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孩子还是买跑车？

（文 / 任波）

要不要孩子？

进入9月，校园开始热闹起来。北京市朝阳区二年级学生李月到学校报到，除了交学杂费共176元外，还交买口风琴用的200元。现在流行在电脑上学习，同学们陆续用上了自己的电脑，李月回家一说，父母没怎么犹豫就花6800元找人给她攒了一台。

“我们俩人的收入大部分花在了孩子身上。钱还是小事，平时操的心根本算不清。我们的观点是：不能让孩子吃亏。孩子吃的、穿的、玩的都丝毫不能马虎，交朋友、选课外书都得严格考察，市面上一有个风吹草动就要赶紧行动，学书法、学电子琴、学芭蕾、请家教，样样不拉。冷不防孩子犯个小毛病，一家人就鸡犬不宁；一听说有拐卖儿童，少年犯罪什么的，我们就整天担心……”

李月父母的这番话可能会引起不少这样新生代的年轻家长的共鸣。抚养孩子需要长期大量的投入，权衡孩子的出生将对未来生活造成的种种影响，许多年轻夫妇很自然就接受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而城市夫妇选择不要孩子，也不再属于什么特别前卫的做法。最近对天津市市区部分新婚夫妇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已有6.4%的夫妇愿意终生不要孩子。

然而在另一些家庭，情况则恰恰相反。同样是二年级小学生的陈水莲家在农村。新学期开始了，她除了帮家里干活，还得去学校上课。水莲是女孩，家里违反政策超生，所以她还有一个妹妹。她的父母可没有李月的父母对孩子的那般紧张：“农村孩子不用操心，两个当一个养，书能念就念，念不好就早点工作。”农村和城市不一样，添个把孩子日子也紧不了多少，熬上几年就好多了。人们仍然坚持着“多子多福”的观念。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7》显示，1994年10月1日至1995年9月30日，全国各地区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1.13‰，而在各地区县，这个数字为1.58‰。我国城乡人口政策的区别可以解释统计数字的差异，但是政策的制定却是与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有密切的联系。

生育超值孩子

90年代初，中国各省在对农村和少数民族生育数量的规定上存在着政策差异，根据这些差异，北京大学的张风雨博士将全国农村现有的生育政策大致分为三类：在京、津、沪和江苏、四川实行了近似于城市的规定：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确有困难的可照顾生育二胎，比例不超过10%；在河北、内蒙古、山西等18个省区实行了照顾独女户生育二胎的规定；在宁夏、云南、青海、广东和海南五省区实行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孩，有困难，要求生育二胎，可以有计划安排的政策。

从生育政策上反映出的生育行为的城乡区别，归根结蒂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城乡区别。

为什么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倾向于多生孩子呢？作为一个古老的问题，在18世纪后期，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它。当时有人认为，经济富裕的人们，通过食物摄取较多的蛋白质降低了生殖能力，所以生育子女少；而经济贫困的人们，食物的主要成份是碳水化合物，它能提高人们的生殖能力，所以生育子女多。亚当·斯密也在其经济学经典之作《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分析》中指出：“女性的奢侈，虽能刺激享乐的欲望，但看来往往会削弱而且常常会彻底破坏生育能力。”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解释是，人们的生育行为最终由经济利益所决定。如果孩子对家庭提供的效益不足以补偿家庭付出的成本，这个孩子对父母来说仅相当于一件耐用消费品，父母从孩子身上得到的仅是心理上的满足。若孩子对家庭和父母能够带来追加的效益，这个孩子相当于一件耐用生产品，可以产生价值增殖，父母和家庭当然需要这个超值孩子。要是孩子向家庭提供的效益与家庭付出的成本相当，家庭和父母是否需要孩子则取决于随机因素。

生孩子是一种投资，年轻的父母也许不容易接受这个缺乏人情味的观点，但孩子的效益，尤其是在农村，却是显而易见的。常听人说“孩子都大了，总算熬出头了”，这无非是指对孩子的投资进入了回收阶段，孩子能为家庭带来劳务和经济收入，父母的养老问题也有了指望所谓“这个孩子算白养了”，正是父母们对在孩子身上“血本无归”的抱怨。此外，孩子成长过程中给家庭增添的精神乐趣无形中也补偿了抚养的艰辛。子女多客观上还能形成所谓的家族效应。

需要补充的是，生育率高低决定了能否克服由于生存条件的局限而造成的损失我国农村婴儿和儿童的存活量相对较低，据统计，1994至1995年间我国城市0～4岁人口 的平均死亡率为3.779‰，而全国的县则高达8.195‰，较高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较高死亡率的一种补偿

1996年，我国市镇总人口达35950万，乡村总人口达86439万。

农村的生活总体水平比不上城市，抚养孩子的成本与效益取向自然会有所不同，人们以多生孩子的方式来为单个家庭增加福利，这也许可以理解吧？

父母的选择

孩子的数量直接关系到孩子的素质。“富儿少男女，穷汉生一群。身上无衣挂，长头草里蹲。到大耶没忽，直似饱糠牲。长大充兵仆，未解起家门。积代不得富，号曰穷汉村。”早在初唐，诗僧王梵志就写过这样一首白话诗劝谏人们。

然而在家庭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用来养育孩子的成本是一个定数。自觉不自觉地，父母们会根据以这样一笔成本生产多少孩子能带来最大效益来决定家庭的生育计划。

在陈水莲的家中，体力劳动仍然是主要的谋生手段，不需要多高的教育程度和整体素质就能胜任，父母们当然愿意以同样多的成本养育更多的孩子。

在李月的家中，据她父母介绍，每个月要为孩子花去两三千元，这还不算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孩子的费用中，近一半用于支付学校的费用、各种补习班、学习用具的开销和为孩子将来念大学准备的存款。要是只考虑生活费，以李月家的水准，满可以抚养两个孩子。李月父母认为，经济发展对人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仅仅满足于把孩子拉扯大显然跟不上形势。

这种做法值不值？

有人说，“美国人的钱在犹太人的口袋里”。资料表明，占美国人口个足4%的犹太人，拥有全美国20%的财产。海涅、贝多芬、门德尔松、马克思、爱伦堡、爱因斯坦、卓别林等一批伟人和名人都来自犹太民族。1948年至1989年迁往以色列的犹太移民中，具有博士和博士后、教授头衔者不下10万人。以数量论，这个民族并没多少优势，但它以在世界各地取得的非凡成就而令人瞩目，原因就在于重视人口素质的培养。重视教育是犹太人的传统，在他们之中，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比例相当之高。投入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出的效益。父母们可以选择，是增加教育投入得到一个高素质的孩子，还是以较低成本抚养一个平庸的孩子，这两者的价值差异是显而易见见的。

孩子有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特殊的投资品，如果投资得法，带来的收益也非同一般。网坛明星格拉芙的父母堪称深谙此道。格拉芙4岁时接受网球训练，作为她的经纪人、教练员、陪练员、保镖和监护人，父亲老彼得把培养女儿作为自己投资的事业。随着球艺的提高，格拉芙的年收入也从上百万马克增至上千万马克，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她父母的一份。1996年，老彼得被指控为格拉芙偷税，金额高达1300万美元，媒体纷纷指责他的贪婪过分强调孩子的投资和效益会令金钱关系销蚀掉家庭中的父子亲情，然而体坛上的经纪人父亲的确多起来了。谁又能否认他们将从这份投资中获取回报呢？

更为普遍的情况是，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现在家庭中孩子的经济收入和养老保险效益已在淡化，但相应地，父母们对孩子的精神效益的期望值与日俱增。令许多父母梦寐以求的是拥有一个爱因斯坦或贝多芬或索罗斯式的孩子。

李月的父母把大部分的收入都花在了孩子的身上。如果没有孩子，他们也许会去旅游、去买车、买股票、买楼或者干脆把钱存银行。撇开风险不谈，同样一笔钱，因为不同的生活选择会演变成不同的结果：一本世界各地的旅游影集，一辆帅气的跑车，一笔绩优股，一套平价房，一本老存折，或者一个聪明健康、前途无量的孩子。(本文部分资料参考田雪原所著《大国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