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人民，还请教什么呀？”

（文 / 舒可文）

孟京辉

今年下半年，北京将有孟京辉导演的3部话剧上演，以至被剧院里的人戏言，今年是“孟京辉年”。

孟京辉的戏几乎每一部都得到了媒体热情充分的关注，形态上的新奇和平俗的台词都是他的剧作令媒体兴奋的因素。近期，他的新作《坏话一条街》已进入排演。

《坏话一条街》中有什么不同的设计？

孟京辉：这次我可能让它更俗，我要用很俗的东西和观众说话，达到另一种效果，我不能说达到雅的效果，可能还是俗。俗是什么？就是最接近生活。以前一般是这样的：生活里有一些细，现实主义把这些细节提炼一下，超现实主义把它变形，伪现实主义把这些细节原封不动搁那儿了。用这些方法也会不错，但我这次要把细节变得更细、更极端、更琐碎。这就是说，原先是把它提炼“出来”，我现在是干脆自己跳进去，进入其中。这种方法会让戏更有形式感，更生动。

《思凡》里还有点什么象征，这次我不要了。我要让人热爱生活，就这个肮脏的、平庸的、令人作呕的生活。《等待戈多》里有一句话：对于不能改变的事情就只能逆来顺受。对于现在的琐碎的生活细节，我们改变不了它，怎么办？我们能改变的是生活状态，干脆，拥抱这个令人作呕的垃圾场，干脆进去。进去以后，让观众看着我们热情地、疯狂地蜂拥而上地融入生活，这时再去想问题。不能站在生活外头。

这与你受的教育有关吗？

孟京辉：以前我们也说，艺术家必须和人民站在一起，深入生活，但这不能就说是人民的代言人，只是其中敏感的一员。向人民看齐，投入生活不是去做人民的小学生，接受再教育，我不想做小学生。那种艺术家所谓的深入生活，到人民当中去，向人民请教，得出的尽是一些无聊、虚伪的思考，他们容易被表面的东西吸引。我说这种和人民在一起，是个态度，你投入现时的生活，不管这生活是什么样，你就是人民了，还请教什么呀。

还有一点不一样。原来我注重前卫性、先锋的姿态。这些东西当然也重要，但不能多提。多提招人恨，也招自己腻歪。我原来一直爱说实验，何勇有一次说：“实验个屁，你搞的就是戏剧，不是实验。不管你的行为是不是实验，你做的是戏剧。”我觉着他说得对。实验是对自己负责，现在我要做人民的戏剧。

实际上，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对生活的反思，或者说是对现象的反思。

请谈谈你这些年的戏剧创作经历，也就是这个反思的经历。

孟京辉：最早是1993年的《思凡》。那时候充满活力，充满想象，充满了要跟别人不一样的反叛。你们那样，我就非得跟你们不一样。《思凡》从深刻变成轻松，从轻松里透出深刻，但又不是特愣的那种深刻，有点玩味的意思。而且强调技巧。以前人们老强调技巧次要，思想多重要。这个《思凡》就显示了技巧的重要。

第二是《我爱×××》，我个人最喜欢这个戏，虽然它只在小范围演出。在这个戏里，我们找到了一种创作方法，跟世界观相关联的一种方法。我们就能从“我爱”这两个字生发出对我们一代人、对这个世纪的思考。我们的趣味，我们的浑不吝，我们这种所谓的没有道德感，都在这里生发出来。还找到了方法。居然，我们就敢不按我们学到的东西走了，居然创造了。对我来说，这次的创作是个飞跃。

后来的《放下你的鞭子·沃依采克》是与德国人合作的。这个戏主要是了了我个人的一个心愿——想把布莱希特和戈达尔他们那种思想在戏剧里体现出来，而且这种体现是跟自己有关的。

《阿Q同志》没成功，这也没什么可抱怨的，这就是生活。这个戏还是继续《我爱×××》那种方法，我把这种方法叫做“形式创作”方法。

我们所受的教育里老强调内容决定形式，好一点的说形式也是一种内容，或者说，形式是有意味的内容。从我个人的创作经验讲，这些全是瞎扯。形式就是全部！当我们谈到形式时，根本没有内容这个对立面。面对形式时就只有形式。面对形式那种辐射，形式产生出的力量，还讨论什么形式和内容，所有的问题全乱了。这只有创作时才能感受到。

前不久，我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对林兆华的《三姐妹·等待戈多》的讨论，那是什么呀？林兆华的戏是个非常前卫的实验，那个讨论是个很反动的讨论，还用原来那些老概念讨论。林兆华那老头特棒，他有艺术家的品质，他同时代那些人跟他比，现在都显得委委琐琐，很笨。

《爱情蚂蚁》？那是玩，是个小品式的前奏，为以后搞大型的、表达壮烈情节的戏做准备。为以后想搞的东西提前预预热。

经你提醒，我这么一想，觉得挺高兴。因为在这个戏剧发展阶段中，我在里头，而且好像还走在前头，没落后，而且一直往前走着，走得还挺舒服。

你的戏里总洋溢着轻快、俏皮的气氛，是因为你年轻，还是出于玩的心态？

孟京辉(右一)正在指导演员排《阿Q同志》  

孟京辉：我们，包括搞戏剧的，包括现在的画家，太容易了。为什么说容易？大家都迅速找到自己的风格，迅速成名。但这不够。永远要向人民看齐。人民不管你什么风格，人民要求你有聪明的脑子，要求你有积极的态度对待这份生活。积极，只有积极才能鼓舞你的同伴。积极的工作最重要。

有时候，如果在朋友圈儿里说，我搞艺术，人家会说：“你装丫挺的。”太落伍了。要是跟外人说，我是搞艺术的，人家会说：“哟，艺术？不懂。”弄得自己不好意思。其实这跟创作者自己的弱点有关。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说，我就是艺术家。我这么说是负责的，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说我不是搞艺术，是玩？我不这么说。玩只是工作时的心态，兴奋。但是在创作得有艺术家的基本心态，艺术家的责任就是不媚俗，这对戏剧太重要了，因为它除了有很多戏剧要求外，还要面对观众，太容易媚俗了。现在一个人要面对另外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甭说心灵，眼睛对眼睛都发虚。

现在的人在社会上活得好像都挺平和，可以对父母孝顺，对妻子忠诚，对老板、对各种人，在不同时候出不同的道德牌。不会出什么大事了，不会做什么震荡人心的事了，但是也缺乏激情了。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缺激情了。看到有人有激情，就先是有点不好意思，过后又想，我要这样多好啊。

大家老说精神生活多好啊，物质生活算什么呀！这是胡说八道！物质生活一样可以活出激情来。有时候我跟朋友一起吃喝玩乐，怎么了？挺风雅的。精神的东西自己保存住就行了。其实，激情有了，什么生活都可以过。平淡的、奢侈的、为政治的，都可以过。这是新的生活的勇气。我自己在家看看书，有快乐；跟女孩调调情，也挺快乐，但这都是私人的东西。公众的事情就是工作。不是劳作，是创作。

你说的不媚俗和向人民看齐是怎么一种关系？

孟京辉：这问题我是在去年想通的。人民智慧极了。你只想想我们听的黄色小笑话，那是真精彩，常让我们笑过之后，感叹着：这是谁想出来的呀！这种智慧是艺术家没有的。艺术家如果拥抱生活，有了人民的心态，具备了人民的视点也会有这种智慧，也能创造那么生动的东西。

我说向人民看齐是个心态，和人民过一样的日子，你就是人民了，你还请教什么呀，你还考虑什么观众呀。在《坏话一条街》里会体现这一领悟，带入一些个人的东西，我就是人民，把我自个表达充分了，就是人民的艺术家。

我跑了不少艺术节，去年10月又去日本，住了半年，看了100多出戏。我是不准备为外国人排戏，绝对不给艺术节写戏。给我多少钱也没劲。我有那份精力，我要贡献给人民。这不是夸口。如果你的工作没有观众，等于什么也没发生。

1996年《阿Q同志》之后，我特怀疑，人的创造力有限，我这禾苗又体弱多病，还风吹雨打，怎么办呀？现在我觉着，没那个！别做禾苗了，做小草吧！最皮实。 孟京辉思凡艺术喜剧电视剧坏话一条街戏剧爱情电影智利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