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你老师

（文 / 李鸿谷 事件 八十）

老师发威，能躲就躲  

事件多耳光打在孩子脸上

今年9岁的朱海被全班同学打了耳光，是朱海的奶奶蒋太婆发现的。蒋太婆今年六十多岁，是武汉市三曙居委会的主任，这个居委会紧挨汉口的汉正街，在宝善街小学读三年级的朱海是蒋太婆的长孙。

原先也住在三曙街的大儿子一家由于搬迁，临时住在汉阳过渡，所以在三曙居委会附近小学上学的朱海，基本上由蒋太婆照料。

今年五一节前一天，蒋太婆的同事与她说闲话，问道：你家的小朱海现在好像瘦了咧！听了这话，蒋太婆留了个心跟，等到小学放学时，她有意找到朱海的同班同学问朱海现在表现，朱海的同学回答很干脆：表现不好，我们的老师还让我们一人打了他两耳光的。

被同学一人打两耳光，这让蒋太婆听来很是吃惊。等朱海放学回来了，蒋太婆假装不经意地问道：

“你上课是不是又不听讲，讲话了？”

“没有啊！没有啊！”朱海争辩说。

“你如果不讲话，老师为什么会让同学打你的耳光？”听奶奶说出这话，朱海愣了一会，放声大哭。蒋太婆当晚就赶到了学校，由于第二天放假，晚上在学校并没有找到领导和老师。

第二天就是五一节，这天上午是校长姚忠金值班。他一到学校就听门卫说昨天晚上有家长找到学校来，说孩子被打了。他问清大概，马上就把电话打到那位老师家里，在电话里姚校长刚刚问起是不是有这么回事情，电话那头就传来了哭声。姚校长心想糟了。

打耳光事件发生在半个月之前，那天是4月14日。

这天上午，数学老师冯丹计划给朱海所在的班教新课，但课堂纪律不是太好，朱海在下面讲话，冯老师批评了他，又接着讲课。不久，朱海又讲起话来，这次不是跟同学讲，而是接老师的话。冯老师一下就火了，厉声叫道：朱海站起来！然后，冯老师又喝道：你自己打自己两耳光！朱海当然不乐意。

不乐意自己打自己的朱海被冯老师叫到了教室的第一组第一排前面。冯老师再问他打不打，朱海还是不乐意。这时冯老师就决定让全班同学一人打他两耳光。从第一组第一个同学开始，每个同学都跑到朱海面前伸手打了他两耳光。

由于事情已经过去相当时日，再回忆当时情形时，老师和学生的说法有一定的出入。

老师说当时大多同学都只是轻轻地在朱海脸上扫过两下，只有五六个同学打的重了一些，把朱海打哭了。据此，老师与学校方面认为说打了朱海八十多耳光并不准确，并没有这么多。

同学们的回忆则补充了这样的事实，在一旁观看的老师还对那些下手轻的同学说：打这么轻，重新打！你们不愿意打，我就让朱海打你们。后来，冯老师还对另外一个同学说，你下次讲话，就跟他一样的下场。一队一队的同学打完了，这堂课还没有打铃下课，这时冯老师又开始了授课。

朱海的父母与奶奶也回忆当天晚上的情况，他们确实发现朱海脸上红红的，但并没有在意，朱海的奶奶还认为这只是天热的缘故。

冯丹老师今年20岁不到，刚毕业分配到宝善街小学不久。在接受采访时，她解释说她当时只是觉着老师打学生不对，但没有想到学生打学生也不对。为什么会想到要打学生，这位年轻的女老师解释说，她很怕教不好，别人会责怪她。这件事，冯老师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她说她当时就有些懵了，后来想起来也觉着后怕，所以对谁也没敢说。

蒋太婆也问自己的孙子朱海：为什么挨了打不回来告诉奶奶呢？朱海说，说这个事，太丑了。

学校知道了这件事当然很重视，学校领导三番两次地到朱海家赔不是，冯丹老师也到朱海家赔礼道歉。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尚处于良性状态，彼此还没有太介意与纠缠此事。甚至学校征询家长意见是不是想开除这个老师公职时，蒋太婆还说千万别这样，现在找 一份工作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后来当双方坐下来谈如何处理此事时，谈崩了。家长方面提出了3条要求。第一，冯老师在全班向朱海同学道歉；第二，冯老师不能再带这个班，因为朱海看见她就害怕；第三，学校专门找一个老师辅导朱海的学习。他们在第二条上谈崩了。

学校一位领导说，这学期也快结束了，下学期再换老师也许更合适一些。而家长则说，要马上换，因为孩子害怕这个老师。在这时，另一位学校领导脱口而出，你们的孩子怕老师，那我们的老师还怕带你这样的学生咧。这一下，彼此没法再谈下去了。

学校与家长的处理意见没有达成一致，但学校还是按步骤开始处理此事。冯丹老师受到了全区的通报批评，学校扣发了她今年一年的奖金，并决定她今年不能升级。学校也决定马上让冯丹老师在班上向朱海同学做检讨。这次检讨还安排朱海发言。为了这个发言，朱海回家要事先准备准备，他写了个发言稿，大意是：上冯老师的数学课，我讲话，冯老师让同学打我。同学打我是不对的，冯老师让同学打我也不对。我上课讲话也不对。这个发言稿让蒋太婆看见了，她一看就火了，明明说好是冯老师向朱海做检讨，为什么现在又要朱海也做检讨。

这样，家长与学校弄得更僵了。

蒋太婆向学校明确提出要求：打一耳光赔1万元钱，学校赔80万，这事才算完。家长的价码一开出，学校觉着很难办了。

学校在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学生的身心健康同样重要  

事实上，蒋太婆是拿这个价码与学校斗气，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再穷，也不会穷到让别人打我们孩子的耳光来赚钱吧！”她说她最生气的是学校没有认识到这件事给孩子心灵带来的创伤，现在孩子还小，不明白事理。如果学校不把这件事带给他的阴影尽量消除。他长大了会怎样想这件事呢？他有了尊严意识后又会怎样看待自己的这次被打耳光呢？蒋太婆说他们做家长的，现在想起这件事就心痛而且害怕，但是还不敢在朱海面前多说这件事，怕给他带来更多的不良的心理积累。比如现在准备给朱海转学。而朱海自己却不想转，因为在宝善街小学他有很多小朋友。而家长只能哄着他，说新学校更好，还不敢说因为这件打耳光的事情。

6月15日，这一事件终于有了一个结果。朱海转到另外一所小学读书，学校赔偿朱家1000元钱。

态度 老师是最吃亏而不讨好的职业

25岁的刘平今年考了武汉大学的插班生，但成绩离分数线差3分，能不能被录取，现在还是未知数。

刘在一年前停薪留职辞掉了他的老师工作。辞职前，他是湖南省浏阳市牛石中学的老师，教语文和政治。他还是这所学校为数不多的几位优秀老师之一。学校计划让他带初三毕业班，这对于一个刚毕业不久的新老师而言，已算得上是殊荣了。但他还是拒绝了。

但当我们坐下来谈他真正的理由时，他说：“我用我当学生时最痛恨的办法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太没有意思。”

刘平自称他读书时是个混混是个小痞子。刘在高中时考进了他们城市的重点中学，但过不久便与班主任发生冲突。冲突的起因是刘与班上的一个同学为打开水之事打过一架，而这个同学恰好又是班主任的表弟，这下刘就有口也难辩自己的委屈了。随后，刘平就成了老师口中的“坏了一锅汤的老鼠屎”。甚至冬天也不允许他戴手套，虽然他生了冻疮。这样刘平就径直走向小混混的队伍里，经常打架斗殴，被学校处分了好多次。

上高二的第13天，他和家长被学校请去了。学校给出了两条道路。一是开除，二是转学，如果转学，学校可以取消一切处分，给个好评语。刘平唯一的选择只能是转学了。结果转的那所学校更糟，刘平“混”得更厉害了。他家人看他这样也不是办法，于是动用一切力量，在他读高三那年把他转到浏阳市的一所省重点中学。在转学考试中，除了语文，刘平所有的成绩都只有20多分。校长说，我也是没法才接受你。你能不能毕业就靠自己了。

这一年刘平倒是刻苦攻读，竟也拿到了毕业证，但没有考上大学。随后他又复读了一年，终于考上长沙大学。

毕业后，他告诉家人要回他当年被劝转学的那所中学去当老师，表现给他们看一看应当怎样当老师。但家人打消了他这种可笑念头。这样他进了牛石中学。这是1995年。

当时整个教育界素质教育呼声正高，刘平到了牛石中学，正可以被容忍表现自己的能力。

刘平改革了语文作业教学，他要求他的学生每天写日记，每两周有一次口头作文课。随便找出一样道具，比如地球仪什么的，让学生一个一个上台来讲他看到什么，藉此练习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开始学生们不习惯他这一套，后来竟爱上了他这套方法。于是，学校的公开课，他总能出风头。他对学生在作文中出现的错别字，并不像一般老师在作文本上改完就完了，而是把最常见的错别字列出来一个一个的讲给同学们，比如“大吃一惊”，学生们爱写成“大吃一斤”。刘平在班上讲：你们在回家的路上看见牛屎，谁能大吃一“斤”，就上台表现给我们大家看一看。班上学生在哄堂大笑声中，明白地记住了“惊”。

在这年年末的全市统考中，刘平所教的两个班语文成绩在全校五个班中，分别只排第三与第四位。这一结果否定了他所有的努力。年终的考核评定，他仅得了个“中”，年终奖金也仅400来块。

第二年，刘平被安排带一个班的语文与两个班的政治。他决定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在钻研历次统考试假之后，他自己出了10套语文摹拟考卷和8套政治摹拟考卷。在学期结束前一个半月就完成了新课的讲授，开始了摹拟考试。

刘认为他的考试方式既原始也有效，比如政治。根本就不跟学生们讲什么，根本就不期待他们理解什么。每次考试，凡达到80分以上的学生，就自己去订正没有答对的答案。而80分以下的学生，则告诉他们标准答案，让他们去背，背过之后再考。再次考试80分以上的也可以过关，还在80分以下的又背又考。语文也和政治一样，考过背，背过再考。刘总结规律是，一般如此3遍以上，全班的学生基本上都可以达到80分以上。

但是学生对这套方式痛恨至极，每次再背答案再考试总有学生逃跑，刘就一个一个把他们抓回来。在这套办法之下。刘平终于出了“成绩”。在这一学年的全市统考中，他所带的两个班的政治平均成绩在全校名列一、二名，在全市近200个班级里，也排到第十名和第十五名；语文的平均成绩也在学校列第一名，全市排第二十二名。随后他被评为学校的优秀老师，年终奖金也拿到了1500元。正是在取得这些成绩后，刘离开了学校。

刘平反问道：老师有什么权力？一进学校就被反复教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手打学生，但在那种紧张气氛下，谁也不能担保什么。“这不是让老师很为难吗？”他说，他们年轻老师在每次上课铃响后，拿着课本离开办公室时都相视而言：“走，我们又摧残学生去了！”

素质教育呼声正高，老师不再是仅仅传授一些书面知识  

方法 老师权威的建立

李卫说他分配到学校后，受到前辈老师的第一个教育就是：如何给学生一个下马威，建立自己的威信。李分析说，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一般开始并不会从学习入手，而是先从其生活习惯着手。比如做清洁，比如队列训练等等都是校正学生习惯的内容，要训练学生对这一切形成条件反射，一提到什么事情，学生有本能的反应。

李卫1995年从湖北荆州师专毕业，他是学校的优秀学生，属于可以优分的对象，这样他被分配到了武汉的一所中学。不过，他现在还没有做班主任，所以也没有机会完全实施他所说的那些方法。

我们讨论了学生上课讲话这一现象，李卫讲述的对上课讲话学生一系列成系统的处理方式是：如果有学生上课讲话，被老师眼光扫巡后还不自觉停止，他会被请到办公室里去。这套系统自此开始启动。老师一般对到了办公室的学生并不特别理睬，这叫“冷处理”。学生呆在成人堆里，不久便会不自在，开始焦虑，渴望回到同学中去。这一切都逃不过老师的的眼神，这时老师准备处理问题了。不急不慢，老师会问学生：你觉得你今天犯了什么错误。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如果学生表现出不认错不合作的态度，老师会使用的一招就是找来一份报纸，让这个学生从开头读到最后，“你不是喜欢讲话吗，今天让你讲个够”。不念完报纸，学生当然也不能离开老师的办公室。不过，大多进了办公室的学生会很快就范。下面一个步骤就是老师跟学生订下处罚条约。“如果下次讲话被我抓住了怎么办？”学生为了急于离开办公室，显然会胡乱想出一些自我惩罚的办法，如写检讨，如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等等。

在这一套过程中，老师总是处于主动的角色定位里，而“坦白从宽”在这种谈话里是贯穿始终的主导思路。老师的开白场永远都是：“你说你今天犯了什么错误？”

这一套过程当然显示了老师与学生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显示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最后帮助老师建立了自己的权威与威信。

观点 老师就是管学生的

刘嘉有次开车违章被警察抓住了，要扣照。刘嘉跟警察说好话，说他所在的小学与警察很近，是“亲戚”单位。警察听说他是老师，很有道理地给他来了个总结：老师是干什么的，管学生的！我们警察是干什么的，就是管违章的。

刘嘉说他听来了一个真理：老师就是管学生的。

在一些小学里，刘嘉经常听到一些老老师抱怨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教了，又不听话又不敢打。说起这些老师，刘嘉总有一些不屑，教了几十年书，还不明白老师是干什么的。

刘嘉其实不是正式的老师，他至今也没有老师任职资格证，但他不时会被一些小学当做专家请去为学生们辅导数学。他自己也有长期的数学竞赛辅导班，学生多的时候达到500多人，现在也有300多人。这些学生按不同年龄被分成4个年级，每周一次或两次很正式地上课布置作业。而且他还是纳税人。这种被称为“社会办学”的竞赛辅导班，武汉市就他办得最有名气也最具规模。

刘嘉成为武汉市教育系统一个很奇特的人物。教育主管方面从来也不承认他，而家长却很欢迎他，同时一些小学也很欢迎他，他有本领让学生在各种数学竞赛里拿到名次。刘嘉自己也没有统计他所教的学生的得奖率，但在社会上传说的得奖率是很惊人的。

许多家长口耳相传找到了他。在这种民间传播中，描述刘嘉的第一句话往往不是他的成绩，而是“他经常体罚学生的”，还有传言说没有学生没被他打过。——而这一描述，在许多家长印象里甚至比他的高得奖率更深刻。但是，仍然有一批一批的家长把孩子送到他的辅导班来。

刘嘉很正大光明地实行着一套在一般学校万万不敢采用的教学方法。他每半年考试一次，按成绩排座位。成绩好的就坐在离黑板更近的前排，成绩不好的只能老老实实坐在离黑板更远的后排。当然，在他这里也分快慢班。他觉着孩子成绩跟不上的，会很明白无误地跟家长说，你把他带回去算了，免得浪费时间和钱财。当然他也有奖励的措施，比如每半年考过之后，成绩在他定的分数线上的学生，不仅可以坐好位置，还被免掉这半年的学费。

家长们回忆他的教育主导思想，很简单，他说：你们如果长大了想去踏“麻木”(三轮车)，你们回家就可以睡觉。老师我当年没有12点以前睡过觉的。数学没有别的巧，就是你给我做题。

刘嘉跟我解释说，现在许多人认为小学生不需要学会竞争，而我认为恰恰相反，必须从小学会竞争才能在这个世界生存。

在他的辅导班里学习，他认为这是可以教会孩子竞争意识的好地方。他采用的方式备受家长注目，当然也是一般学校不敢想象的。在他上课时，学生凡犯有讲话、做小动作、不安心听讲等错误，他就极可能走过去，这时犯错的学生已经哆嗦着站起来，他手里的一根教鞭，对着学生要不打屁股，要不打手心。

在这种辅导班上课，差不多的学生都是由家长相陪而来的，刘嘉还特意当着孩子的家长打他的孩子，但家长似乎都无异议。刘回忆说，这些年来，打孩子也只与一个家长闹翻过，后来还和好了。

刘认为，老师的权力应当得到充分的承认。

他分析说，站在人权的角度而言，儿童与所有的人一样拥有权利，而且不能被侵犯。但如果简单地这样认定，就会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儿童的思想与行为是不完整不健全的，有些思维与行为会对个人的成长有害，这些东西当然要纠正。谁来纠正？老师这个职业应当是有权的，也是应当被认可的。

纠正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现在被广泛认可的交谈式的方式，另一种就是体罚式的。比如过去的皇帝。一个国家最大的一个人物吧，但他的老师还不是有教鞭，在他犯错时打他纠正他。

刘嘉认定，体罚的方式是在学校被最广泛采用的方式之一。比如留下来，比如罚做作业等等，这些你能说它不是体罚？这些方式无论如何批评，总比老师对学生不理不睬视若无物要好得多。而对学生不理不睬，现在正在成为一些不知该如何管教学生的老师采用的一种办法。这种被刘认为是“杀人不见血”的办法，可能会真正摧毁学生的身心。

刘称，与一般学校采用隐性的体罚方式不一样，他更喜欢直接的行动。因为一旦体罚，老师与学生的不平等就马上显示出来了，也就马上暴露了矛盾，也就使矛盾的解决成为马上的问题，并且迅速解决。而老师与学生最怕的就是彼此藏着掖着，矛盾被隐蔽着，最后演变成师生的互不信任。

刘嘉给老师的定位正如前述，很明确：老师就是管学生的。在为自己行为寻找理论基础的同时，刘嘉也注意到了教育的亚洲方式与欧美方式的不同，他归纳说这是因为文化传统不一样。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权力决定规则，规则体现秩序——老师当然也是权力环中的一环：而欧美则是法律决定权力，法律体现秩序。

常规与非常规

为着这次采访，我去找过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教育学研究专家孙锦涛先生。孙先生游学甚广，在日本拿到教育学文凭后，又先后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去过欧美。

但是我们的谈话长时间不合辙，后来还是孙先生发现了问题的症结。他说，你所研究的是老师的非常规行为，而我们这些教育研究者多是研究老师的常规行为。他说他很难为我提供什么帮助，他的同事也很难。“非常规行为”还没有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但是，孙说，这种研究很有意义，对他们这些专业人士更有意义。

大量的采访不能进入以个案为叙述方式的文内，但这些内容至少是可以为个案叙述提供背景的。

分数与名次成为衡量的标准，几乎也是每个学生的压力  

压力

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认为他们的压力过大，一些年长的老师今昔对比，这种感觉来得尤为强烈。压力是弥漫性的，它落实在老师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每个城市，特别是中小城市，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每学期或每学年都有不同形式的统考。考试成绩被据说很科学地分类排序，可以认定这种分类排序是为着量化地研究如何搞好教学，但其最实际的应用却在另一方面。在这种排序中，学校的位次一清二楚。在一些大型的统考时，比如初中升高中的考试，这种名次的价值就大大体现了。近年中考成绩出来后，宜昌市电视台总要接待来自家长自费的祝贺广告。重点高中入学率最高的那所学校被那些歌星深情地歌唱着。

没有学校敢不在意这一现象。如果你的升学率下降，紧接着你的生源也就成了问题。家长宁肯掏大价钱让孩子到高入学率的学校去读书，也不会到你学校里来。如此一来，学校要翻身难矣。

一位退休的老师评价说：“现在的学习更像体育竞赛，分数与名次成为衡量的标准。在这种循环里，谁也不敢掉队。”但他又总结说：“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读书呢？”

学校的压力当然会往下传递。对老师们的评价又与分数与名次相勾连，你无法逃避，奖金和收入也与分数和名次挂钩。你可能一学年只拿400元的资金，也可能拿到1500元，这关乎你的班级平均分与名次。

老师的压力又会往哪里传递呢？学生，唯有学生！在这套系统里，未成年的学生成为压力终极的承受者。这公平吗？

动机

所有老师都宣称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学生好。哪有老师不希望自己学生出息的呢？这一高尚的动机，相信不会有太多人怀疑。

但是，正如前述学校与老师面对的压力，毫无疑问，与分数挂钩的评价体系和奖金分配介入，已清清楚楚表明了决定老师行为的另外更重要的因素。这一系列的评价体系的介入，并不能否定动机的高尚，但是它至少为观察教师的行为提供了另外一种方式与可能。人们有理由观察高尚动机背后所含有的另一面。当然我们还可以有另外的观察角度，但客观地说与老师谈话，不首先承认他的高尚，谈话很难进行。

我在与老师讨论动机问题时，往往不能深入。正如老师会在学生面前坚守自己的威信，老师在与非老师的交流中，坚守的是自己高尚的动机。我甚至在交谈中在再三向打断我说话的老师要求：“能不能让我把我的想法讲完呢？”老师不愿意面对你对动机背后事实的叙述。

每个老师在叙述时，都认定现在的教育制度设计本身有问题，但是作为这种制度最直接的实施者，他们却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问题。

权力

在不同时代长大的两代人，老师与学生。——老师成长的时期这个国家尚处于短缺经济时代，而现在的学生们则已经在过剩经济时代享受消费所带来的快感。老师与学生都对对方有着相当多的不理解，学生的不理解倒也罢了，老师的不理解所表现的方式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权力的过度使用。

很多老师很委屈，他们说我们现在哪里还有什么权力可言，过去的老师把学生打几下不足以论，而现在你敢吗？

不过，要统计现在老师的体罚的具体数据的确是困难的。从老师的角度看来，已经是少之又少了，而从传媒报道的角度而言，现在差不多是层出不穷。可以解释的理由是，时代的变化使老师更被广泛关注了，而这种关注又是以每个个体自我权力意识的增强为前提的。在这种情况下，老师的权力受到广泛的质疑，随后的调整势在必然，这种调整又必须与整个的教育制度的改革相适应。

老师们也很迷茫，一位老师曾反问道：“谁能确定老师权力的底线在哪里？”

反差

有两种反差被发现是广泛存在的。

其一是老师的自我评价期许与社会真实评价现实的反差。

我的一个采访对象夫妇都是老师，不同的是，丈夫是大学教政治的教授，而妻子是一中学的班主任。他们两人的每月总收入竟是丈夫不如妻子，而丈夫还是政府津贴的享受者。妻子在丈夫面前是得意的，她的收入高啊。但是面对像我这样的陌生采访者，她对自己的收入却更多表现的是不满，她认为她应当更高。“社会上那么多比我高得多的人。”但是社会上更有比老师收入低得多的人。我在宝善街小学采访，学校的姚校长就告诉我，他们周围很多人议论老师时就说：也不过就是一个仅仅相当于高中毕业的小学老师，凭什么拿得比我们还高，而且还这么稳定——反差因此出现。

对收入现实的评价反差又掺和了另外一层评价——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老师，在想象中的价值与现实中的价值的反差，如此累加，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总不能合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