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把“玩”字放在胆机之前

（文 / 李孟苏）

叶立正在制作胆机  

叶立的小房间拥挤杂乱，但让他的朋友们羡慕——他把自己关在里面听CD、做胆机，老婆不加干涉。

叶立是音乐发烧友，虽然他只有音乐的基本知识，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去追求完美。“我的父母一生从事纯文学研究，家庭气氛塑造了我唯美的个性。”小时候看到父母辛苦地做学问，看两年书才写出几千字的文章，叶立朦朦胧胧感到一些忧伤，就买些电子管装收音机，他觉得这种钻研学问的方式会好玩些轻松些。

1990年，叶立接触了一些香港出版的音响杂志，上面刊登的胆机价格令无线电工程师叶立吃惊，一个耳机放大器的价钱居然可以买一辆小轿车，他想亲手做，弄明白其中的缘由。这一试，叶立在北京音响发烧友中有了知名度。

“以前制作无线电产品，现在专心做胆机，都是因为喜欢，并想把某种想法通过手工制作表现出来。这纯粹是自娱自乐。但时间一长，一些想法就变得深刻起来，比如：一根导线应该等效成若干个其他电器参数，这根导线在变成无限短的情况下，这种现象依然存在。我做胆机就是为了追求这种微观的变化。

“用胆机欣赏音乐可以品出非常纯正的音乐味。武汉一位叫张健柏的发烧友从我这里拿走了一台胆前级。他告诉我，听RR公司的《无敌天碟》中明尼苏达管弦乐团演奏《图画展览会》的《基辅大门》和马勒《第九交响曲》时，能够听出两支黑管是如何呼应的，长笛手如何控制气流，从小号华丽的光彩里能感受到它绝对是一件价格昂贵的名器。而乐队一定是分层次坐位的，可以感觉到乐队在自己面前一层一层地展开，每一件乐器都几乎清晰可辨。我不愿追求所谓的胆味。追求胆味其实是一种失真，应该做到的是利用电子管的特性，尽量还原现场。

“正因如此，尽管电子管在工作时会散发大量的热量，在香港，一些发烧友还是宁愿热得赤膊上阵聆听胆机，美其名曰‘赤条条听胆机’。”叶立开心地说。

胆机和发烧友的“唯美”品质使得胆机成为少有的阳春白雪。“在国外，胆机的制造公司规模都很小，老板们以制造精品为己任。美国Marantz(马兰士)的老板是电器工程师，同时又是乐手。制造胆机使用的电子管从最原始状态起，几乎全部是人工做的。像这台胆功放里用的连接线是我用进口材料手制的编织线。除了完美的设计、精湛的工艺，在制造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在最终的调校阶段，需要经有音乐造诣的人士听音校声。而且大部分的工艺过程是由工程师来手工完成的，所以胆机基本上是小规模手工生产，生产成本很高，不是大众消费的东西。”

制造胆机不是把电子管攒在一起，他们都是艺术家，现代社会中的商业伎俩对他们而言是苍白无用的。而发烧友们哪一个会把胆机仅仅看作是听音乐的器材？“这些经过手工制造出来的胆机更好地体现了人的艺术感觉和价值。胆机工作时，电子管发出的幽暗的红光仿佛还带了制作者手指的温度和轻微的呼吸，即便是独自一人，也不觉孤单。”

“从胆机的质量就可以看出制造者的心态。我是国内最早做胆机的那一批人，这批人中有几个现在开了公司，拼命去占市场这和以‘自我欣赏’为目的做胆机，结果完全不一样。我不想把自己钟爱的胆机变成赚钱的机器，一直认为音乐是很微妙的。只要真喜欢我会给你做，如果我不喜欢你给我再多钱，我也不会理睬我不是守旧的人，但胆机这件事我不愿卷进市场经济，不想被商业元素所左右。我不缺那点钱。”

因为不满意身边的Fans偏好交流器材的价格，叶立不愿意多议论自己的胆机，这是他自己的事，“我做我的东西，别人怎么评价我不管”。他有一些朋友分享他的欢乐。

叶立的本职工作是在北京图书馆把馆藏的博士论文扫描制成光盘，这和他在南开大学所学的无线电专业相去甚远。“领导教导我要把事业的成功建立在工作基础上，我私下里认为钻研无线电应与‘自我’相结合，兴趣与工作没关系是再好不过的，省得别人说三道四，还有知识产权问题……”叶立强调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得很好。

“人总得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别人、单位不能介入。胆机和音乐是我心底最温柔的那一块，它们令我高兴。开心是我一生追求的境界。我喜欢把‘玩’字放在‘胆机’之前。中国人其实挺喜欢玩的，为什么老是羞于承认呢？”

叶立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工厂的工人为他加工胆机的外壳时，缺乏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以至于成品的边缘总是带些小毛刺儿 音乐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