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俗不艳俗

（文 / 舒可文）

丰收系列之一1994年  

中国手势 李路明  

肖像系列刺绣 常徐功  

早在1996年，由批评家栗宪庭、廖文策划的《大众样板》在北京艺术博物馆展出曾引起过一阵议论，那次展览的规模虽不算大，但据计票的门房说，大约有3000人观展。可能这个数字有些夸张。除此之外，在那阶段还有过《艳妆生活》、《皮肤的叙述》等展出。这些展览中的作品，从表面上看，都是喜气扬扬、大红大绿，俗艳之至。这就不免引人发问：如此恶俗、也可称为艺术？谁料到，在这之后，“艳俗”竞也成了一个不小的“运动”，名正言顺地打出“艳俗艺术”的旗帜红红火火地铺展开来，现在似乎已颇具阵容。

艳俗艺术虽举艳俗之旗，但其旨趣与我们在生活中消费的大众文化明显不同，它们不是在生产艳俗产品，而是在模仿艳俗产品，它与现实明显相关，但又是一种“故事新编”（郭晓川语）。由于其夸张的模仿，使不少人从中读出了反讽的意味。如俸正杰的《浪漫旅程·世界公园》系列作品，它的对象全部是新人的结婚照，画面上的人化妆成前清遗少或资产阶级公子小姐的浪漫模样，做出电视剧叶恩爱情人的别扭姿势，背景自然也是世界著名、或典型的豪华建筑。看得令人肉麻。这是一种带有调侃式的揭示，揭示的是平民对“贵族”的模仿，这种“贵族”其实仅仅是资产阶级、电影明星之类，是有钱人。在我们的生活环境的突然变化中真的变成有钱人也逃不出艳俗色调。常徐功的《肖像系列》中选取的对象都是真的“有钱人”，或大款、或掌一方之权者，常徐功在表现这些对象时所用的方式是传统刺绣，规格是“标准像”，画面四周是闪闪亮亮的饰灯，画中人西装领带的光亮与一脸的土气露出伪造生活的痕迹。

在这类艳俗艺术作品中，艺术家似乎对当下的世俗景观持抵抗、批判的态度。但是多少也显露出无奈的心绪。这种无奈不仅在美术作品中有如此直接的表述，我们在张楚对吃得有些撑的人民的保佑声中，在崔健《无能的力量》中对艳俗环境的摇滚，在孟京辉《爱情蚂蚁》中的唠叨，都感到因此倾向．

也有另一种艳俗作品体现出对世俗景观的赞美，郭晓川在谈到这类作品时，转述了一位艳俗俩家的体会。这位画家说他的母亲过去用火钳烫发，这是一种纯朴的追求，一种愿望，虽然世俗，但是真诚，被栗宪庭称为最具代表性的艳俗艺术家徐一晖对世俗生活景观也有类似的表述，他的陶瓷作品《快餐饭盒》中的快餐和装置《私人电视台》中的英雄形象，都暗示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生活在某一样板的俗文化中。他说，如果说作品中有反讽的意味，也是对自身的发言，对知识分子身份的发言。以前我们总以为可以用某种方式教化大众，现在我借用大众文化的样式—陶瓷、电视机—反过来向自己发难。我有意识去做这种艳俗的东西，而我肯定不是原生的文盲，在我的个人生活中当然不会认为越俗越有意思，如此做法是提醒知识分子关注自己的身份。个人的痛苦和欢乐在巨大的世俗力量面前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成为私秘的个人经验。生活中需要激情，商人们就为大众制造了激情，如《泰坦尼克》。知识分子是否也制造了某些激情，值得一想。

艳俗本是我们周遭生活的大色调。各种姿态的做秀无处不在。名牌一上身，人也俨然名贵起来，在讲究香水的香型意趣时，似乎半辈子以来一直密切追踪着名牌香水的演变细节。对富足生活的追求是人类善良美好的愿望，但富足如果以某个榜样的形式被迫求，就显得仓促、做作和急赤白脸，就像当年欧洲的中产阶级对贵族的模仿·样，自卑和自负混杂，必定艳俗。何况，我们与所模仿的西方榜样在空间上的距离又使模仿分不清青红皂白。我们的生活面貌失却了师承的基点，失却了基本的视觉和谐。

这怪谁呢？谁又能怎么办呢？艳俗艺术家们“也只能证明他们生活在充溢着艳俗趣味的时代中这个事实，并在模仿、提示时代的这个侧面时，保持一点反讽的立场”。（栗宪庭语）也只能如此。

甚至艳俗艺术这种形式本身也带有明显的西式影响。从英国老牌的波普艺术家理查德·汉密尔顿的一幅《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如此有魅力》中已见艳俗，虽然今天看来，那画中的物件，诸如收音机、电视机等，都显老式，但其精神状态与今日艳俗世风如此相似。与此地的艳俗艺术旨趣相合。有评论家认为，中国艳俗艺术所受的直接影响来自美国的杰夫·孔斯。杰夫·孔斯的作品所用媒介花哨无比，无论是陶瓷还是装置，都晃眼地浮华，他毫无掩饰地直接在作品中呈现性、金钱等世俗欲望，并声称他就是要带领大众走向庸俗。他的合作伙伴是位深领其要义的性感女郎，以各种形式与他一起演练性交。后来他们结为夫妻。这位女郎以艳俗为旗帜竞也在意大利竞选中当选国会议员。杰夫·孔斯的作品浮华得让人肉麻，生厌，倒不无对成熟中产阶级循规蹈矩的模样和趣味的消解和颠覆，不无对粗俗生活的装点和鼓吹。如果说艺术家也被划归为知识分子的话，孔斯算是彻底脱掉了这身衣服。然而，他还是要办展览，还是要以艺术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他的作品也是卖给成熟中产阶级。有记者在他的一次成功展览之后问他，如何解释这种作为中产阶级的收入，他说：坐飞机的头等舱，与某某要员某某大企业家某某名人共享，那种感觉很舒服，而这是要钱的啊！

对比之下，中国的艳俗艺术试图摆脱的是精英意识和直接批判的语言模式，以一种低姿态的角度对世态作出评述，甚至如徐一晖所言，试图对知识分子身份作出反讽。李路明在一次关于艳俗方式的对话中谈到：“以前的作品有点为少数人服务的味道，这两年调整到为大多数人服务的轨道上来，希望为大众创造出喜闻乐见的作品，希望少一些形而上，多一些形而下。”姿态不可谓不低。当谈到他的作品《中国手姿》时，他禁不住又说，重要的在于提示出“弘扬民族文化”与推广“高雅艺术”在现实中出现的尴尬境地，也可提示出中国式艳俗文化的特定背景。

尽管艺术家们在做如此努力，但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还是能明显地看出“精英”的面貌。艳俗艺术在杰夫·孔斯和中国艺术家中虽有不同的指涉和定位，但是两难的境地却不分强弱。或许如台湾批评家石瑞仁的分析，艳俗艺术家试图挑战的课题就是怎样把那些艳俗的成份淬提出来，让它们由现在的肉麻变成另一种真真的“有趣”。果真如此的话，艳俗艺术家们依然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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