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追踪：你好！这里是妇女热线

热线创办人王行娟  

“我看见妈妈和别人在一起……”电话里是一个小男孩怯怯的声音，他说自己13岁。作为志愿者在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妇女热线担任主持人的兰慧接到这个电话时呆了。打妇女热线的，什么人都有，什么内容都有，但一个小孩因为爸爸妈妈不和向热线求助，却是她第一次遇到。兰慧不知道从自己的道德经验或知识体系里，能提炼出什么给一个孩子。占热线婚恋咨询的60 ％是婚外恋问题，对待成年人，咨询员可以小就来话者的行为作任何道德评价，对孩子也这样吗？电话突然就挂了，孩子慌慌张张地，兰慧只听到一声门响。

直到晚上8点热线结束，兰慧始终无法集中精力昕其他的来话。那一夜，她甚至没能入睡。自责和内疚，纠缠了她几天。她一直盼望着还有男孩的消息—他需要帮助。

改变来话者对待问题的态度、打破既有的思维定势，这种努力尽管无法从一个具体的电话中看到将来的效果，然而确实是妇女热线试图要做的事情。可是兰慧能帮助一个13岁的男孩认清婚外恋的问题吗？据说，西方的热线与中国有些差别，其一在于他们的热线分类很细，技术性和精神性的资询严格分开，细致到有专门回答关于婆媳关系的热线；其二在于中国的指导性特色较强，来话者总是寄希望于获得具体的行动指南。两个差别就足以将咨询员抬到一个不轻松的高度，兰慧受挫大体在此。

兰慧能从这件事上解脱出来，得益于每月一次的业务研讨会。在会上，兰慧把这如梗在喉的问题抛出，引起了咨询员们的共鸣—大家都有类似困扰。最后的共识是：“你得把自己当作普通人看待，要知道好多事你解决不了。”一个矛盾的自我安慰。用妇女热线的最低目标—给来话者倾诉、宣泄的机会，它是说得过去的。然而既志愿做社会的润滑剂，承载着民众精神情感领域的解惑者角色，妇女热线便不可选择地陷入两难。具体到每个咨询员，在面临别人情感垃圾的倾泻时，不学会在最低、最高目标灵活转换，便会殃及自己的身心健康。

今年5月底，运行了近6年的妇女热线建立起咨询员情感支持小组。有资格担当督导的咨询员上升为普通志愿者的情感导师，她们家中的电话被称为督导热线。但有位督导明确地说：“咨询员每周可就自身问题打电话与我探讨，但只能一次，否则我也会受不了。”她对情感垃圾的负面影响作清醒的拒绝，“其实健康的人，会在自己周围建立起一个固定的支持系统，家人或者朋友。我搞心理学，但我不会和同行探讨私秘问题，而我的几个不同职业的好朋友，却是我心灵的调剂师。”

红枫妇女热线一直人来人去，前后吸引了志愿参与者150多人，目前在线上的近100人。走掉的有些出于客观因素，有些却是因情感衰竭，无力付出。情感支持小组的建立，让妇女热线的志愿者们不仅只是关注者，也开始倾听自己的声音。志愿者们说：“这让我们不断地成长。”

崔晴已在热线服务两年，因为曾经是热线的受益者，她对“成长”体会更深，她说：“如果我早些遇到热线，，人生会是另一种状态。”

1988年，只身闯深圳的崔晴没有想到，她在北京的家会受到另一个女人的侵扰。当在电话中得到证实时，她晕了过去。两个月内，崔晴不作任何妥协，坚持让婚姻解体，自己却在伤痕中无力自拔。有一天，崔晴拨通了电台“夜空不寂寞”的热线。作嘉宾主持的心理学教授问崔晴：“是谁把这个痛苦强加到你身上的？”“是他！”“他用什么方式把这个痛苦加到你身上的？”是啊，别人能把痛苦放置于自己的心上？崔晴突然了解，所谓痛苦，不过是自己的认识所致。由此她开始自觉地从危机中走出来，“危机意味着危险和机会并存。这次经历使我后来成为‘夜空不寂寞’的节目主持人，我经常把个人生活中的困惑变成听众提问抛给大家，在交流讨论中，在看似帮助别人的举动中，我获得自己的解放”。

崔晴现在在北京玩股票、开广告公司，样样成功，很是忙碌，“做妇女热线的志愿工作让我有这种活力。我愿意把自己体会到或经历过的东西，与来电话的姐妹们一起分享，我相信我的某句话、某个观念也会给别人启发、触动，像当年的我一样。助人就是一个被助的过程。我一直相信‘杯满则溢’，有‘受’才能‘给’，而‘给’和‘受’都是相对的。现在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强了，方式更妥当，而态度更积极。生活仍会是坎坷的，但我却是快乐的。”

退休后到妇女热线作专职人员仅半年的魏女士，也有收获，她懂得了一个六十几年没考虑过的问题：“爱别人，首先得爱自己。能负起自己责任的人才能负起更多的责任。”

（为尊重采访者，本文均用假名） 妇女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