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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伍剑）

打酱油的孩子

“都会打酱油了”，在孩子稍微懂事以后，中国的父母用这个说法来诉说自己培养孩子的辛劳和愉悦。喜欢喝一杯的父亲会对儿子说：“去！帮爸买一瓶二锅头。”半高的孩子抱着半高的酒瓶乐滋滋地跑回来，“爸终于让我去买酒了”，获得父亲的重视对孩子意味着有一种“对话”的权利。可能的话，兴奋的爸爸还会让儿子稍微尝一口烈酒，喝了一口酒后的儿子比喝了一瓶酒的爸爸更兴奋。从小开始，孩子们不知道喝酒是禁忌，如果要和父母相处得更好的话，买酒和喝酒是一个好的催化手段。

6月份，经修改后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酒类管理条例》增加了一条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酒类。

相对来说，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出入迪斯科舞厅和酒吧的中学生掺杂在年轻的人群中，抽烟喝酒和舞姿同样老练，偶尔甚至从他们的人堆里能闻到大麻的味道。新的《规定》意味着这些场所的吧台服务生应该向他们索取身份证明，《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考菲尔德就因为没有“合格证件”而只能请小姐喝可乐。这样的场景也许在深圳会出现得多起来。

在此之前的北京市海淀区，几十家商店与工商局联合起来发动了一场“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活动，有同样字样的纸板立在这些商店的香烟柜台上，商店的女老板对着电视镜头表示了自己在这次行动中的决心。

成人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关怀在中国有了新的内容，“打酱油的孩子”或者“打酒的孩子”买烟买酒是不符合规定的。当然这样的法规实行起来更像是一种成年人的姿态，因为它很难实施。只要有钱，孩子们能够买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

一切该有的似乎都已经有了：青少年的不轨行为，制止这种行为的措施，以及一个没有多少好转的现实——尽管它令人不快。

关键是：我们的孩子从来就没有在他们“自己”的规矩中生活过，他们的权利被忽略了。他们被要求放弃玩的时间，弄明白两千多年前“商鞅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弄明白“资产阶级”、“经济危机”是怎么一回事，学习雷锋刷洗永远干净不了的马路隔离墩，孩子们并不知道它们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家长说“等你长大了以后”才能给你权利，“长大以前”则无须知道。

一条法律针对的对象是没有任何权利意识的孩子，只能成为成人社会一厢情愿的制度。售货员可以不卖酒给未成年人，而孩子喝酒的原因可能是爸爸一时高兴，或者更简单——家里的酒柜没上锁。

紧轰油门

6月30日晚上11点钟，中央电视台新闻编辑罗刚值完晚班，却回不了家。这时他的妻子乘地铁来与他相会，被困在“军事博物馆”站，滂沱大雨阻住了一大批像她一样没带伞的赶路人。“可当时的雨带了伞也没有用”，她说，尽管罗刚就在500米外的一幛楼里等她。好在从兜里找出了5毛钱硬币，在站台的投币电话打通了罗刚的办公室，“你快来接我吧！”

罗刚开着他们的富康车接到了妻子，回到单位再送播音员马辛去宿舍。这时有一个电话打过来，有两个同事被堵在公主坟，说有一辆“凯迪拉克”和一辆“切诺基”冲进了立交桥下的积水中，骄傲的小车和骄傲的司机都熄火在水里。同事们乘出租车改道航天桥，提醒罗刚回家绕道而行。

罗刚和妻子绕道上了二环路，往南来到玉泉营环岛，环岛路上堵满了车。罗刚从报纸上知道，开车遇上积水最关键的是不能松油门，所以尽管车子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蹭，他还是踩着油门。发动机轰鸣着，马达的转速已经达到了5000转/分钟，应该换3档了，可是速度无法快起来，罗刚坚持在2档上运动。车到堵车地点，发现积水已经超过了富康车车门的门槛。等车过了环岛，罗刚的腿也软了。最后罗刚回到丰台的家中已是凌晨2:30了，他那个绕道航天桥的同事到达住地是1:30，那儿离电视台的距离是5公里。

第二天，罗刚的车子出了毛病，开了不到10公里就开锅。一路停停走走到了单位，在老司机的帮助下找到了原因：水箱风扇的保险丝因为浸水短路后烧断了。

报纸上关于大雨的各种消息也登了出来：密云水库12小时进水8000万立方米；花家地南里6楼地下半层的24户居民的厨房、厕所往上返水，最深时达30厘米，屋里一片狼藉；一辆车在通州一个铁路立交桥下淹没在2米深的水中，车内的两人爬出来，一人不幸落水死亡，另外一人站在车顶直到水退。

罗刚还从老司机那学到了一个本事，只要把车挂在1档上，一直不停车，一般的积水中行车就没问题，虽然慢点，可是能够回家。老司机还说：即使在国外，碰到同样的大雨，开车一样艰难。罗刚认为这至少说明北京的排水系统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城市的抗灾能力太差，还有人们自己的应变能力也不行。市政部门没有人出来给市民一个保证：下一次大雨来临的时候可以安心安全地回家。市民们要接受这样的现实，遇上大雨必须自己想办法涉水出行，或者干脆呆在房间里。大雨积水是不正常的，但是市民们要习惯。

有环保主义者对于这场大雨感到欣欣然，他们觉得北京地下被过度抽取地下水而形成的大面积的漏斗区有福了，如果在积水和漏斗区中间凿出一条通道就更有效了。更有甚者声称自己已经有发明专利，可防止雨天行车熄火。那项发明原来是一条接在排气管口的软管，原理就像白洋淀雁翎队潜在水中用芦苇杆做的呼吸器一样，可供汽车呼吸。

别“性”急

美国制造壮阳药“伟哥(Viagra)”的辉瑞(Pfizer)公司准备在一年至一年半的时间里进入中国市场，已经在中国医药管理局接受审核。

在美国，还有不少人承受不了每天花10美元买一粒“伟哥”的经济压力，Bear，Stear & Co.投资公司的总裁艾斯·格林伯格在报纸上看到了“伟哥”的新闻，对妻子说：“凯希，有人需要帮助了。”第二天，艾斯·格林伯格拿出100万美元救济那些买不起“伟哥”的“穷人”。于是对“伟哥”心怀不满的舆论又把矛头指向了艾斯·格林伯格：100万元应该花在更有用的地方，比如说帮助艾滋病和癌症患者，那个艾斯·格林伯格在沽名钓誉。艾斯·格林伯格对此不以为然，他说：舆论说我的捐助增加了人们对性的困惑，其实什么是性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胃口，就像“名利场”中的莫妮卡·莱文斯基，《护滩使者》和詹姆斯·邦德一样。性是每天的三明治不是蒂法尼的大餐，是水不是香槟酒。但是有人认为格林伯格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最需要“伟哥”的人是想依靠它来治疗自己的阳痿病，而不是那些想找更多快感的家伙。格林伯格有多少钱来治疗全美国的阳痿病人呢？

按照惯例，进口到中国的药品关税是20%～30%，相当于人民币100元一粒“伟哥”。100元享受一次，“伟哥”的神奇效果对于中国人来说代价昂贵，想买“伟哥”的普通人面临一个选择：是要高潮还是吃排骨？性是一个容易受到刺激的东西，在它被鼓荡到超越一切之后，口袋里钱不富裕的中国人经常得提醒自己，对“伟哥”的快乐的追求得经常停留在对它的欲望中。好在辉瑞公司在大连设有生产厂家，如果获准生产的话，快乐的价钱应该降到人们可以承受的地步。日前，辉瑞公司宾客盈门，希望代理“伟哥”的医药进出口公司都在抢夺这个赚大钱的机会。

“伟哥”比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更有吸引力，它改变了原来人们认为是正常的生活，力图以可能是虚幻的性快乐代替自然衰老的性能力。中国大陆还没有几个人体验过“伟哥”的效果，北京某医院正在招募志愿者进行“伟哥”疗效的人体测试，鉴于国外有人涉嫌服用“伟哥”后死亡，志愿者的报酬上升到了数千元。性高潮与死亡有关系，尤其是对大部分服用“伟哥”的老年人，这个事实谁都知道，但是没有人认为那个难以启齿的事实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是“伟哥”的刺激作用没有控制在安全的程度，还是这个药根本就是违背人理的？也许这个世界上存在着阳痿患者是正常的，“伟哥”提醒人们追求极度快乐是要付出代价的。

性有两种：性和被讨论的性。前者是一种私人的东西，每个成年人都已经知道了。在中国，性商店、“印度神油”、“安慰器”都是可做不可多说的东西。我们还有一年半的时间来讨论中国国情下使用“伟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假造“伟哥”的问题；混乱的药品管理是否会加大“伟哥”的滥用，中国有多少阳痿患者；在美国已经被滥用的“伟哥”如何冲击中国的性态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