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馅饼以外还有别的”

（文 / 卞智洪）

记：旋律涉及一个大众接受程度。新专辑出来后，我问过一些听众，他们觉得听不清；包括你在外地开演唱会，他们不是也表示喜欢听老歌吗？

崔：国情和听觉文化、港台流行不应该分开谈吧。所谓旋律不是港台歌吗？听西方乐队不也是听旋律化的几个乐队吗？西方实际上也有各种风格。我没必要为照顾谁去旋律化，现在我就没有感觉去写旋律。而且，旋律给我的感觉还是有点过时了。我不太喜欢别人问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那样。

记：不是想干涉你做什么样的音乐，而是希望你跟许许多多的听众沟通、交流一下。

崔：做音乐我已经很努力，但很多问题是有挑战性的。我为什么喜欢节奏，因为节奏是从身体里来的，我演唱时会带有激情，让我有劲儿，我的音乐更有表现力量。如果没有力量，那就是一个现代情歌吧。情歌我也会写，而且是写真正的情歌，写自己，不写别人的情歌，不编别人的故事。

记：你的音乐对社会有较强的批评性，那么以前政治和性这两方面对人压抑比较明显，现在这种压抑好像不那么明显了，你……

崔：谁说的？谁说的……我觉着开玩笑，很多人都在开玩笑，我觉着睁眼说瞎话，要不然就是人家都忙着吃馅饼没时间想别的。馅饼天上掉下来的，好像是时髦，实际上都在吃馅饼。这馅饼不是我们争取来的。

记：大概10年前，青年人听你的歌，最感兴趣的是那种张扬的个性……

崔：不是张扬的个性，真正给你带来的应该是一种刺激，刺激你对生活更高的要求。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没有。天上突然掉下一个馅饼，大家都忙着吃馅饼，没时间想别的。谁要不吃这馅饼谁是落后的，谁是过时的。

记：现在大家都忙着去吃馅饼，你觉得是一件没劲的事儿？

崔：如果我给你这种感觉，说抢吃馅饼是丑恶的，那我没给你说清楚。目前来说，大家根本没意识到馅饼以外、以后的东西还存在。现在天上掉下馅饼，往我们嘴里、眼晴里打，这社会就变了吗？做艺术是做软件的，如果你不适应硬件，你就玩不转，因为你没法调整硬件。我觉得真是像开玩笑，甚至一些有知识的人，曾经有过思想的人，说出同样的话，我真觉得他们有些像《混子》那样，“过去的理想如今变成工具了，刚挣了几个钱儿我看你比世界变得快多了要么是漏馅儿了”。

记：很多人希望能在你的声音里听到一种建设性的东西。

崔：如果你发现我这里面没有了，你应该批评我，反问我，给我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是做了特别大的努力。

记：摇滚是对社会很直接、很真实的一种反映。你现在交往多不多，对年轻人了解多不多？

崔：年轻音乐家多一点，别的年轻人少一点，你不可能让我去理解那些成天坐办公室的吧。除非我开一个办公室，成天盯着他们，看看他们到底怎么工作，怎么玩，怎么进步了。（笑）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最重要的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这块土地上、没有纵向没有横向坐标的情况下，本质的一种能量，本质的一种建设。你们这么大、我们这么大和一些更老的艺术家，只要是做艺术的都是一样的。我们被贝多芬震撼过，被柴科夫斯基震撼过，我们被巴尔扎克震撼过，你能说他们过时了吗？我现在依然被他们震撼。因为他们要的东西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他们描写的是我们想描写的东西。

不要轻易谈论时尚，这个时尚一有坐标以后你就发现自已不是艺术家了。没有坐标，就是单向的冲动。这个社会，小完美，我们就要建，这是艺术家的职责。我要是坐在电脑面前，当然'了，我的不满足肯定释放在我这个月一块钱，我下个月要一千二，我明年要两千；我要把老板给我的工作干得百分之百，百分之二百得好，我才能晋升。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应该这么做。

但你面对的不足这样一个人，他想说的问题也不是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地说，西方的东西给我们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系统，我们用吧—他们首先是给自己建立的，通过他们自己的工程师、他们自己的艺术家建立起来的，说我们是在享用而已。这个馅饼如果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是从西方来的，小是我们做出来的．，可是在他们系统里产生的音乐也成了我们的音乐，我们快成了郊区了。你要真的是高兴的话，真的是谈论尊严的话，应该想想这个问题。你应该多看看中国电影，被中国人震撼一下，听听中国的歌，鼓励中国的艺术家，谈论为什么别人能写出这么好的歌，我们为什么写不出来。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感到人生是美好的，你不一定要听着别人的东西，空谈市场。那是因为你没忙过来你还没消化，腮帮子还在搅动呢，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个味道是什么！

记：你对自己的位置怎么看？你对自己满意吗？

崔：如果我对自己满意的话，我就没什么欲望了。一个人想睡觉，一张床就够了；想打乒乓球，没一个案子就够了；想打蓝球，又得扩大。看你的欲望有多大，想打什么球，这辈子想玩什么，想上什么样的舞台，跟什么人说话。我觉得美好的世界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工程师不断地努力建设，艺术家不断地想象，还有很多其他的行业去完善。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想象力就会被不断地覆盖住，被控制住，想象力变成了一种依靠，艺术变成其他产业的附庸，一种被动的产业。

我觉得现在的艺术产业就是这样，甚至可怜，真正创造性的东西没有！那么多人专院校哪个有艺术系？真正关心艺术的人有多少？关心的全是事儿！谁走红了，谁出令集令。我当时《一无所有》成功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把市场覆盖住了，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时髦。真正的问题在后面，时髦的东西好像是真理，人们把这种真理强加于我现在，认为你为什么跟那时候不一样了。因为那时候有覆盖性，现在没有了。现在我真的是往前走，但别人小相信这个，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那好吧，我老了，你们去享受生活吧—说难听点是吃馅饼，说好听点就是“去享受乍活”吧。

记：你肯定也希望大家听到你的音乐，你的演出机会多吗？

崔：演出的制度、操作等一系列问题非常复杂，可是如果目前第一步开不了，审批制度不改革，演出行业起不来。没法投资，没法进设备，没法创造设备：按道理说流行音乐是很重要的，流行音乐是一种经济，像麦当娜、杰克逊是美国工业的一部分，他们从音中表现出社会。中国流行音乐也应该是这样，但它恰恰还不如我们摇滚。摇滚无意中还能唱出点什么，还能用一些最好的设备。我觉得流行音乐基本上就是说相声似的。何谈工业？何谈时尚？谈什么现在好极了，什么生活……比蜜甜，做音乐的人连这种东西都不懂，凭什么谈？我觉得有点可笑，我觉得是在腐烂当中尝到了一种醉意，说出一些这样的话，—实际上是腐烂中的一部分。臭大粪上还能长出花来呢。（笑）

记：现在唱片工业……

崔：唱片上业再差，也比演出工业要好。你看有多少个唱片公司，多少个录音棚？录音棚全满着呢。没有歌和没有好歌是两回事儿，就像没有钱和没有足够的钱是两回事儿，可是演出业呢，连产量都上不来，别谈质量；除了古代的和国外的，有流行音乐会吗？有民营演出公司吗？你看看多少个体育馆卖家具就知道演出业的现状了。

记：你认为有改变的途径吗？

崔：大家的要求。什么叫媒体？媒体就是双方—A知道B，B知道A，现在媒体不是这样，现在是半媒体，上面根本不知道下面，知道吗？我们的要求他知道吗？可能现在情况刚刚开始好起来。可以知道外面的，可以知道过去的，但是就是不知道现在的。让上边的人知道现在的人到底怎么想，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你要说多了认为你是煽动。主编怕丢乌纱帽，砍掉你的文章。所有的记者在外面是爷爷，回去都要看主编眼色。谁也不说一个真正的记者的人格责任，我看到我写的东西就要发，有吗？有几个记者这样？有几个记者不吃当事人的请？

记者的尊严在哪儿？记者的尊严是舌头，我就说我想说的话，这是我要对读者负责任的。跟我做音乐一样。

记：你怎么看新的一批音乐人？

崔：有很多人很努力，有很多人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干什么。一代会比一代强，但这一代到下一代之间的节奏、跨度就很难说。如果我们每代人对下一代都不负责任的话，跨度会更长一些。所以我希望谁也别装潇洒，谁也别装深沉，都该做点事，就为建立一个音乐教育制度，最起码加强音乐教育。没有音乐教育，哪有音乐教育？—除了音乐学院。没有普及的音乐教育，光有尖端的音乐教育，这造成什么结果，就是音乐学院招生都招不上来，我们那时候多少人考，考不上去啊。听音乐的人对音乐的要求完全变质，这都是病啊。

记：需要慢慢调整。

崔：那你就再等馅饼掉下来吧，这么年轻你不要求哪成啊。

记：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具体可行性的东西。

崔：可行性的东西就是要求。没有比要求更简单的，伸着手要饭一样，要求，呼吁音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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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进了盒带变得单薄无助，似乎不干他人事；铿锵的言辞在书面上同样失去节奏与力量。但我们仍希望从这篇专访中能看到崔健指出的一些问题，看到一个真正的崔健 艺术音乐