄托的错位。贺卡的泛滥已经给学生和家长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通过不寄贺卡的活动，使人与人之间少一些虚伪，多一些环保意识，没有什么不好。至于就业机会，有很多利于环保的行业需要发展，“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北京 邵昌平

美丽的城市在哪里?

我觉得关于北京污染那篇报道我觉得特别好。我的一个朋友说，回北京一出机场眼睛就流泪——不是回了家激动的，是空气污染刺激隐形眼镜，赶紧去配眼镜。我对北京特关心，老觉得那是要扎根的地方，像我这种人也关心，住在北京的人当然更关心。我觉得这种各方面关注的话题可以换个角度想想办法，比如其他国家雾都是怎么消失的过程，中国国内规划搞的好的范例等等。我有个朋友在珠海搞规划，都说那是中国环境最好的城市(我听国内人说，也听到外国专家说)，何不专门展示，讨论一下?因为你们比讨论怎么搬到乡下去也不是办法，结果是把乡下也污染了，所以讨论环境搞得好的城市还是很有意义的。珠海号称是“中国最浪漫的城市”，恐怕也因环境而言吧!当然跟那里限制人口有关，但新城市有些新想法。我以前去杭州，觉得那里很浪漫，现在没评成“最浪漫城市”，难道那里环境也坏了吗?

纽约 小丽

更正：本刊1998年第23期“读者来信”中《做一个成熟的消费者》的作者应为南京市天妃巷 鲁知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