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改革新世纪：坚持改革开放

（文 / 罗峪平）

罗：建立特区和经济开发区是改革初期实践的成功部分。在今天新的经济政治环境中，这种理论和实践是否面临新的挑战？

李：天津经济开发区1984年开始建立到现在发展非常好。小平同志1986年给我们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现在全国各地的开发区都用这个题词大做文章(笑)。去年开发区生产总值170亿，工业产值470亿，出口20亿美元，财政收入二十多个亿。税收也是二十多个亿。开发区现有3000家外商投资企业，投产的有2000家。吸引外资80亿美元。工业项目占我们GDP的80%多。分为四个工业门类：以摩托罗拉、雅马哈、韩国三星为代表的电子通讯，以康师傅、可口可乐、卡夫、瑞士雀巢等著名品牌为代表的食品工业，以德国和香港地区企业为主的机械加工，以丹麦制造工业品试剂企业为代表的生物工程和精细化工。这些企业的效益都非常好。开发区已经成为天津市新的经济增长点。GDP占天津市14%，工业产值占1/4，出口占1/3，吸引外资占40%，带动了天津的经济发展。开发区发展非常快，整个八五期间，每年递增80%～100%。1996年降到60%，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去年降到30%。天津开发区是全国30多个经济开发区中最好的。既然经济开发区的经验证明是完全成功的，我们作为开发区的政府部门，今后的工作是怎样进一步改善我们的投资环境。如果说开放早期我们主要为外国投资者提供较好的投资硬环境的话，现在，使开发区能够保持竞争力的因素，则主要是软环境方面的服务。就是使企业进一步降低各种成本，主要指有效的公共行政管理。

罗：你刚才说，亚洲经济危机已经对开发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李：从开发区的情况来看，主要是日本、韩国在我们这里的投资减少了，欧美方面的投资却比我们预计的要好。不过这并不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外国企业非常敏锐，中国市场近年来出现的需求不足马上引起开发区内的工厂限产减产。政府在吸引外商投资政策，比如税收政策方面的摇摆，也马上引起他们的投资观望，有些大企业将他们的投资计划至少推迟了两三年。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当然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和较少发生。

罗：这是否说明，决策层对如何继续吸引外国投资的问题有争论呢？

李：外国投资对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和引起的中国市场丢失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有争论。但对得失的评价，我认为应持坚定不移的肯定态度。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给外国投资者一定的优惠政策，是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中已经证明了的成功经验，并不因任何危机的发生而受到怀疑。实践证明，吸引外资的政策不仅保持了改革的初衷，今后，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段时期内仍然会起到积极作用。如何避免负面效应和保护中国市场，则是我们在继续保持开放态势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罗：尽管建立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的实践和理论都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但目前的经济环境与改革早期相比毕竟已经大不相同。大量社会深层问题，比如产业结构调整、科技进步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等等浮出水面。我们也听到从开发区传来坏消息，比如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严重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以及闲置土地等浪费资源的事情。总之，面临不同的经济大环境，开发区是否应该调整或者如何调整自己的角色地位？

李：首先我要强调，开发区发展到现在，其主要功能不是仅仅吸引外资。实际上，开发区对一个地区或者全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影响，在今天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布局调整的大环境中显得更加重要和有效。解放以后，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都经历了工业化，现在的产业结构调整，要把原来大城市中的第二产业撤出，把城市变成发展金融、贸易和其他有关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的场所。撤出的产业，集中在一个有配套环境的地方，才能形成规模，降低基础设施投入和其他生产支持系统的成本，这就是经济开发区的概念。你说到开发区传来的坏消息，正好印证了我的一个观点，这实际上也是开发区的现状，就是开发区一定要搞工业，搞第二产业。至今为止，所有搞房地产开发，搞第三产业的开发区都不成功，只有搞工业的开发区过去搞得好，将来才能继续搞得好。道理非常简单，因为第三产业和房地产开发是城市功能，而不是经济开发区的功能。所以，开发区要发展，不能仅仅吸引外商投资，它的深层意义是在大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这个层面上在城市工业布局中发挥重要的功能和作用。此外，中国搞经济开发区，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懂得城市规划、现代产业管理的干部。这也是一笔重大财富。请问，过去大量的基层干部、农村出身的政府官员，谁懂得什么叫社会化大生产，什么叫现代城市规划建设？中国城市建得好的，原来只有上海徐家汇，天津五大道。现在我们有了上海浦东区的建设。如果有机会，你也可以到我们天津经济开发区来看一看。你可以在这里找到现代工业开发区的所有概念。

至于现在东南亚发生的危机，以及它带来的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都是经济发展周期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只要能够抓紧机会，对自身进行调整，改善结构，就可在下一个机会到来之前积蓄力量。对于局部和整个经济环境，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似乎都没有太大担忧。多年来，我们习惯通过踏踏实实的基本工作，创造环境和办成事情，如果办不成，会觉得自己没本事，就拼命想办法长本事，把事情办成。这几年也办成了好多原来以为办不成的事。

对于吸引外国投资，各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是针对自己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实行不同的鼓励或者限制政策。关键是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怎样不断加大内部改革的力度。保护国有企业，但是又不能够保护落后。举例来说，我们总公司是个年轻的国有企业，总共只有十几年的历史。但是所有国有企业的弊病我们都已经有了。企业今后改革措施最根本的是要政企分开，改成有限责任公司，企业要有真正的法人财产权。这一点我们在基层工作的人体会特别深刻。无论职工还是领导，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对企业财产毫无责任可言。不解决这个问题别的都解决不了。

当然，并不是说产权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解决了，或者说国有企业就一定搞不好，还要有健全的市场意识以及市场环境的配合。严酷的市场竞争也造就了像“海尔”这样的国有企业。

最后，是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加强管理。我们总公司是具有相当强的社会功能的国有控股公司。它从事土地开发、公用事业的建设和生产经营，以完善投资环境。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要不断控制公用事业产品的价格，使它始终处于较低水平，这样才有竞争力。我们制定了一个企业综合考核指标体系和综合经营计划管理，这几年效果非常好，使得我们企业的成本控制在全国同行业中名列前茅。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目前最根本是用人制度问题，具体说是公有大锅饭机制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恶性增高和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发多少奖金也没有用，但是我们看到，下岗却能够从负面起到强制作用。

罗：据我了解，你做过不同层面的工作，原来在国务院，现在在大企业。作为中国改革最早的参与者，你对它的前途命运有什么样的估计？

李：中国的路是要沿着改革开放的方向走下去的。这恐怕从理论到实践都早已没有疑问。问题是随着改革的进程，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给我们的改革造成一定的压力，要求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越来越高。任何一项措施出台，都要经历一个瞻前顾后，环顾左右，厚积薄发的过程，都要有方方面面的配套政策支持和跟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理论界对政府的调控作用一直存在争论，即到底是无为而治，还是“有”为而治。赞同前一种观点的人，大多有人文科学背景，喜欢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后一种人则大多是搞工程、系统论的人，我倾向于后者，所以当年看到这样的文章，就向最高领导人推荐过，后来最高领导人接受了这些意见，有系统地组织了这方面的研究和改革工作。

罗：你的这种说法，似乎给我的这个专栏自开设以来争论的问题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细细想来，所有被访问者发表的观点都是围绕如何使用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而展开的。“中信”总裁秦晓先生还提出了“第二只看得见的手”，强调大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起到的重要调控作用。现在的情况是……

李：现在的情况是，看得见的手经常看不见，看不见的手随处可见(笑)。

罗：这说明，你仍然认为改革中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应该不断加强。

李：是的。

李勇简历

1976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1976—1984年在空军航空工程部，1984—1991年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1991年后任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天津开发区总公司总经理。 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