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国的总裁们定定价儿

（文 / 任波）

“我们有天下最便宜的企业家”

1998年伊始，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贪污案惊动了全国，半年过去了，案件本身已不是新闻，然而由褚时健一案引发的关于中国企业家定价的大讨论似乎才拉开序幕。

前不久，广东省南海市良奇钢瓶总厂委托亚事国际无形资产评估公司和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对企业的无形资产进行现值评估，以1997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企业无形资产的现值为16.24亿元，企业家张良奇的身价为5.02亿元。

人们不禁要问，张良奇为什么值这个价？对于各种商品参差不一的价码，人们早就习以为常，别看有高有低，多多少少总有个谱，商品的价格总是不会和它们的实际价值相差太远。

《1998：中国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经营管理者月收入3000元以上的占12.6%，1001元～3000元的占26.8%，501元～1000元的占11%，500元以下的占7.1%。无论是哪一个档次，都够不上亿元的级别。良奇厂这样的做法，不免让人们重新掂量企业家们的真实价值和价格。

1994年，全国钢瓶企业不景气，张良奇却反其道而行，以村办企业的身份斥巨资收购濒临破产的南海市橡胶厂，组建了良奇钢瓶厂。1994年至今，良奇厂成为我国钢瓶行业中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企业。这一切，张良奇功不可没。巨额身价说明了他的贡献。

红塔集团的知名度与良奇钢瓶厂不可同日而语。褚时健在位期间，“红塔山”成为价值332亿元的中国第一品牌，红塔集团年创税利达200亿元。我们或许可以藉此估一估褚时健的身价。然而，有资料介绍，他的年终奖励最高时仅为20万元。1995年，临近退休的褚时健主谋贪污私分公款355万美元，其中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他说：“我也苦了一辈子，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

《中国经营报》刊载社科院金碚博士的观点：在中国经济日益跟国际接轨的今天，收入问题不与国际接轨，肯定不行。各阶层都面临这一问题，只不过经营者表现最明显，经营者如果感到贡献得不到满足和体现的话，他就想办法从歪路拿这个钱。

优秀的企业家在企业中的地位有目共睹，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家的收入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创造的价值、承担的风险与企业家的收入常常不成比例，企业家的价值难以从他们的价格——工资上得到体现。

“我们有天下最便宜的企业家——工资最低；而我们有天下最贵的企业制度——大量亏损，没有人去敏感地创造剩余。”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其仁教授作了精彩的总结。

不比不知道。雷蒙——美国《幸福》杂志全球500强企业第三名的总裁，去年的收入是26731648美元，其中包括工资1750000美元，奖金1500000美元和长期激励、限制性股权、认股期权以及其他收入131472美元；排名第179位的代诺公司1997年付给总裁莫科3648244美元；位列第401的特纳公司总裁格拉韦去年也收入了2747345美元之多。纽约薪酬咨询公司皮埃尔·梅耶统计了《幸福》杂志前200位企业总裁去年的平均收入额：840万美元。按8.30元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折合人民币6972万元，除以365，这些总裁1997年每人平均一天就收入19万元人民币。这简直是一个让人想入非非的数目，中国的总裁很可能一辈子也拿不回这么多的钱。

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怎么定价？

最近，各种媒体纷纷讨论着这么几条消息：三九胃泰允许经理的年薪是工资收入的18倍；杭州青春宝集团的董事会全票决议总经理冯根生可以认购2%的股份，相当于300万元人民币；上海有些企业把5%～20%的股份分配给企业经理层，山东达到总股本的30%～50%甚至以上。这表明了一种新的趋势，在中国企业面临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转型时期，经营者的分配机制也面临着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的分离。大小企业陆续尝试着迈出了第一步，只是这步子迈得可谓千姿百态。

事实上，如何为企业家定价，这真是个难题。人们逛街买东西，讨价还价，商品的价钱好捉摸，因为这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概念。在正常情况下，原材料成本加上生产管理的费用以及相当的流通费用，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可是企业家的价格却远非简单的加减法能够确定的。在领导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企业家投入的不仅仅是一般的劳动，还包括蕴含在劳动中的企业家的天赋。起作用的往往是一个想法、一个决定、一种素质、一种精神，它要求企业家具有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承担风险，大胆创新的能力，这甚至和受教育的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不是由一个具体的东西转化而来，投入的劳动可以测量，而企业家的天赋却看不见，摸不着，怎样用固定的价值量来表现呢？

西方的模式提供了现成的参照系。皮埃尔·梅耶对全美200家最大的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些美国总裁的报酬基本上是由21%的工资，27%的奖金，16%的长期激励，36%的股票类收入构成。显然，固定收入在收入总额中的比例相对较小，激励性收入的比例则占绝大部分。这种分配方式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家经营业绩的好坏将导致高低悬殊的收入。企业家的能力是无形的，定价机制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弹性。原则就在于经营者的利益分配要与创造的价值和承担的风险形成合理的对应。

源自硅谷而风靡欧美的认股期权把这一原则体现得淋漓尽致。Citicorp的总裁里德和其余50多位高级管理人员接受了公司1998年度的所谓“完成即兑”的期权方案(不同于标准期权方案，后者允许在期权有效期内随时兑现)，方案规定里德拥有基准价为每股121美元的300000股期权。里德和同事们必须在5年内努力使公司的股价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目标价——每股200美元，才能享受到他们的这份权利，选择按约定的价格和额度购与不购公司的股票。这意味着，一旦在期限内经营的业绩达到既定的标准，里德就能以最初的价格——每股121美元——购买规定额度的公司股票，里德的毛利将为(200美元-121美元)×300000股=23700000美元。不过，这并非一个能够轻易达到的目标，即使里德能够以每年10%的高增长率提升公司的股价，到2003年到期日达到每股194美元，他也只有放弃履行这个期权方案，不但一分钱也拿不到，就连定金也要泡汤了。一个方案，两种结果，真是有天壤之别。

在北京大学天则经济研究中心的双周学术研讨会上，周其仁教授指出这个游戏规则非常有趣：激励机制在什么地方？你一定要想方设法使企业增值，增值越大，赚得越多，你将来的好处就越多，这合理不合理？当然合理。

看来，这种游戏之所以有趣，就在于它把原本无形的东西转化成了可操作的模式。把高额回报建立在企业升值的基础之上，企业家的天赋，这个在现期内无法量化的因素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得到了量化的可能，从而变得触手可及。游戏的规则就是“面向未来”，它进一步演变成不同的解释。三九胃泰的年薪制度，冯根生的持股经营。上海、山东各自不同的配股方案，无不体现了这一规则。《中国经营报》登出清华紫光曹副总的看法：企业应该把股权一部分转让给个人，体现参与作用，摆脱雇佣关系，使企业家能够放眼长远。这跟股民炒长线股相似，是为了今后看涨，区别只是前者是主动后者是被动。

年薪制、认股期权、持股经营……定价的办法的确各有妙处，透过这些变换的方式，不难得出一个其实也很简单的等式：企业家收入=固定收入+激励性收入。在貌似简单的公式背后，这钱到底该怎么付，付多付少，实际上大有文章可做。

身价的高低谁操纵？

在西方，企业家被划为一个特殊的阶层。美国薪酬顾问道尔·贝林近期的调查显示，美国的总裁们从整体来看，他们的收入在1992年是他们雇员的142倍；到1997年，这个倍数高达185。皮埃尔·梅耶也提供数据，《幸福》前200强的企业总裁1997年的收入几乎相当于1992年的2倍。这样的价格，一般人真是可望而不可及。

据说，柏拉图曾向亚里士多德指出，社会成员最高收入不应多于最低收入的5倍，而J.P.摩根则认为20倍亦可。只是总裁们的标准把这些设想狠狠地甩在了后面。是谁让企业家的身价水涨船高？是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无形之中兀自操纵着价格的起起落落。

岔开来说说迈克尔·乔丹。这位即将度过最后一个赛季的NBA首席明星1998年倍受关注。14年前初出茅庐的乔丹今非昔比，综合考察他现在的商业影响，乔丹的身价竟然高达100亿美元。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然而人们心里有数，乔丹直接间接给相关行业带来的利润远不止这些。没有人能够代替乔丹，市场需要他，于是他被标上天价。这个赛季乔丹的薪水是3400万美元。

企业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的怪杰，他们不是普通职员，也不同于经纪人和业务经理，他们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天赋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资源，它的分布就像一座金字塔，能够藉以坐到顶端的比尔·盖茨和麦克·代尔为数寥寥。物以稀为贵，供求关系这根杠杆不断拉动着企业家的价格。

猎头公司的应运而生也许能提供某种解释——高级人才在许多领域都处于一个供求极不平衡的卖方市场。专家们这样看待那些令人眼红的价格：“市场的运行是卓有成效的。”

把企业家置于市场，前提是存在这样一个对自己的经营能力拥有清晰“产权”的独立阶层以及同样产权明晰的企业群。“中国只有半拉子企业，没有自己的企业家。”在一次对北大学生的演讲会上，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的看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一个活跃的企业家阶层离不开相应的生成机制，企业家的定价，是属于整个企业家制度的重要一环。

一些专家以为，给企业家定价主要是针对国企而言，因为一些私企经营者相对好定价。关于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与企业的复杂关系，周其仁教授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的国有制企业非常特别，它的企业在构造的时候，没有一个原始性合约。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是一组极其复杂的合约，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你拿多少合同报酬，工人也好，要素也好，土地也好，银行贷款也好，你的上游原料也好，还有产品卖出去，都是些合同。(而我们的公有制企业，无论是国有的，还是集体所有的，地方政府的，很大程度上要打上引号。国有企业的要害问题就是它一开始就没有合同、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有企业就有了，这跟剥夺剥夺者有关，以后改造私营企业，原来的合同废掉了没有用新的合同去替代就变成了公有企业。)没有合同，等到10年、20年以后，讨论产权怎么分；我直觉反应，是讲不清楚的。因为所谓分产权就是分剩余收入，由市场给的价格与你原来讲好的合同收入综合之后会有一个差额。”看来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谈到解决的办法，周教授举出远远近近的例子，“当然实现上并不是没有办法。农村中包产到户按人头来分或按人口或劳动比例来分，前苏联办法是按每个成年公民每人多少来分，但这是另一套准则，而不是交易准则。现在上海已经产生了一些有趣的案例。企业家先派出一笔钱来买股，向企业投资，这等于新的合同，买股是看将来回报会怎么样，而不是讨论过去。”

专家的话切中要害，浙江的李建华却又对周教授的看法提出疑问：“由企业董事会(或上级主管部门)规定经理群体持股比例究竟是5%-20%，还是30%-50%甚至更大，这是一种政治准则，不是交易准则。”

其实，到底该怎么给企业家付钱，西方也争论不休。最近，以巴菲特为首的不少人给正在红火的期权方案泼了冷水，引得大牌公司陆续开始重新考虑分配方案，总裁们收入项下的巨款让人欢喜也让人忧。然而在一个透明流动的市场中，市场规律是永恒的法则：选择、定价、监督、评绩，优胜劣汰。谈判桌见证着买卖双方的分分合合。

给企业家定价，在中国还属于新的尝试，免不了带来新的问题，解决办法往往也在问题中脱颖而出。从1996年8月起，人们已经能从新启动的人才报价系统中读到公开的人才报价。1998年3月，《中国商报》刊登来自劳动部的一条消息：全国各地已有超过1万户企业在进行年薪制试点；4月份，新华社发布新闻：上海从今年起所有中小工业企业和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在调整领导班子时，都要变一人对号入座为多人竞争上岗并实行相应的分配制度，(使激励与制约并重。经营者可以个人财产抵押经营，经营不善者，不仅要扣薪，还要解聘)新的企业家制度渐露端倪，但企业家真正走上市场也许还隔着漫漫长途。改革已经开始，给中国总裁定身价，这在不远的将来也许不再是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